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庇古的测量方法，其标准基于他所计算的经济产出。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在一定程度上检视“在现有的法律系统之下，以何种程度让利己主义自行其是；最有利于国家资源的最有效分配，最有利于让所有国民分得最多的红利，有哪些可行的国家行为可以用来改善‘自然的’倾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庇古使用了边际的概念，而边际的概念是马歇尔分析系统的核心。这种方法使庇古能够在边际效益一边际成本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其中两个关键分析构件是社会边际净产值和私人边际净产值。庇古将前者定义为“用于特定用途或特定地方的资源的边际增益带来的有形物资和客观服务的净产量，无论这部分产品由谁获得”，而私人边际净产值的概念类似，它包括这个人在自己投入的资源的特定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两者构成了纯收益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某种情况下社会获得的纯收益和资源的拥有者获得的纯收益。这还只是用实物计算，净产出的价值则根据这些实物产品的市场价值计算。
马歇尔、杰文斯(Jevons)和其他学者认为，经济主体的利己主义行为会引起私人净产出的平均化。而庇古指出，只有当社会边际净收入通过各种社会资源的调配使用，达到均衡状态的时候，国民红利才能最大化。这两个条件的潜台词是，只有国民红利可以被最大化，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只有所谓相符或不相符——当私人边际净产值和社会边际净产值相当的时候，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才相符。这导致庇古开始研究，市场的力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带来这种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什么样的环境能够决定私人净产值和社会净产值是否一致，或两者间的分歧大到何种程度。庇古说，当这样的分歧出现的时候，作为潜在政府职能的矫正措施就可以被启动，庇古说，“正常经济进程中的特定干预行为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国民红利”。
私人净产出和社会净产出不符的第一类分歧是，一些有能力进行投资以促进社会福利、增加社会收入的个人或机构没有为此投资，或投资的数量并未达到最佳投资额度，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在投资回报中获取足够的份额。这种情形在农业租赁关系中常常出现，租户们几乎没有动机为改善土地状况进行投资，因为一旦租期结束，他们很有可能没有机会收回投资。
同样的，当私营公司获准去经营“公用事业”的时候，他们进行设备改造的动机随着合同期满后工厂被移交给政府而得不到任何赔偿的可能性的增加而减小。庇古注意到，这种投资不足的结果可以通过协商或附加关于补偿的合同条款等方法得到缓解。
然而，事实上，庇古认为，这种仅靠私人投资的解决方案不足以保证最佳的投资水平，他建议通过法律进行更充分的调节，对用于改进生产效率的资本支出进行补偿——既适用于政府和私人经营者，也适用于地主和租户。
庇古认为的第二类的分歧是就长期的学术影响而言最重要的，即外溢效应。这种分歧在以下情况下发生：
当一个人A在为另一个人B提供某种报酬已经支付的服务的过程中，顺便对第三人提供了某种服务或造成了某种伤害，而且又不能从受益方获得报偿或者对受害方支付赔偿。(1932：183)
这就是外溢效应的经典场景，庇古将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通常被称作正面的外溢外部效应，它带来的边际个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因为它给第三方提供了附带服务，而且在技术上很难向这第三方索取报酬”。庇古举出了一系列事例，比如灯塔、公园、道路和电车轨道、植树造林、街道照明、减少污染，以及科学研究。P80-82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机制相当于一只看不见的手，这种机制能成功地约束人们自利的行为，自18世纪后期以来，斯密的这种理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政策争论的中心……梅德玛《捆住市场的手》中详细描述了从斯密的年代到现代200年间，人们就他的理论进行的争论……我向读者强烈推荐《捆住市场的手》。
——R.B.埃米特，《选择》杂志
《捆住市场的手》向读者介绍了自古希腊以来(特别是自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福利的演化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同时……我发现《捆住市场的手》也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优秀著作。在福利、市场失灵和国家作用等诸多问题上，不同年代的人在不同角度上对福利的理解和评价的确能给当代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黛安·科伊尔，《开明经济学家》
这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它既涉及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又引人人胜，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枯燥。
——彼得·格鲁尼维根，《经济史回顾》杂志
这是一本引人人胜的好书。《捆住市场的手》有以下优点，有趣、博学、公正、文字流畅。总之，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很多。
——丹尼斯·奥布莱恩，名誉教授，英国杜伦大学
这是一部能使许多读者产生兴趣的简明易懂、观点清晰的著作。它甚至能吸引一部分通常对历史不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梅德玛在书中详细讲述了，经济学家对利己主义的不同态度，是怎样改变人们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认知的。
——罗杰·E.贝克豪斯，英国伯明翰大学
对政府的经济角色的分析注定永远继续下去，并把社会上每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考虑到其中。前古典时期的评论家试图寻找协调或限制利己主义行为这一基准效应的方法，而且他们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亚当·斯密和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和谐的自然体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同作用可以令市场在受到较少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动运行。边际革命以及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揭示出，市场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地进行协调，而国家却能够成为一种有力的协调力量。以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为首的相反的思潮则显示，利己主义行为也同样可以影响到政府的运作，这会导致和市场失灵类似的政府失灵。
这并不是说，20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又完全回归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事实上，两者差别很大。正如我们看到的，政府和市场都会出现效率低下的情况。而对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经济角色这一问题，标准的观点是，政府的经济角色是不固定的。关于政府和市场何者更有效率这一问题，看法也因人而异。有些人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更大，另一些人认为政府的局限性更大。
在当代经济学著作中，个体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这一观点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很多经济学家们开始怀疑效用理论以及更注重实际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准确性。但这种质疑在专业实践中却没有造成影响，至少在主流中没有造成影响。近年来经济学实验涉及对科斯定理的检验——这使得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检视他们用来支撑自己理论的人类行为。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都为人类如何做出选择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诠释，其中一些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尽管这些新的诠释、分析和预测个体行为的方法对旧理论带来了挑战，但这些新方法并不否定也并不试图反驳利己主义对个人行为带来的驱动力。它们认为选择的过程远比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分析中用到的理性行为模型要复杂得多。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开发出了一个标准化的需求——供应分析工具来分析商业社会。他通过分析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费者以及追求利润的生产者的行为建立起这个工具。马歇尔本人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者，因此他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考虑像他一样的人，考虑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行为体”。他这样区分经济学和非经济学，他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经过自己考虑，弄清各种选择的好处和坏处之后进行的选择”。
