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斯·赫胥黎编著的《美妙的新世界》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金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书，在国内外思想界影响深远。引用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可以通过催眠术等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一种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所有不愉快的事情。

是否，我们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是否，我们只能在混沌和疯狂之间进行选择？

《美妙的新世界》所想象的是公元26世纪的未来社会。在那里，人类分为数个“种姓”，批量产生于工业化的育婴房，经过统一的教育和训练，依照预先设定的身份去完成固定的工作和消费。在那里，人人各安其位，快乐满足，人类数百年梦寐以求的一切似乎都已实现。

  然而有一天，终于有人发现，我们并不需要如此的舒适。我们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恶……

《美妙的新世界》由阿道斯·赫胥黎编著。

前言

美妙的新世界

译后记

第一章

一幢灰白色的大楼，矮矮的，只有三十四层。门口大书：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盾式的图案上是世界国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

底楼的巨大厅堂面对着北方。尽管对夏天而言窗户外已经很冷，室内却热得像赤道。薄薄一道森严的光耀眼地射进了窗户，渴望搜索出什么苍白的、长鸡皮疙瘩的穿便衣的非专业人员的形象，却只找到了实验室的玻璃器、镀镍柜橱和闪着凄凉的光的陶瓷。对荒凉的反应还是荒凉。工人穿的大褂是白色的，手上戴的橡胶手套死尸般煞白。光线冻住了，冻死了，成了幽灵，只有在显微镜黄色的镜头下，才找到了某种丰腴的有生命的物质。那东西在镜头下浓郁得像奶油，躺在实验桌一排排擦得银亮的漂亮的试管里，向辽远处伸展开去。

“这里，”主任开了门说，“就是孕育室。”

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进屋时三百个孕育员身子都俯在仪器上。有的不声不气，全神贯注，几乎大气不出；有的则。已不在焉地自语着，哼着，吹着口哨。一群新来的学生低声下气地跟在主任身后，有些紧张。他们全都非常年轻，红扑扑的脸蛋，乳臭未干。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那大人物说一句他们就拼命地记一”句——从“大人物那里”直接受教是一种难得的特权。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对亲自带领新生参观各个部门特别重视。

“这只是给你们一个全局的印象。”他向他们解释。因为既然需要他们动脑筋工作，就得让他们了解一些全局，尽管他们如果想成为良好的社会成员过幸福的日子，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具体细节通向品德与幸福，而了解全局只是必不可少的邪恶，这个道理凡是聪明人都是明白的。因为形成社会脊梁的并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玩集邮的人。

“明天”主任总对他们微笑，亲切而略带威胁他说，“你们就要安下心来做严肃的工作了。你们不会有多少时间了解全局的。而同时……。”

而同时，从大人物的嘴直接到笔记本也是一种特权。孩子们发狂地记着笔记。

主任往屋里走去。他身材修长，略显瘦削，身板挺直。长长的下巴，相当突出的大门牙，不说话时两片嘴唇勉强能包住，嘴唇丰满，曲线好看。他究竟是老还是年轻？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或是五十五岁？很难讲。不过，在这个安定的年代，福帝纪元六三二年，并没有谁会想到去问一问。

“我从头说一说”主任说，积极的学生把他的意思记进了笔记本：从头说一说。“这些”他一挥手，“就是孵化器”他打开一道绝缘门，向学生们展示出一架架编了号的试管。“这都是本周才供应的卵子，保持在血液的温度，”他解释道，“而男性配偶子的温度，”说时他开了另一道门，“必须保持在三十五度而不是三十七度。十足的血液温度能够使配偶子失效。”窝在发热器里的公羊是配不出崽的。

他仍然靠在孵化器上，向他们简要地讲述现代的授精过程，铅笔在本子上匆匆地涂抹着。当然，先从外科手术介绍起——“接受手术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带来一笔报酬，相当于六个月的工资。”然后他讲到保持剥离卵存活、使之活跃发展的技术，对最佳温度、最佳盐度和最佳部调度的考虑；讲到用什么液体存放剥离的成熟卵。然后他把学生领到了工作台前，向他们实际展示了这种液体是怎样从试管里抽取的，是怎样一滴一滴注入特别加温的显微镜玻片上的；展示了液体中的卵子如有异常如何检查，卵子如何记数，如何转入一个有孔的容器里，那容器是如何浸入一种有精子自由游动的温暖的肉汤里的——他强调肉汤里的精子浓度至少是每立方厘米十万（同时他领着他们观看操作），如何在十分钟后从液体里取出容器，再次检验其中的东西。如果有的卵子还没有受精，又再浸泡一次，必要时还要再浸泡一次；然后受精卵便回到孵化器里，留下阿尔法们和比塔们，直到终于人瓶。而伽马们、德尔塔们和爱扑塞隆们则要到三十六小时之后才重新取出，再进入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主任重复道，学生们在各自的小笔记本里的这个字下面画一道杠子。

一个卵子形成一个胚胎，一个成人，这是常规。但是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会萌蘖、增生、分裂，形成八至九十六个胚芽，每个胚芽可以成长为一个完整的胚胎，每一个胚胎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成人。以前一个受精卵只能生成一个人，现在能生成九十六个人。这就叫进步。

“从根本上讲，”主任下结论道，“‘波坎诺夫斯基化程序’包含了一系列对发展的抑制——我们制止卵子正常发育生长。而出人意外的是，卵子的反应却是：萌蘖。”

