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作者（萧扬）以纪实的笔调，讲述了张闻天在新中国头十年里，先后担任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的工作经历，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具有深厚理论建树、睿智而不失原则的外交家，以及清廉刚正的共产党人形象。记述了张闻天对中国外交事业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作者（萧扬）以亲历者的角度及感受、平实而又饱含情感的笔调、精要而又生动的史料，阐述了张闻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十年间（1950年1月到1959年8月）外交生涯的方方面面，以及他对中国外交事业作出的极为重大的实践和理论贡献。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曾长期蒙垢却襟怀坦荡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学养深厚而虚怀若谷的理论家、具有世界眼光和饱含民族复兴激情的外交家的生动形象。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由学林出版社发行。

开头的话

1 走上外交岗位

 从未到任的常驻联合代表

 资望有余，授权有限

 个人志趣服从调令

2 外交不搞世界革命

 中国外交的头十年

 两条不同的外交路线

3 在驻联合国代表团

 朝鲜战争：如何对待参战、谈判和停战

 联合国：争取加入还是闹成僵局？

 早日同西方国家建交，还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4 在驻苏联大使馆

 服务国内建设——驻苏联大使的工作主轴

 驻外使馆的工作重心不是交际应酬

 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前敌总指挥”

 “答复请示制度”

 信赖苏联外援，质疑苏联模式

 狭隘民族主义的坚定批评者

 涉及反对个人迷信的两件事

 参加日内瓦会议

 生气勃勃的使馆调研工作

 那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

 旧豪宅里的风俭之风

5 在外交部：外交政策思想

 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

 和平共处vs输出革命

 温和，理性，开放和国际合作

 和平共处实践的成功总结

 新的理论概括——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之一

 对印尼的观察——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之二

 争取长期和平其处不动摇——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之三

 在中苏裂痕初现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一

 批评大国主义和骄傲情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二

 既要团结合作，更要独立自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三

 如何认识和对待南斯拉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四

 对美国：斗争中也要谋求缓和——关于西方国家之一

 如何认识英美矛盾的两次争论——关于西方国家之二

 对特殊中间地带的分析——关于西方国家之三

 关于外交中的政治和技术

6 在外交部：内部工作

 “改进”内部工作

 与同志们相处

 外交领域的理论研究

 总的口号：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主持肃反：纠“左”

 “挂帅”反右：保护右派

 加强对驻外使馆的领导和帮助

 艰难的礼宾改革

 节约和清廉

 最讨厌利用特权为亲属谋利

7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

 以世界眼光研究外部世界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研究工作的内行领导者

 抵御运动“左”的冲击

结尾的话

后记

张闻天，这个历史上长期蒙垢的人物，经过1979年平反后30多年中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其本来面貌逐渐得到恢复。人们知道他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并在一段时期内，对中共中央工作“负总的责任”，任内领导实现了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知道他坚持真理，在庐山会议上直言蒙冤，在“文革”流放的艰难条件下撰文批判“左”倾路线。这是一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导人，他的真实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重新显现：他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正确决策；他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善于团结干部，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他敢于担当，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骄不馁，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办实事，讲实话。

但是，并不是张闻天的所有业绩都已经为人们了解或认同。例如，对于他在外交岗位上的作为，许多人就不甚了了。其实，他在外交岗位上工作了十年(准确地说，是九年六个月又二十七天①)。这十年占他一生的七分之一强，占他从入党到逝世的全部革命生涯五十一年的近五分之一，比起他所曾从事的任何其他工作(无论是在中央负总责，还是在中央的宣传教育部门领导工作，或在东北领导地方工作，甚或后来在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时间都要长，只比他“文革”被斗被流放的时间略短一些。在这十年中，张闻天所担任的是未曾到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驻苏联大使，以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由于工作的性质以及中央的有限授权，张闻天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他在外交岗位上对全局的影响，显然不如负责党中央工作的那些年。尽管如此，他在外交岗位上的十年仍是卓有建树的十年，是可资记述和应该记述的十年。他的外交政策建议和推行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努力，他对新中国外交机关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所作的贡献，他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业绩，以及他在外交工作中展现的风格，都使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一个不能也不应避开的人物。

在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的十年中，我有九年在他领导下或直接在他身边工作。1951年张闻天出任驻苏联大使，我那时任职的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即归他领导。他的领导不是一般大首长式的原则领导，更不是甩手掌柜式的等于没有领导的领导。他曾亲临远离莫斯科数千公里的阿拉木图，住在领馆现场考察了一个星期。他没有要我们做正儿八经的汇报，但是平日接触中向我们提了许多关于当地情况的问题，其中不少是我们没有留意或知之不详的。结束考察之前他同领馆全体同志谈话，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对当地情况的调查研究上来。在他来领馆以前，我曾就苏联对哈萨克19世纪同俄国关系问题进行思想批判的情况整理过一个材料，由领馆报送使馆。那时没有电脑，领馆也没有打字员，材料复写了25页，用纸很薄，字迹也不清晰。张闻天居然仔细看了，画了许多杠杠、钩钩，还作了批语，号召大家注意和研究苏联的动态，还给领馆发来电报，表扬这份材料。这次在领馆，他又对我说，这类材料有启发，类似工作还要继续做。