马歇尔认为，人类的行为不仅仅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很多时候，人类的行为是由“习惯和风俗”决定的，“有时候人们不经过算计就会行动”。当然他也同意，很多和生意有关的事务中，习惯和风俗实际上就是充分分析各种不同行为的益处和害处之后得到的产物。
如果事实就像马歇尔和其他当代行为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计算不能概括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么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化结论和对于政策的预判就不像人们原以为的那样具有确定性。因此，马歇尔将经济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明确划分开来。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结论并不像万有引力那样，只要满足几个有限的条件就可以做到绝对正确。经济学的理论是对于趋势的判断，不能保证绝对正确，如果我们分析的不仅是经济事务而转向社会问题，那么所得到的结论的准确性会更低。
马歇尔认为，“在社会法则中存在可以完全用价格来衡量的主题i也存在几乎和价格无关的主题，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渐变。而那些几乎和价格无关的主题无法像经济法则那样精准”，经济法则也不可能像物理定律那样精准。(1920：27)
利己主义、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之间，也同样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钟摆一直往复摆动。如果说历史可以揭示未来，那么继最近兴起的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的研究方法之后，也许跟随而来的是一种更加具有干涉主义倾向的思想。而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都会拥有铁杆支持者。会有人认为几乎不存在市场失灵，而政府失灵是普遍存在的；也会有人认为市场失灵是无处不在的，而政府则能根除一切弊病。但到现在为止，多数人似乎更同意一个相对比较中庸的观点，就像科斯一样，认为看不见的手或是看得见的手都不是万灵药。过去两个世纪中争论的结论是，这只手是一只犹豫的手，而且越来越游移不定。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
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将个体对私利的追求转化为社会总体利益的。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利己行为的社会影响的激烈讨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是有益的，政府管控比自由放任更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亚当·斯密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在他写作《国富论》几十年之前，文森特·德·古尔奈(Vincent de Gournay)、皮埃尔·德·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bert)以及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都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相同的看法。
但亚当·斯密却是第一个为自己提出的观点建构出一个分析体系的人，这个体系声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后来的许多辩论都是围绕这一分析体系展开的。
认为人们按照利己主义规则行事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利己主义的假设从内容到形式都经历了巨大变迁，至今在经济分析中仍处于核心位置。对经济学不了解的人会将利己主义等同于自私，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说人们只关心自己或者他们是贪婪的，他们普遍的看法是，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下，人们会做那些他们认为会给自己带来最大幸福的事，而商人会做的事则是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润。的确，有许多不同的表述形式，例如，人们“似乎”总在追求自身利益；人们“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形象的说法是，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智，像一台能精密计算收益和成本的计算器一样，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利益。所有这些说法的相同点是，利己主义是个体行为的一种驱动力量，而这从古典时期以来就是经济活动分析中一个需要考虑的层面。 综观经济学思想史，对于利己主义行为影响力的分析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讨论一直是紧密相联的。利己主义和政府作用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担心，利己主义行为被市场引导着，有时候它产生的结果并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而政府应该主动采取行动，消除利己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对利己主义行为产生的效应作出回应，现代经济学家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分析政府的经济角色，研究在何种情况下，利己主义行为能产生“最佳效应”或者说有效率的结果，何种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失灵”。利己主义行为、市场以及理论上政府应该发挥的经济作用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持续了超过百年的时间。本书将对这段历史中某些重要的方面进行回顾，特别是19世纪以后人们关于利己主义和政府作用的讨论。
在19世纪前期，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对利己主义行为对社会福利可能带来的影响感到不安，并将国家干预视为唯一的解决方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斯密倾向于认为，利己主义行为是有益的。在亚当·斯密看来，个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往往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福利，而政府的干预往往于国家利益相悖。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完善了亚当·斯密的假设，但他们的主要思想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市场通常是高效率的，能够协调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到19世纪中期，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不同的看法。尽管还有很多人对于国家帮助改进市场表现的能力持悲观态度，但政治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看不见的手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引导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利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对于市场效率的疑虑增加了，而对于政府能力的怀疑减少了——到了20世纪中期，正统的经济分析中充满了大量关于市场失灵的讨论，以及政府看得见的手将如何导致效率的提高，而这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所无法办得的。