卵子的反应是萌蘖，铅笔忙碌着。

他指点着。一条非常缓慢地移动着的传送带上有满满一架试管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金属柜，另一架试管也在逐渐露出，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告诉他们：一架试管通过金属柜需要八分钟。八分钟的X光强力照射大体是一个卵子所能经受的照射量。有些卵子死去了，有些最不敏感的卵子一分为二；而大部分卵子则萌蘖出四个胚芽；有的则萌蘖出八个。它们又全部被送回孵化器，胚芽在其中继续发育。两天后又给予突然的冰冻。冰冻，抑制。两个分为四个，再分为八个。胚芽反而分蘖了；分蘖之后又用酒精使之几乎死亡；随之而来的是再分蘖，又再分蘖——胚芽再长胚芽，新胚芽又发展出新胚芽——然后便任其自由生长，此时如再抑制，一般是会造成死亡的。这时原始卵可能已经分裂为八至九十六个胚胎——你们会承认这对大自然是了不起的进步。恒等多生，不是母体分裂时代那种可怜巴巴的双生或三生；那时卵子分裂是偶然的——现在实际上一个卵子一次能够生长为四五十个，或八九十个人。

“八九十个人呀。”主任双手一挥，重复了一句，仿佛在抛撒赏金似的。

可是有个学生却傻呵呵地问起那能有什么好处来。

“我的好孩子！”主任猛然转身对着他：“这你还看不出来？你连这也看不出来？”他庄严地举起一只手，“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是稳定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

稳定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

批量生产的标准化男性和女性。一个小工厂的人员全部由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产生。

“九十六个多生子女操作九十六部完全相同的机器！”那声音由于激动几乎在颤抖。“你们现在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引用了全球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这是了不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无穷无尽地波坎诺夫斯基化，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由同一标准的伽马们，一模一样的德尔塔们，一成不变的爱扑塞隆们解决了，由数以百万计的恒等多生子解决了。大规模生产的原则终于在生物学里使用了。

“但遗憾的是，”主任摇摇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地波坎诺夫斯基化。”

九十六个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七十二个已是很不错的中数。要用同一个男性的精子从同一个卵子生产出尽可能多批量的恒等多生子，这已是最佳成绩（遗憾的是，只能够算是次佳成绩）而且就连这也很困难。

“因为在自然状态下，要让两百个卵子成熟需要三十年之久。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稳定人口，稳定在此时此地的水平。花四分之一个世纪去生产少数几个多生子——那能有什么用处？”

显然毫无用处。但是泼孜纳普技术却大大加速了成熟的过程。他们有把握在两年之内至少生产出二百五十个成熟的卵子。然后让它们受精，再波坎诺夫斯基化——换句话说，乘以七十二，于是你得到差不多一万一千个兄弟姐妹，一百五十批恒等多生子女，全都在两年之内出生，年龄一样大。

“在特殊的例外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卵子培养出一万五千个成年人。”

主任向一个浅色头发的壮健青年招了招手——那人正好路过。“福斯特先生。”他叫道。那壮健的青年走了过来。“你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卵子的最高记录是多少么？”

“在本中心是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福斯特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他长着一对快活的蓝眼睛，说话迅速，显然很以引述数字为乐。“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共是一百八十九批恒等多生子。但是在赤道的有些孵化中心”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成绩还要好得多。新加坡的产量常常超过一万六千五百个；而蒙巴萨实际上已达到一万七千的指标。但是他们的条件优越。你要是能看看黑人卵子对新液的反应就好了！你若是习惯于使用欧洲材料的话，黑人卵子的反应会叫你大吃一惊的。不过，”他笑了笑，又说（但眼里却有战斗的光彩，翘起的下巴也带有挑战意味），“不过，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想超过他们。目前我正在培养一个惊人的德尔塔加卵子，只有十八个月时间，却已经有一千二百七十个孩子，有的已经换瓶，有的还处于胚胎状态，可仍然健壮。我们还有可能超过蒙巴萨。”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户主任拍了拍福斯特先生的肩膀，叫道，“跟我们一块走走吧，让孩子们有幸获得你的专门知识。”

福斯特先生客气地笑了笑。“乐意效劳。”便一起走了。

装瓶室一片繁忙，却节奏和谐，井井有条。切成适当大小的新鲜母猪腹膜片从大楼次底层的器官库里由小电梯里送出来，吱的一声，然后是咔哒！电梯孵化器打开；装瓶线上的人只须伸出一只手，抓住腹膜片，塞进瓶里，按平，已经装好的瓶子还没有沿着运输线走开，吱，咔哒！又一块腹膜片已经从下面冒了出来，只等着被塞进另一个瓶子——那缓慢的传送带上的无穷的行列里的下一个瓶子。

生产线工人旁边是收纳员。流水线继续前进；卵子一个个从试管转入更大的容器；腹膜内膜被巧妙地剖开，甚状细胞准确落了进去，硷盐溶液注入……此时瓶子已经离去。下面是标签员的工作。遗传状况、授精日期、波坎诺夫斯基组别——全部细节都从试管转到瓶子上。这回不再是没有名字的了，署上了名，标明了身分。流水线缓缓前进，通过墙壁上一个人口进入了社会条件预定室。P1-9

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认为，耽溺于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绪。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努力加以补救，勉励自己以后好好干；千万别老是为错误难过。在烂泥里翻滚并不是清洁身体的最好办法。

