我的名字叫玛丽·泰伦斯。以前，人们管我叫艾米·查尔斯。可是五年前，我刚到这个土著儿童收养院，他们就给我改名换姓。那时候我才五岁，今天是我十岁的生日。你是罗斯院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在这儿管事儿，又像我的妈妈。我是她最喜欢的孩子，每逢我过生日，她总要送礼物。她特别喜欢我，让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别的孩子都长。你知道吗？这个收养院的孩子长到十岁，都得离开。大多数女孩儿去库塔蒙德拉女童收养院，男孩儿去金切拉男童收养院。不过，只有皮肤最黑的孩子们才去那些地方。浅肤色的孩子们去孤儿院，比如帕拉马塔、卢坦达和温特沃斯福尔的伯恩赛德孤儿院。这些孤儿院收养失去父母的孤儿，不只是土著小孩儿。我就不同了，收养院让我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帮助他们照料更小一点儿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收养院就是自己的家，不想再跑到伯恩赛德或者“库塔”——他们管女童收养院叫“库塔”——再“建”一个新家。还有一些孩子甚至到陌生的白人家生活。说来好笑，去白人家的孩子皮肤不黑，都是些肤色比较浅的小家伙。也许因为，肤色浅的孩子更容易适应白人家庭、学校，或者别的什么和白人有关系的玩意儿。
我的皮肤是浅褐色的，院长管我叫“咖啡色小公主”。我满头长长的深褐色鬈发，还有一双褐色的眼睛。我们这儿有的孩子皮肤颜色的的确确很深。我想，他们一定是晒太阳晒得太多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按照肤色由深到浅排队，好弄清楚哪个孩子应该去哪种收养院，谁又可以被白人家庭收养。我们这些小孩儿对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不过，既然院长像妈妈一样，她一定知道怎么做对我们最好，是吧？
我最好的朋友是玛伊，和我同岁。院长叫她“巧克力小公主”，因为她的肤色非常黑，长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和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她笑起来很滑稽，声音很大。她紧挨着我睡，我们是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我想，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罗斯院长说，我应该把每天做的事情都写在你上面。我做的事情可多了，我会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这样一来。你就是我新交的知心朋友了，我心里的秘密你都能知道。不过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明天再写吧。P3-4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中，文学翻译对两国文化和文化历史的相互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妮塔·海斯撰写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为中国人民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他们看到七十多年前，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常感紧张的关系。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原住民女孩五岁时和家人分离，后来到悉尼一个非原住民家庭生活的故事。通过这部小说，读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以及“被偷走的一代”经历的痛苦、忧伤和巨大的损失。
李尧教授翻译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捕捉到了这个独特的澳大利亚故事的精髓。三十多年来，李尧教授一直致力于把澳大利亚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工作，翻译了澳大利亚重要的文学作品。《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是他继翻译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树叶裙》、《镜中瑕疵》，托马斯·肯尼里的《内海的女人》，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亡命天涯》等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之后的最新译著。李教授通过他的翻译向中国读者准确地反映出澳大利亚文化和文化史的多样性。我非常荣幸地借此机会感谢他的工作和奉献。
2008年，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高兴地授予了李教授“澳中理事会奖”，以表彰他对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2011年5月17日
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白人政府对土著人实行同化政策，将土著儿童强制从亲生父母身边带走，送到收养院或是白人家庭中生活，并禁止他们与自己的亲人联系。这些儿童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玛丽·泰伦斯，一个五岁时被从亲生父母身边带走送到收养院，后来又被白人家庭收养的土著女孩在她十岁那年的日记中，用纯真的语言、稚嫩的表达苦苦追问自己的身份，思念亲人朋友。她为我们揭开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黑暗、隐秘的伤口，展现了人性的尊严、乐观的精神和无畏的勇气。
安妮塔·海斯编著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英文版出版后，引起了世界性关注，不仅入围2002年新南威尔士历史奖、被节选入澳大利亚小学教材，而且被迅速译为法语、西班牙语出版，成为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国会向土著人道歉的先声。在《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中译本出版之时，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又特地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
在数百万中国人移民、留学，或常驻澳大利亚的今日，当我们身边几乎每个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亲友生活在彼处的时候，当国企动辄斥资百亿收购澳大利亚资源企业却屡遭阻击，引起投资市场震荡的时候，南半球那片赤色大陆已不再是中国人无关痛痒的遥远异域，而是深刻楔入现实生活的元素。
安妮塔·海斯是澳大利亚当代最具才华、最高产的土著女作家、诗人、社会评论家，一直坚持捍卫土著人的权利、文化和历史。安妮塔·海斯编著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用一个十岁女孩日记的形式，再现了非主流族群在白人政府下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