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读》是一部读书随笔，作者张冠生将中外古今汇于一炉。文字质朴古雅，议论有识有趣。历史碎片信手撷英，人文风景处处可见。作者的识见、态度、趣味可谓高水准均衡，示范了一条“花开满目”的阅读之路。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工夫。

《晴耕雨读》作者张冠生选取胡适、钱穆、沈从文、顾颉刚、阿伦特、本雅明、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文学者，将古今中外汇于一炉。文字质朴古雅，议论有识有趣。历史碎片信手撷英，人文风景处处可见。《晴耕雨读》史料丰富，读来多有趣味，时笑时叹，笔调质朴谦逊，向书后的鲜活生命投去诚意与敬意。作者是学者，也是读者，寻书读书的心情与你我并无二致。穿过烟雨，与书相遇，是爱书人之大愉悦。作者这组颇具民国味的读书随笔，其识见、态度、趣味、语言的高水准均衡，示范了一条“花开满目”的阅读之路。篇篇读来，皆饶有趣味。作者的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工夫。沈昌文先生说：“我的朋友里，冠生兄人有古风，文字功夫也好。他的文章纵贯古今，真可谓无话不谈，无所顾忌。”

甲辑 诗书丧，犹有舌

 顾颉刚聚书散书

 钱穆著作作基石

 梁启超痛责学界

 陈寅恪清音独远

 胡适的“不苟且”

 闻一多的书桌

 李方桂的语言天才

 葛传槼：为原版牛津英语词典挑错

 张恨水：何止“鸳鸯蝴蝶派”

 储安平：慢慢实现理想

 雷震狱中劝子读书

 陈之藩：把我的心地澄清

 顾准：“谁也弄不清我到底想些什么”

 宋云彬的爽直

 叶君健改造“红宝书”

 瞿同祖：只想再写一本好书

 洪业：“季世儒者”

 曾琦：“退而著书立说”

 李璜：翻开书，好好用功罢！

 吴晗：学术渐远，政治日近

 左舜生：在学论学，在政言政

 张君劢：民国宪法之父

 张荫麟：才如江海命如丝

 潘光旦轶事

 诗书丧，犹有舌

乙辑 感谢所有的记忆

 费正清的民国视角

 美国的明恩溥和英国的苏慧廉

 戴高乐：“重要的是两代以后人们的想法”

 高尔基的异端言行

 法捷耶夫的绝命书

 爱伦堡回避了什么

 苏联“黑皮书”事件始末

 阳光般的阿伦特

 本雅明的黑色笔记本

 维特根斯坦的老套

 伍尔夫为艾略特当排字工

 克里斯蒂的秘密笔记

 普利策：“专咬特权的猎犬”

 卢斯：要么辉煌，要么灭亡

 海伦·凯勒：人类世界里的神迹

 博尔赫斯：“我总觉得二十世纪不那么美妙”

 感谢所有的记忆

 纳粹焚书之夜

 萨尔茨曼：流亡书籍的庇护人

丙辑 古风入骨

 出于史，入于史

 说“温故”

 “和顺”书香

 古风入骨

 从“地球档案”到“平民历史”

 一部译稿的命运

 费孝通：“自将磨洗认前朝”

 虽然晚了些，还是知道了

 “东方剑桥”在湄潭

 温故可知新，也可只为温故

 文化的残片

 周有光放谈中国和世界

后记

周有光放谈中国和世界

一直盘算着，进入2013年，周老有光先生就是茶寿之年了。一元复始之际，登门拜望。周老坐在斗室书房里，背后是书，左手处暖气片和窗台堆着书，面前小桌上还是书。右手边，书橱延伸到门口，接着是书架，挨到门框，都是满载。话题从读书开始。

晚年主要读历史和文化

再过几天，阳历1月13日，我就一百零八岁了。这个岁数上，我每天干的最多的事情，还是读书。

我是八十五岁以后离开办公室的。从那时候起，我停止了专门研究，不大读专业书了。这二十多年里，主要读历史、文化，关心的是国家、世界。

我看的书很多，很杂。既看新书，也看古书。古人思想很高明，书也写得好。比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了不起！现在往往强迫大家去相信一种理论，不信也要装着信，这不科学。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如果科学，如果先进，自然能得人心，还用去强迫吗？过去我们熟悉的所谓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形态分出了五个阶段，根据阶段论预言社会发展结果。那是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按照预言的那样发展。但是实践证明，那样的预言失败了。苏联撑了七十年，最后垮台了。

我们不是曾经很熟悉那样的预言吗——社会生产越发展，工人阶级就会越壮大，还会联合起来，直到夺取全世界。但没有想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来，整个世界变了。现代产业的一大特点，是自动化生产线，不需要很多工人了。全自动生产线上，连一个人都不需要了。工人阶级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慢慢发生变化。敲敲电脑键盘，就把钢铁炼出来了。产业的概念都变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也就没有了。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一段历史，而且见证的基本是全过程。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无字大书，很真实地发生，很值得读。当然，书里也有历史，但是有些书里面的历史不真实。