1953年11月，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因为业务量太少而撤销，我奉调莫斯科驻苏使馆，从此在张闻天直接领导的单位里工作和生活，同他有了更多接触。使馆的空气紧张而热烈，充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大家的情绪高昂而舒畅。张闻天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和处理日常对外工作的同时，对使馆的内部工作也抓得很紧。他同我们一起参加学习讨论会，一起打球跳舞，一起散步聊天，定期向全馆同志布置总结工作。我在研究室工作，研究题目的确定和研究报告的撰写都由研究室主任何方指导，但是每一篇报告都由张闻天修改审定。大家在使馆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见他的身影，都感到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团结、带领我们前进的一员。

1955年1月，张闻天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从那时起，我当了他的秘书。白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晚上，住在他的小院里。星期天，他常约外交部一些单位的负责人一同散步闲聊，我常随行。他主持的各种会议，常由我做记录。部内外各单位送他审批或传阅的文电，一般我先过一下手，对一些略欠成熟的文稿尽我所能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联系，也是我的经常任务。他到外地视察或开会，我也常随行。但是，像帮助起草或修改重要文稿一类高一级的秘书工作，则主要是由何方担负的。何方虽然职务先后是外交部办公厅的专员和副主任，却做了许多张闻天秘书性质的工作，堪称张闻天的得力助手。尽管如此，那些年我确实在张闻天“身边”工作，接触到他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了解他的思维习惯和方式，受到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风的感染，而且对他自然而然地怀有一种崇敬而亲近的感情。P1-3

写这本书，一是因为我自认为有此责任，二是因为我有此冲动。

在张闻天研究中，外交领域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2000年在纪念张闻天100诞辰的研讨会上，我曾讲过这层意思。我说，我们在外交战线工作过的同志，尤其是我，努力不够，应该检讨。张闻天不仅是一般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党史上被掩盖的业绩真相正在逐步恢复，在外交史上情况却大不一样。在外交界，他是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这不单纯是对张闻天个人有失公正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外交经历的崎岖，从而使它走好今后道路的问题。我觉得，我当年在张闻天身边的亲见亲闻亲历，以及这些年学习张闻天的所感所悟所得，应该在我有生之年写出，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张闻天是我敬重的长者，是我在革命队伍中接触过的各类人物中最为敬重的长者。他睿智而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在主持会议时总是能够很快概括七嘴八舌的讨论，将问题深化。他博学而不张扬，沉稳、温文尔雅，嘴边常带微笑。待人处世，处处表现出平等精神。对待身边工作人员总是十分随和，而且爱护有加，从无疾言厉色。据说李维汉在延安整风中说过，博古使他敬而畏，洛甫则使他敬而爱。敬而爱，也可以再贴切不过地说明我对张闻天的感情。我在他身边工作，像是有一股力量召唤我，鼓舞我，促使我将工作做好。做好秘书工作，是我自己的追求，我心情愉快，绝无在某些环境中的那种被驱赶甚或被胁迫的感觉。1959年的风暴来临，我强令自己完全颠倒对张闻天(以及我同他的关系)的认识和叙述。然而，语言可以变化，有时甚至自己也认为认识有了变化，感情却不会真正改变。多年工作生活交融中孕育的感情，已经渗透在全部神经和血液里。它是深层的、真实的。强令改变只是使它埋藏得更深，反倒使我遭受心灵的煎熬——同样埋藏得更深的心灵煎熬。张闻天平反，我的心头枷锁、感情闸门被打开。扭曲既已抚平，我希望复原张闻天，希望这一工作彻底到位，我愿为此尽我所能。这是我感情上的要求，这种感情比要为我对张闻天所犯错误补过的心情更重、更强烈。这就是我的冲动。

具体到这本书的写作，则应该感谢何方、宋以敏夫妇的鞭策和帮助。何方长期是我的领导，后来作为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我们工作小组的帮助甚大。他自己的研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对张闻天研究的事业作出了贡献。张闻天在外交领域的功绩，许多也是他最早指出，我深受启发，深感获益。这本书的写作，更是完全由他们夫妇促成。他们审阅书稿，提出重要修改意见。何方更开放他的著作，任我自由使用，笑称不以剽窃论处。

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工作小组的张培森、程中原，当年我们共同切磋，后来他们各自独立研究，成果累累。这些成果帮助我从总体上理解张闻天，也是写作这本书不可或缺的条件。小组的张青叶，勤劳辛苦，访问张闻天的故旧一百四十余人，材料弥足珍贵，这本书里多处采用。这些都是我衷心感谢的。

我的兄长和挚友罗焚、朱烈、倪立羽、周阳、袁世垠、田大畏、荣植、张再、薛谋洪、宋明江看了部分或全部书稿，或者提了意见，或者给予鼓励。老同事钱萃“友情出演”，为书稿做了专业水准的文字校订。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深切感谢学林出版社总编辑刘文祥，对书稿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他的决断和坚持使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