艺术也有道德，它的许多信条跟一般的道德信条相同，至少相似。因为作品不高明而悔恨跟因为行为有错误而悔恨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找出毛病，承认毛病，以后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回头咀嚼20年前的文学作品中的问题，要想把当初没弄好的东西补缀得天衣无缝，拿中年的时光来弥补那另外一个人——当初的自己——所造成并遗留下来的艺术上的缺陷，必然会徒劳无功。因此我让这本《美妙的新世界》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作为艺术品这本书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担心要纠正它怕得要重新写过才行。可作为年龄更大的另一个人，修改起来是大有可能不但改掉故事的毛病，而且抹掉它原有的长处的。因此，为了抵制诱惑，以免耽溺于艺术的悔恨之中，我宁可把它的好好坏坏一律保留，而去考虑别的问题。

可是，故事里最严重的缺点似乎至少还得提一提。那就是，只给了野蛮人两种选择：在乌托邦过混沌的日子或是在印地安村过原始的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要多几分人情味，但是在某些其他方面却照样怪诞不经。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念头：人类被给予的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和疯狂之间进行选择。我觉得这念头很有趣而且很可能是事实。不过为了戏剧效果我让野蛮人说出的话比他所受到的宗教培养所能容许的清醒得多了。培养他的是一些一半怀着生殖力崇拜一半信仰酷烈的苦修的教徒。实际上读过莎士比亚也不足以成为他可能说出那种话的理由。当然，到最后我让他脱离了清醒状态，让他重新受到身上土生土长的苦行主义控制，以疯狂的自我惩戒和令人失望的自杀做了结束。“从此以后这些人便这样痛苦地死去了”，这叫这本寓言的作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有趣，他崇拜美，他是个怀疑论者。

我今天并不打算证明清醒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倒深信它可能，而且希望多看到一些清醒，尽管我也跟过去同样肯定清醒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并为此感到难过。因为在我最近几本书里都谈到过清醒，特别是编过一本由清醒的人谈清醒，谈怎样做到清醒的文选，而又有一位著名的学院派批评家告诉我说，我代表了危机时代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可悲的症状。我认为教授先生的言外之意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代表的就是成功的可喜的症状。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是值得应有的尊重和纪念的，让我们为教授们修建一座神殿吧。那神殿应该修在欧洲或是日本某个被劫掠一空的城市的废墟上，在那古代遗骨洞穴的门口我愿意刻上几个六七英尺高的简单的话：庄严纪念世界的教育家们。SIMONUMENTUMREQUIRISCIRCUMSPICE.

还是回到未来吧……我如果要重新写这本书，我会给野蛮人第三个选择：在他那乌托邦与原始生活的两难选择之外再给他一个可能性：清醒——这个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就在一个由某些从“美妙新世界”流放出来和逃亡出来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地点在保留地附近。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是亨利·乔治式的分散经济，政治是克鲁泡特金的合作式政治，科学和技术像安息日一样是为人设置的，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它，受它奴役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而在“美妙新世界”里尤其严重）。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于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在生活的每一次偶发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或行为对于我，或尽可能多的人，追求人类的终极目标能做出什么贡献·产生什么干扰·”

在我设想的修改本里，这个受到原始人群培养的野蛮人先得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一些由追求清醒的人自由合作组成的一个社会；明白了它的性质，然后才被送到乌托邦去。这样一改，《美妙的新世界》就会具有艺术和哲学（如果对小说作品也用得上这样大的字眼的话）的完整性了。而在这两方面，以本书现在的情况看，显然是不足的。

但是《美妙的新世界》是谈未来的，而谈未来的书，无论其艺术或哲学的质量如何，它所做出的种种预言推敲起来先得有一副可能应验的样子，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现在，十五年后，站在当代历史的下坡路上的有利地势看来，这书的预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能证实或否定我一九三一年的预言呢？

我的预言的一个明显的大漏洞立即出现了。《美妙的新世界》里面没有提到核裂变。实际上这事是颇为奇怪的。因为在本书写作之前许多年，使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经成了普遍的闲谈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尼科尔甚至还写过一个很成功的剧本。我记得自己也在一本20年代末出版的小说里偶然提起过它。因此正如我所说，在“我主福帝”700年时，火箭和直升机竟然还没有使用核裂变能，就似乎很奇怪了。这个疏忽也许不能够饶恕，但至少还是容易解释的。《美妙的新世界》并不是一本为科学而提倡科学的书，它是把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东西而提倡的。它没有提起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的成就，因为觉得承认是理所当然的。它所特别描述的科学进步是指可能应用到人类身上的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未来成果。要根本改变生命质量只有依靠各种生命科学。研究物质的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应用可能破坏生命，或者让生命难以忍受地复杂和痛苦起来。它们若不是由生理学家或心理学家当做工具使用，是难以改变生命本身的自然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除非我们把自己炸为飞灰，从而结束历史。

这场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萨德侯爵自然会利用这种革命的理论来为他那特殊商标的混沌辩解。罗伯斯比尔进行了一种最浮光掠影的革命：政治革命。巴贝夫深入了一些，尝试了经济革命。萨德认为自己是真正革命的革命的使徒，那革命超出了政治和经济革命之外，是对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革命。以后他们的身体要成为大家的性财产，他们的心灵要被清洗，洗掉自然的一切礼仪，洗掉传统文明苦心培养的一切心理压抑。萨德主义跟真正有革命意义的革命之间当然没有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联系。萨德是个疯子，他那场革命的多少带自觉性的目标是普遍的混乱和毁灭。统治“美妙新世界”的人可能不清醒（就清醒的绝对意义而言），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社会的稳定。他们是为了获得稳定才使用科学手段进行了最后的、个人的、真正革命的革命的。