20世纪后半叶，情况又发生了改变，这一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之前强调政府作用的正统经济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一思想的先驱是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首先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利己主义行为在政府中同样存在，利己主义行为也存在于选民、立法者以及政府官僚之中，而与市场失灵类似的政府失灵也会由此产生。
对于当时的正统经济学观点的第二个批评是，市场的调节能力可能比多数人想象的要强。他们认为所谓的市场失灵不一定存在，也许只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法律框架，所谓的市场的局限性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反驳了当时的正统经济学提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能够改善市场表现的观点。
1960—1970年代间，经济学的范畴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内，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对市场失灵理论提出了批评。这场运动反映了经济学家群体以及全社会中越来越强化的一个观念，即利己主义行为会贯穿整个社会领域，人们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那些以前未被归于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其中心就是将经济分析用于法律和政治行为的研究，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得以更深地介入到广阔的社会问题当中。
我们可以将法律和政治规则及其产生的效果与标准市场条件下的最佳表现进行对比，对比的结果显示，人们关于市场和政府的普遍看法在很多时候是值得怀疑的。本书的重点在于讨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里，利己主义行为、市场和国家在经济分析中的相互作用。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对相关的历史背景做了一下概述，从古希腊时期到亚当·斯密所在的那个年代。本书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的介绍较为简略，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 Malthus)以及大卫·理查德(David Ricardo)等人，他们的著作已经获得了普遍承认，D.P.奥布莱恩(D.P.O'Brien)、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沃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等学者已经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无须赘述。
接下来的讨论集中在本书主题的近现代史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扩充了市场失灵的研究广度；关于政府修正市场失灵的能力，也出现了越来越乐观的声音，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于剑桥学派的西德维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庇古(A.C.Pigou)；随之而来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更复杂的分析。一群意大利的学者发展出了一套经济政策分析方法，其中也涉及到政治程序理论；之后科斯对皮谷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提出质疑；之后是公共选择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接下来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演变。
公共选择分析和法律经济学成功地将利己主义这个因素引入政策制定领域——前者说明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后者则讨论了假如市场失灵不可避免，那么法律系统应该如何促进市场的顺利运行。
本书主要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分析了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可以做出的反应。事实上，在宏观经济领域，也有对应的理论：在古典主义时期，法律是自由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于政府干预的看法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皮谷的福利经济学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而理性预期理论的兴起以及同时期结果不变的理论使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逐渐向不干预政策倾斜。
鉴于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稳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本身就是对经济不稳定和分配失衡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反应，这种遥相呼应的情形发生得相当自然。
当我们审视经济学理论的历史上人们对于利己主义行为、市场和国家这三者反复不定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并不能认为上述问题就是全部内容，还有很多在本书中被略去了。
事实上，关于利己主义行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近两千年，而诺贝尔奖继续把奖项授予那些关于如何引导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使之能够促进社会总体福利的研究。
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会讲述关于利己主义行为、市场和国家之间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亚当·斯密于1776年提出了一个观点，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他宣称，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只受市场本身的调节，而不受政府的管控。这种追逐私利的行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对市场进行自动的调节，从而使整个社会最大程度地获益。《捆住市场的手(如何驯服利己主义)》这本书回顾了亚当·斯密之后两百年的经济学者是怎样挑战或再次肯定斯密的理论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代替整个社会对市场进行干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的干预最终会给市场和社会造成损害。
斯蒂夫·G.梅德玛探讨的这个主题，200年来，有可能是现代经济学领域中被人们争论最多的一个议题。梅德玛详尽地回顾了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市场失灵理论，以及随后对市场失灵理论进行批驳的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的观点。从约翰·密尔到亨利·西季威克和庇古所代表的剑桥传统的福利经济学派，再到对剑桥学派提出挑战的罗纳德·科斯，最后是重新肯定亚当·斯密学说的批评家们，梅德玛向我们详细列举了关于市场控制的各种争议。他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在边际革命之后——和亚当·斯密之前的前古典主义学者一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政府可以有效地缓解利己主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芝加哥和弗吉尼亚学派则严厉地批驳了这种观点，证明利己主义同样能够影响政府，并在诸多并不完善的替代方案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
《捆住市场的手(如何驯服利己主义)》还描写了政府是怎样一直致力于从经济上解决利己主义对公众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其采取的具体措施。
200年前，亚当·斯密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成功约束利己主义；100年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要求捆住市场的手；10年间，我们眼看着中国的市场成了利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关于市场的理论与现实何以如此充满矛盾？这只看不见的手必然导致利己主义吗？市场理论在中国还有多大的说服力？
《捆住市场的手(如何驯服利己主义)》将为你揭开谜底。斯蒂夫·G.梅德玛探讨的这个主题，200年来，有可能是现代经济学领域中被人们争论最多的一个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