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编著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内容简介：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涉猎的范围也十分广泛，特别是对传记体曾一度达到迷恋的状态。在此之前，他主要是袭用传统纪传体式，东渡日本后梁启超接受到了西方的新式传记——评传，很快这位清朝最优秀的学者开始弃故揽新，于是便有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闪亮登场。他在序例中提到英国名相格林威尔呵斥画工之言：“paintmeasIam。”并引申“言勿失吾真相也”，是以向世人展现他在对笔下人物具备了相当的知情权后所呈现出来的客观如实的著述态度。该书的写作正是其流亡日本之时，独特的政治身份使得梁启超在著述时别有一番情怀，他以新史学的眼光，还原了李鸿章这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伟大一面。正如梁氏在绪论中所写到的那样“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梁启超编著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是1901年梁启超在海外流亡期间写成。他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不曾中断对几十年来中国发展大势的思考，而“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因此，本书也是李鸿章的个人传记。作者受西方史籍和文化的影响，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下笔不作隐晦，并融入自身经历和对时局的观察，故能对李鸿章作相当同情之理解、把握历史大关节；持论公允，与当时普遍品评李鸿章卖国、无能的议论不同，将李氏个人放入时代做客观评价，时至今日仍未过时。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是一本人物传记。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编后记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日：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日：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日：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士麦，叩之日：“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士麦应之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日：“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士麦良久日：“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日：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士麦又尝语李日：“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盟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日：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

西哲有恒言日：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要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日：放饭流□，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日：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P1－4

有些书，是自己读了，儿子要读，儿子读了，孙子要读的。有些书，是子子孙孙要读的。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把它编在一起，取名日“学而”。

有一些书，是百年前已出版，百年以后，还要出版，百年的百年以后还要出版的。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把它编在一起，取名日“学而”。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了，还要反复地咀嚼，就象老牛反刍一样，这就叫“学而时习之”。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了，还要践行它，运用它，用它来指导人生、社会与思维，这也叫“学而时习之”。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是要背下来的，背下来，还能触类旁通，上下求索，融会而贯通，这就叫“学而不思则罔”。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是要熟读它的，熟读它，又能学以致用，让它们的价值惠泽众生，这就叫“学而优则仕”。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熟读它，读通读透了，就当倾其所学，为他人谋幸福，为民族谋幸福，为子孙万代谋幸福。这也叫“学而优则仕”。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要读通读透它，越读会越觉出世界之伟大与自己之渺小，越读会越觉出好书之极多与所读之极少。这就叫“学而知不足”。

读书人是不可能张扬的，读书人是不可能显摆的。真正的读书人，知道其所学、其所读，永远只是挂一漏万，永远只是盲人摸象。所以他越学，越是如临深渊，越读，越是如履薄冰。这也叫“学而知不足”。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一页，就有一页的“好”，读一本，就有一本的“益”。百页有“百好”，千页有“千好”，百本有“百益”，千本有“千益”。这就叫“由学而大”。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它、背它、想它，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们混浊的眼睛变亮了，我们狭窄的视野变大了，我们憋闷的心胸放开了。这就叫“由学而大”。

经由这样的一些书，我们在“暂”中看到了那个“大”。从“一域，，里读出那个“全局”，从“一时”里读出那个“万世”。经由这样的一些书，我们上达“可久可大”之境。这也叫“由学而大”。

“学而”的第一义，日“学而时习之”。

“学而”的第二义，日“学而不思则罔”。

“学而”的第三义，日“学而优则仕”。

“学而”的第四义，日“学而知不足”。

“学而”的第五义，日“由学而大”。

系此五义，而把相关的经典名作熔为一炉，取名日“学而”。

其才可敬，其识可惜，其遇可悲；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此为何人？李鸿章是也。1901年，在李鸿章逝后不久，梁启超即仿西人传记之体，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涉猎的范围也十分广泛，特别是对传记体曾一度达到迷恋的状态。在此之前，他主要是袭用传统纪传体式，东渡日本后梁启超接受到了西方的新式传记——评传，很快这位清朝最优秀的学者开始弃故揽新，于是便有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闪亮登场。他在序例中提到英国名相格林威尔呵斥画工之言：“paintmeasIam．”并引申“言勿失吾真相也”，是以向世人展现他在对笔下人物具备了相当的知情权后所呈现出来的客观如实的著述态度。该书的写作正是其流亡日本之时，独特的政治身份使得梁启超在著述时别有一番情怀，他以新史学的眼光，还原了李鸿章这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伟大一面。正如梁氏在绪论中所写到的那样“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中国历来就有替名人立传的传统。作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俾斯麦”，一百年来，为李鸿章作传者层出不穷，其中还不乏西方学者。他们或用史料钩沉，或以观点陈述。但无论何种传记，其学术造诣与历史识见都难及梁启超的高度，换言之，研究李鸿章者均无法绕开梁启超，无法绕开这本著作。故而今次将此篇名著重新整理编排，以期为读者阅读与欣赏提供方便。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粱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