而同时，我们还处在也许是最后革命前的一次革命的初级阶段。这次革命的下一阶段可能就是原子战争。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不着白费功夫去对未来做种种预言了。但可以设想的是，我们还能有足够的头脑，即使不能停止一切战争，也能像我们18世纪的祖先一样让行为理智起来。三十年战争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在那以后的100多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将军们有意识地拒绝了引诱，在大部分斗争中没有把军事力量使用到毁灭的极限，也没有战斗到把对方彻底消灭。当然，他们是侵略者，贪求着利益和荣誉，但是他们也是保守派，决心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天下，不让它受到侵犯——那才是他们所关心的现实。而在我们这过去的30年里，保守派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后的保守政治家是蓝斯当侯爵五世。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建议第一次大战应该像18世纪大部分战争一样以妥协的方式结束，那份曾经是保守的报纸的编辑拒绝了发表他那封信。于是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为所欲为，其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毁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饥荒。

那么，假定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先辈们从马德堡吸取教训一样，从广岛吸取足够的教训，我们就可能期望一个不算真正和平，但毁灭性受到限制的有限战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核能将被限制在工业用途上。很显然，其结果会是一连串全面的速度空前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人类生活的一切现有模式都会被粉碎，不得不临时设想出新的模式来适应原子能这个不讲人情的事实。穿现代服装的扑洛克拉斯提（原子科学家）将让人类睡到他们自己制造的床上去。要是人类的长短不对，他们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就得挨抻或是砍掉腿——它跟实用科学真正大踏步前进之后所带来的挨抻和截肢相同，只是厉害多了。而这类远非不痛苦的手术将会由高度集中的集权主义政府来执行。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最近的将来跟最近的过去很可能相像，而在最近的过去，在由主要是无产者进行的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所带来的技术的飞速变化，有一种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倾向。为了对付混乱，权力集中起来了，政府加强了控制。在原子能得到控制之前，全世界的政府都极有可能多少出现整体集权主义化的情况。而在控制原子能的过程中和以后则似乎肯定会如此。只有反对集权、主张自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有可能阻挡目前向国家主义发展的倾向，而这种运动现在并没有可能出现的迹象。

当然，还没有理由说明新集权主义就会跟老集权主义相同。使用大棒和死刑执行队、人为的饥馑、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流放的政府不光是不近人情的（现在已没有人注意人情了），而且是明摆着缺乏效率的。而在先进技术的时代缺乏效率可是反对圣灵的大罪。一个真正有效率的集权主义国家应该是大权在握的政治大亨和他们的经理大军控制着整个奴隶人口；而对奴隶不用威胁，因为奴隶喜欢奴役。培养他们喜欢奴役是现在的集权国家分配给宣传部门、报纸编辑和教师们的任务。但是他们的办法还很粗糙，很不科学。老耶稣会会员们曾吹嘘，如果让他们负责儿童教育，他们就可以保证成年人的宗教思想。那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现代的教师们在为他们的小学生设置条件反射的方面，很可能还比不上教育了伏尔泰的天主教教士。宣传工作的最伟大的胜利不是做了，而是没有做。真理是伟大的，但是从实际观点看来，更伟大的却是回避真理。通过简单的回避某些话题，在群众面前降下一道铁幕（这是丘吉尔的说法），把他们跟当地政治首脑们认为不可取的事件和争论分开，集权主义的宣传家们对于舆论的影响要比他们用最雄辩的谴责和最猛烈的批判所能够做到的有效得多。但光是不谈仍是不够的。既然要回避迫害、清算和其他的社会摩擦的迹象，就还得让正面的宣传跟反面的回避同样有效。未来的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应是由政府支持的一个大规模调查，政治家和参加调查的科学家把它叫做“幸福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让人热爱奴役的问题。而要人热爱奴役没有经济保证是不行的。简而言之，我设想大权在握的官员和经理们是可能解决长久的经济保证问题的。但是经济保证很快就会被看做是理所当然，它的取得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除非对人类个体的心灵和肉体进行深入的革命，热爱奴役是办不到的。要完成这场革命，除了其他的工作之外，我们还需要以下的发现和发明：

一，经过大力改进的暗示技术——通过对幼儿的条件设置和长大后的药物（比如莨菪硷）辅助进行；二，高度发达的人材识别科学，使政府管理人员能够把每个个体恰当地安置在社会经济体系之内（职务与才能的不相称会给社会制度带来危险的思想，也可能使人们的不满情绪得到传播）；三，酒精和其他麻醉剂的代用品。比杜松子酒和海洛因更少危害却能带来更多的欢乐（无论现实如何理想，人们总有经常离开现实去度假的要求）；四，万无一失的优生学体系，目的在使人的生产标准化，便于各部门经理进行工作。（这是个长期计划，需要好几代的集权控制方能奏效。）

在《美妙的新世界》里，这种人类生产的标准化被推到了想入非非的极端，但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从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看，我们距离瓶养婴儿和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半白痴多生子还很远。但是到了福帝600年，谁又知道什么事是不会发生的呢·至于那个更幸福更稳定的社会的其他特点的出现——相当于唆麻、睡眠教育和科学种姓制度的东西——就不见得会是三四代人以后的事了。就连《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性混乱也似乎并不太遥远。有一些美国城市的离婚数字已经和结婚数字相等。毫无疑问，不要很多年，结婚证就会跟养狗证一样出售，有效期12个月。没有法律会去反对换一条狗或同时养几条狗的。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却出现了性自由的增加作为弥补的倾向。而独裁者（除非他需要炮灰或是需要许多家庭到无人区或占领区去殖民）是会努力鼓励那种自由的。至于在毒品、电影和收音机的影响之下做白日梦的自由，那是只会帮助他的臣民甘于奴役的命运的。

综观这一切，乌托邦距离我们看来要比15年前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近得多了。那时我把它设想到了600年以后；可现在那场恐怖似乎大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就落到我们身上——那还是在我们能够把持，没有在那以前就把自己化为飞灰的情况下。实际上，除非我们选择非集权化的道路，不把人当手段去追求实用科学，而是把实用科学当手段来产生一个自由人的种族，否则，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是出现若干个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集权政权，把原子弹恐怖当做依仗，随之而来的是文明的毁灭（或者，如果是有限战争，则是军国主义的根深蒂固）；或者是一个凌驾各国之上的集权主义政权在一般的科技突飞猛进与特殊的原子革命所引起的社会混乱的召唤之下，应运而生，按照效率与稳定的要求，发展进入乌托邦的福利专制。

您既然付了钱，就凭您选了。

《美妙的新世界》是A．赫胥黎著名的幻想小说，含义深刻，耐人咀嚼，因此十分畅销。它1932年出版，到1966年的三十四年间已经出了哈珀版、新哈珀版、矮脚鸡版、矮脚鸡经典版等五十七版，共两百七十五万册。(1966年至今再版情况未计，做翻一番的估计不会算过分。)

幻想小说是很新的文学样式。据研究，最早的带幻想意味的作品为古希腊萨莫撒塔的吕西安(Lucian ofSamosata，约115一约200)的《真实历史》(VeraciousHistoty)。它的主角进了月亮和太阳，卷入了星球大战，情节有点像现代的科幻小说，但有多少科学成分还很难说。17世纪法国的西拉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1619一1655)写的《月亮列国趣史》(Histoire comique des Etats et Empires de la Lune，1656)和《太阳列国趣史》(Histoire comique des Etats et Empires du Soleil，1661)从题材来看也近似幻想小说。开现代幻想小说先河的作家应算是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他的《卷入美尔斯卓姆大海漩》(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1841)写一对弟兄驾船误入大西洋东北经常出现的一个大漩涡，哥哥被吓得精神失常而淹死，弟弟依靠一个圆桶死里逃生，被救出来后头发全白了，连整个表情都变了。小说对那险恶的波涛刻画得声势煊赫，细致入微，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据说其中的描写竟被收入了大英百科全书的大漩涡词条，应该算是很成功的作品了。典型的长篇科幻小说最早出于法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me，1828--1905)~下。他的《气球上的五星期》(1863)、《地心游记》(1864)、《海底两万里》(1869)和《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都是很有名的，最后两本在我国更是脍炙人口。二十世纪是科幻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名作和名家辈出，现在美国主流派的四大科幻小说家瑞‘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亚瑟·克拉克和罗伯特·海因莱因等人的影响都很大。从科幻小说还派生出了科幻电影和科幻电视，读者和观众人数众多，包括了大量的少年和儿童，对于普及科学知识、扩展科学思维、开拓幻想视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用之深远现在还很难估计。《美妙的新世界》是二十世纪影响很大的科幻小说之一，但它的影响恐怕主要还在人文思想而不在科技方面。

本书的作者A．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一1963)是著名的博物学家T．赫胥黎(17homas。Henry Huxley，1825—1895)之孙，和著名的诗人M．阿诺德(Matthew Amold，1822一1888)也有血缘关系。他少时就读于伊顿公学，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巴利俄尔学院。他曾想做医生，却因为视力障碍改变初衷，从事了文学创作。他的著名作品有长篇小说：《铬黄》(1921)、《男女滑稽环舞》(1923)、《光秃秃的树叶》(1925)、《点对点》(1923)、《瞎了眼睛在噶扎》(1936)、《几个夏季之后》(1939)、《时间须静止》(1944)、《天才与女神》(1955)、《岛》(1962)等，还有短篇小说集、诗歌、散文和戏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知觉之门》，描写了他自己使用迷幻药的体会，看来他对“唆麻”之类的问题颇有研究。他还编辑过一个关于印度教哲学和神秘主义的集子。而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美妙的新世界》，这本科幻小说在世界上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这本书的名字意味深长。它来自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暴风雨》。在该剧第五幕第一场里，从小生长在荒岛上、除了她父亲从没有见过人类的公主米兰达突然看见了一大群从海难中生还的人，不禁兴奋得大叫：“神奇呀，这里有多少美好的人!人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在这里，莎士比亚通过她的嘴赞扬了人类，说人类是美丽的、出色的，令人见了不禁惊叹。但赫胥黎用这句话作书名，却有不同的意味。他笔下的新世界尽管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除了上班便是玩乐，所呈现的图景却远远不算美妙。

本书初版于1932年，十五年后，即二战后的1947年。作者为本书补写了序言，提出了他写作本书的思路。

他说，“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

他的书所描写的就是这样“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的革命。在书中的新世界里，这场革命主要在五个方面进行：

1、取消胎生，人工生殖，从中划分种姓：采用生物化学方法把人从遗传上、从胚胎发育过程中进行培养，划分出α、β、γ、δ、ε五个大的“种姓”。(α、β、γ、δ、ε是希腊字母，依次音译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伊普西龙，大体相当于英语的A，B，c，D，E。)阿尔法最高，贝塔次之，依次下降，至伊普西龙最低。每个种姓又分加和减。如阿尔法加、阿尔法减(甚至阿尔法双加)、贝塔加、伊普西龙减等，这样就把社会分成了十多个种姓。

为了工作需要，在胚胎期就进行培养和刺激，使胚胎具有不同的特性，预定了那人未来的命运。如有的适宜到热带高温下去炼钢，有的适宜到太空去修理宇宙飞船，有的适宜做社会领袖，有的则适宜掏阴沟。

阿尔法和贝塔是高种姓，伽马、德尔塔和伊普西龙是低种姓。高种姓的人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低种姓的人做简单劳动。高种姓的人聪明，漂亮，高傲，心肠硬；低种姓的人只会执行较简单的任务，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们大量繁殖，一个受精卵可以培养出几十个多生子，从个头到长相都一样，都带种姓特点。

不同种姓的人待遇很不相同。低种姓的人全都住大营房，各有颜色不同的制服作为标志；高种姓的人则住小住宅。社会是以无数的低种姓人为基础的，高种姓人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

报纸是按种姓出版的，最高种姓的报纸每小时出一次，最低种姓的报纸使用单音节词。

这是出生前的阶级划分，区别是从胚胎期就培养的。

2、潜意识教育：分两种，一是睡眠教育，一是条件反射刺激，都从幼儿时期进行，使人从小安于自己的地位。

睡眠教育在儿童入睡后进行。比如贝塔儿童在睡眠中听见的教育是：我为我是个贝塔而高兴，阿尔法太辛苦，而伽马、德尔塔和伊普西龙又太可怜。

条件反射刺激培养人的爱与憎，比如用噪声和电击让儿童永远害怕和憎恶花朵与书籍。因为喜欢花朵会造成喜欢大自然，而大自然是不收费的，会影响社会消费；喜欢书籍不但会浪费时间，而且会导致错误思想。

睡眠教育和条件反射的培养方式都很简单，反复又反复，一个道理或一种刺激在几年之内重复一两万次到六七万次，形成一辈子也无法逆转的心理定势。

“新世界”相信一种理论：“道德教育都是不能诉诸理智的。”因此都在下意识里进行。

3、满足欲望：不但满足丰富的物质生活欲望，而且满足玩耍的欲望，包括看感官电影、听“色唆风”音乐、旅游、游戏和无限制的性生活。每个女性和男性彼此相属，可以自由享有彼此的肉体，但反对固定关系。提倡避孕，怀孕后立即人工流产。因此“父亲”和“母亲”都成为猥亵的字眼，人们听了会非常难为情。家庭被描写为肮脏的兔子窝，散发着恶臭。一切欲望都给予满足，不让产生激动，据说如果人不会激动，社会也就不会动荡。

4、割断过去：关闭了博物馆，炸毁了一切纪念性的建筑，查禁了福帝纪元150年(换算起来应该是公元2058年)以前的一切书籍。总统在报告里把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直到莎士比亚、萧伯纳的全部人类文化都“掸掉”了；把从古以来激励人类向上的爱情、亲情、友情、人情一概“掸掉”了，因为它们能够使人产生激动和不满，危害社会稳定。

这样，每个人生活里的一切都由上面赐予，大家都满足现状，感谢福帝。

总统告诫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社会是经过九年战争的大屠杀和大英博物馆对知识分子的大毒杀才取得了今天的局面的。总统的结论是：幸福与德行的诀窍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工作。

5、唆麻：这是一种最甜蜜的幸福剂，也是最温柔的镇压剂。情绪不佳，吞唆麻；烦恼得厉害，多服唆麻，进入唆麻假日；社会动乱，有唆麻枪，无论怎么乱，喷上一剂，暴乱者就睡着了，醒来后就捣不了乱了。有了唆麻，什么骚乱都可以迎刃而解。新世界的总统说：“没有眼泪的基督教——唆麻就是这种东西。”

有了这五条措施，社会就稳定了，人生就美妙了。主张出世的佛家的生、老、病、死，诸般烦恼，一律消灭；主张入世的儒家的“天下为公”、“皆有所养”，一律办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赶出诗人，老子的主张“绝圣弃智”，这里也都做到；莫尔的乌托邦反对奢侈，而且有奴隶，这儿却大力提倡消费，只有恪守本分的幸福的人；F．培根的《新大西洲》的科学预言：活体解剖、植物嫁接、人造馨香、电话、飞机、潜艇、视觉幻影在这里只是小菜一碟，不但实现了，而且大大超过；欧文的“新和谐村”里需要艰苦的劳动，这儿的劳动却并不艰苦。所以“新世界”的总统自豪地说：“天地之间有一种哲学家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存在……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你看他是何等的踌躇满志!

看来，新世界所进行的这场最革命的革命，怕是创造了一个人间的极乐世界吧?不过，读了本书后，我们的印象却远远不是这样。

这里的人让我们感到陌生了，不可理解了，甚至厌恶了。

低种姓人几十几百人同一个面孔，同一套服装，大多干同一个体力工种，下班之后就像蛆虫一样到处拱来拱去。正如总统所说，这些人是新世界社会冰山的水下部分，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他们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莫尔的乌托邦里的奴隶，不过是优秀的奴隶，最为驯服、永远心满意足、永远不会反抗的奴隶。

那么高种姓的人怎么样呢?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并不美妙。

先看女人。

列宁娜是个贝塔减，长得特别漂亮，在电梯里见到她的人都喜欢跟她打招呼，因为她跟他们都上过床。这在新世界虽是正常现象，她却借此陪高职位的人去这里旅游、那里度假。她愿意跟伯纳去印第安保留地，除了真喜欢他，还因为他是阿尔法加，是少数几个有资格去保留地的人之一。她去印第安村两三天，唆麻假便度了十八个小时，对于那儿其实所知很少。但回到伦敦后她也成了名人，到处讲演，得意非凡。她发现野蛮人爱上了她，便立即脱衣服，要跟他上床，野蛮人却吓了一大跳，感到幻灭、愤怒，骂她是娼妓、婊子。野蛮人到隐居地不久，她得到了消息，便跟了去，弄得野蛮人在忏悔之中自杀死去。

在我们看来，她在工作以外不过是个交际花，浅薄、庸俗、空虚、无聊。

琳达也是个贝塔减，二十多年前原是现在的孕育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的女朋友。那时两人一起去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她却因外出遇见特大风暴，掉到山谷中，和男朋友失散，便留在了那里，过起原始的生活，生下了她与那男朋友的孩子。她除了会新世界的胎孕员工作，其他什么都不会。她在印第安村受到了种种歧视，尤其是因为她坚持新世界的习惯，跟任何男人都上床，遭到妇女们的妒忌和仇恨，甚至殴打。二十多年后她被伯纳带回了伦敦。在印第安保留地时她非常向往伦敦，来到伦敦后却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心只想度唆麻假。医生满足了她的要求，不断供应。野蛮人(她的儿子)担心会影响她的健康，医生却不以为然，理由是她在唆麻假里的日月很长，比清醒时的寿命长多了。唆麻的幻觉给了她充分的满足(包括了跟情夫波培的性满足)，然后在昏沉里中了唆麻毒，死去了。

在我们看来，她的生活比列宁娜更庸俗、空虚甚至可耻。

这就是新世界里的妇女的典型人物，其他妇女也大体类似。

现在来看男人。

伯纳是阿尔法加，最优秀的品种，睡眠教育专家，业务挺棒。大约因为在胚胎期受到了酒精刺激，比他同种姓的阿尔法人个子小了一些，长相也差了一些，因此感到自己被看做局外人，便也以局外人自居，心怀不满；同时，他渴望着自由，不愿成为集体的一部分。他到了印第安保留地，抓住了他上司的把柄，把野蛮人母子弄到了伦敦，斗垮了上司，取得了胜利，成了社会名人。他便从此得意扬扬，觉得自己伟大，到处抛头露面，以要人自居，顺便也占点便宜。他得意时好吹牛，失意时却懊悔，自怨自艾。野蛮人拒绝参加他的派对，他虽然接受了他的解释，仍然心怀不满，想要报复，原因是别的人他不敢报复，却可以报复野蛮人。赫姆霍尔兹不计较他的糟糕表现，他一面感谢，一面也心怀不满，因为觉得赫姆霍尔兹居高临下，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朋友野蛮人干预唆麻问题，他怕担干系，躲到一旁，却终于被算成肇事者。听说要受到处分，他又急忙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把责任都推到朋友身上，乞求总统宽恕，却仍然逃不过被送到海岛去的命运。

乍看去，他就是这样一个卑劣自私、没有骨气、没有是非、没有人样的家伙。可是这种评价倒是委屈了他。这是他的条件设置和睡眠教育培养的结果。新世界有一条规定：“智力和工作是成年人，感情和欲望是孩子。”伯纳身上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条规定的结果。他的这些表现其实像个孩子。列宁娜和琳达也都一样。我们瞧不起她们其实也是委屈她们了。

只有赫姆霍尔兹似乎是个例外，他也许像伯纳一样在某个程序上出了问题，那条规定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却惹出了麻烦。赫姆霍尔兹也是阿尔法加，是情绪工程学院的讲师，英俊漂亮，非常能干(缺点是“过分能干”)，人缘很好，姑娘们都追求他。智力过高对于他所产生的影响跟生理缺陷对伯纳·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一样，都是孤独。他渴望自由，不想单纯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渴望体会到真正的感情，从中吸取营养，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他因为想教学生学会写顺口溜的诀窍，引用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却被学生打了小报告，弄得很尴尬。他在唆麻事件里参加了打架，他激动、狂喜，高叫“终于自由了”，“终于做了人了”。他也被赶到海岛上去了。不过，他比伯纳强多了，他没有乞求怜悯，而是选择到气候最恶劣的地方去。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在选择自己“充军”的地方，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真有几分悲壮。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仍旧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实际上他这个特例就会在那海岛上悄悄消失，不能够撼动新世界的一分一毫。

这就是新世界的高种姓人。他(她)们的个人品质各有差异，命运却都相同，在集权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过着白领奴隶的日子——从灵魂到肉体都被命定了的白领奴隶。

新世界的口号是“社会、本分、稳定”。为了社会的稳定，人人要尽本分，其他的一律都被取消。传统文化没有了。书籍被限制了，科学被限制了，家庭没有了，父母兄弟姐妹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没有了，人情没有了，连花朵也没有了，大自然也没有了。人们除了上班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听色唆风音乐，看感官电影，打电磁高尔夫，玩汪汪狗崽离心球，烦恼了就吞唆麻，高职位的男人带着漂亮女人去旅游。社会、本分和稳定霸占了人的一切，抹杀了人的一切。

难怪作者要在书前引用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那句话：“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面对这样的实际，我们还能说“人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吗?

作者赫胥黎在序言里说，人们被给予了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与疯狂之间进行选择罢了。这不仅是说的那个新世界，也是说的他当时的现实社会。

作者是把这书称作寓言的。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带哲学意味的问题：一切物质欲望都满足之后，人是否就幸福了?他在序言里指出了另外一条路：一个清醒的社会。他说：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于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

他的这种“高级功利主义”的理想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还很难说，但是有一个道理却不会错：幸福总是与精神生活分不开的。物质生活固然重要，但忽视了精神生活，忽视了人的高贵情操和品德的培养，那个社会里的人绝不可能真正幸福。新世界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在当前我国“一切向钱看”的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很值得读者深思。

本书在当时是颇为前卫的，它吸取了那时的许多新思想。较早的有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物竞天择理论，遗传学里的优生学理论，劣生学(dysgenics)理论，生物化学里的许多设想；其后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潜意识理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荒谬和反理性的理论；凯恩斯的社会总体消费与生产能力关系的理论。在写作手法上常使用空间的闪回变换来表现几个事件的同时发生，这种时空变换能够创造出特殊的效果，但也容易让人理不清头绪。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第三章里的后半部分。那里有三组人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活动：在一个地方总统在对学生们演说(其间还夹杂了幼儿园的活动)；在另一个地方列宁娜在和范尼谈话；在第三个地方亨利·福斯特在和条件预定室主任谈话(被伯纳偷听到了)。叙述在三组人之间频繁反复地闪回，有时一组只出现一两句话。这样的闪动，是很容易造成读者的混乱的。为了理清头绪，不使读者迷惑，译者将三组对话分行相隔，加以区别，敬请注意。

本书是把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当作神来写的，含有一些嘲弄的意味。不过，在美国，亨利·福特的故事确实有点像神话。一个农村的孩子，十六岁进城学手艺，后来竟然自己装配了汽车，发展成了庞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汽车托拉斯，大大推动了美国的产业革命，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也的确很了不起。

1896年他试制出了他的第一部汽车，1908年他生产出了他的第一部T型汽车，1913年他对生产进行了准确细致的分工，建立了第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生产。这种流水线起初只在一个厂里进行，后来便遍及于整个福特托拉斯在各地的大小工厂车间，其规模和效益之宏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到了1927年，福特汽车托拉斯的铁矿砂早上八点从外地进入工厂，二十八小时后便已变成汽车。1914年他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把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天两元三十四分猛然提高到每天五元，超出了一倍。工时从每天九小时减少为每天八小时，建立了每日三班工作制。两者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同时逐渐降低汽车售价，1927年从五百多元降低到了两百九十元，比六折还低。工人两个月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买一部福特汽车。这不但扩展了汽车市场，也为人类大大地造了福。他的T型车生产十九年，共售出了一千九百万辆，占全世界汽车产量的一半以上。T型车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农民不再与城市隔绝，农业生产随之急剧发展。T型车成了社会经济的支柱，把美国变成了“车轮上的国家”。1863年福特离开农村到底特律时，美国人八个里有五个住在乡下，到福特八十三岁去世时，美国人八个里有五个住在城里。对于这个变化，福特的汽车和流水线生产是有很大贡献的。难怪在那时的美国人心里福特是个神话。也正因此，作者才把福特写成救世主，把他的T型车出产的那年——1908年——定为“福帝元年”，虽然对新世界人略带了些讽刺意味。

写小说，角色的姓和名原可以信手拈来，读者一般也不会怎么注意，但本书作者使用姓名却值得考究一番。他喜欢使用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的姓和名。其中有美国总统、美国财阀，还有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名人，还有古人。例如男主角叫伯纳·马克思，有了萧伯纳和马克思两人的名和姓(书里还有个医生，也姓萧)。有个技术员叫亨利·福斯特。亨利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名字；福斯特是那时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威廉·福斯特的姓。还有个角色叫艾泽尔，而艾泽尔是亨利·福特的儿子，也是当时福特公司的一种名牌车的名字。还有个角色叫本尼托·胡佛，他的姓胡佛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相同；名字又与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法西斯头子本尼托·墨索里尼相同。书里另有一个人又叫赫伯特·巴枯宁。赫伯特是上述美国总统胡佛的名字，巴枯宁又是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的姓。书里有三个女性分别叫列宁娜、萨罗吉尼·恩格斯和宝丽·托洛茨基。而列宁、恩格斯和托洛茨基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还有两个女性叫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和梅隆，而摩尔根(又译摩根)、罗斯柴尔德和梅隆又是当时左右着美国经济命脉的三大财阀的姓。(还有一个著名的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也叫路易·亨利·摩尔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曾大量参考过这个摩尔根的著作。)有些人的名字虽较隐蔽，却也可以看出是名人的姓或名，如：书中的总统叫穆斯塔法·蒙德，而当时土耳其的首任总统就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书里还有个妇女叫克拉拉·德特丁，令人联想到第二国际左派女领袖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妻子也叫克拉拉。)还有些是历史人物的名字，如书里的让一雅克·哈比布拉的名字让．雅克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让一雅克·卢梭的名字。而达尔文·波拿巴则是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姓合成的。实际上这种与名人相同的姓名占了书中人物姓名的绝大部分，作者显然是故意使用的。但从角色看，这些姓和名又并无影射或其他含义，所以译者也就按照传统译法译出，并没有回避或隐讳，保留了原作行文上的这点俏皮。

A．赫胥黎在本书出版后二十六年的1958年写了一篇散文，颇有名气，叫《重访美妙的新世界》，内容有好些与他1947年为本书写的序言相同，如忽略了原子能，真正的革命是人的心智与肉体的革命，优生学和劣生学，睡眠教育等。然后生发开去，谈到了人类的前景，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的宗教，无论你信仰什么，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儒家思想也好，民族主义都同样促使你去杀人和被杀，而且在两三百年内还会如此。他还谈到朝鲜战争，对中国对战俘的“洗脑”感到惊讶；又花了大量篇幅谈麻醉剂。全文较长，很大一部分又与本书关系不大，没有译出。

这书不好译，写的是五六个世纪以后的事，充满幻想，有好些东西很难懂，译者查阅了许多资料，才算落了实。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