德国有个《明镜》周刊，前不久有一篇文章，公开了东德、西德时期的一些档案，说明俄国历史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不知道真相，俄国人知道。在今天的俄罗斯教材里，过去说的“十月革命”已经改成了“十月政变”。革命是进步的，因为它追求实现民主；而政变是反动的，因为它要恢复专制、独裁。

俄罗斯出了一部书，叫《二十世纪俄国史》，把历史真相说了出来，但是还没有翻译出来，所以一般读者还看不到。里面说到了俄国革命是被德国皇帝操纵的，有史料证明。德国特务机构写报告给德国皇帝说，那里发生的被称作“十月革命”之类的事情，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做的。作者用档案来证明发生过这些事情，与过去的说法构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对历史真相的恢复。中国读者有一天知道这些，会觉得震惊，因为过去长期被假历史蒙蔽。  让人们知道真实历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文化积累和传承的基础。对苏联，我们曾经“一边倒”，受它影响很厉害，损失也很大，很重，我也经历了。比如，它的集权、专制、暴政也影响到了我们国家。它搞冷战，我们也参加进去，形成长期的冷战思维，到现在都还有表现。所以，这种影响表面是政治上的，实质深入到了文化深层，伤到骨子里。十年动乱时期，我们的传统文化统统不要了，现代文化也不要，所以出现了文化荒原的情况。一个文明古国搞到这个样子，到现在反思得也很不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联历史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对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重要，不能不读。我读过的苏联历史著作已经有十多种，还作了札记，就是在思考怎样以苏联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

最近有本书叫《走读周有光》

108岁的老人了，说话还是中气十足，思想仍然敏捷清晰，不见半点犹疑。我问他现在写什么，很多读者都在等着读他的新作，希望了解这位人瑞的思考进度。于是，周老指着手边的一本书娓娓道来——

要了解我的情况，最新的书是这一本，叫《走读周有光》，台湾先出的。大陆后来也出了。什么叫走读呢？凡是我走过的地方，作者都会去走一遍，走到实地去看，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作者能拍照，会画画，文字也好。为了这个走读，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了几百张照片。你看，他还比着张允和的照片给她画了素描像。这个像画得好，很有味道，有点像蒙娜丽莎。

资中筠来看我，我们聊天。她说她很悲观，因为问题很多，很严重，却看不到前途。她的悲观我当然理解，但我倒是乐观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中国会跟着变，即便慢一点，但是不能不变，不变就该被淘汰了。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我是中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在世界潮流里面，中国如果一直跟不上，最后被淘汰，因此我还有世界可以寄托希望。有学者研究过，满清政府都搞了三百年，现在执政党也可能再搞上三百年。不是说初级阶段最少一百年吗，加上中级阶段一百年，高级阶段再一百年，正好三百年。但是如果你不顺应世界潮流，不尊重规律，即便繁荣一时，最终还是有衰败的危险。

现在讲的忧患意识，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清朝康雍乾时代强不强？盛世嘛！怎么强盛的？靠改良。可是最后顽固守旧，故步自封，那就等着淘汰了。不想被淘汰，就要进步。在现代社会讲进步，就是要向民主方向过渡。和平过渡如果不行，那就是暴力革命。总之是要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这么变，哪能有我们在这里说话聊天？

中国人要紧的是要跟得上变化。看来一代人不行，要好几代才行。好几代这样的人从哪里来？教育。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成问题。按道理说，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培养思考能力，我们很多做法反而是压制和破坏了人的思考能力，尤其是独立思考能力。我说一个《群言》里的故事。一个从美国回来参加国家建设的学者，把女儿送进大陆的学校读书，接受教育。老师让同学写《卖火柴的小女孩》读后感，他的女儿写了，说安徒生笔下的悲剧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中。这个话没有错，和邓小平说过的话是一个意思。甚至从邓小平的原话里就可以直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可是，老师为他女儿的作文判了零分。家长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就是要教育引导孩子这样想问题，也只能让他们这样去想，不能有违背标准答案的想法。老师的话和做法如此没有道理，这还叫教育吗？最后，这位学者还是让女儿回美国念书去了。我们的教师已经没有了正当的思想能力，会教出来什么样的人？多可怕的事情！

我很晚才离开教育工作，最后是在清华讲课，给香港高级公务员讲中国语言文字。清华来人说，香港来听课的都是博士、大官、高级公务员，需要真正的老先生给他们讲。我讲的东西中，有传统文化，有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些收进了《朝闻道集》。这本书出版后，火得不得了。经常有大包大包的书拿过来让我签名。这说明老百姓是聪明的，是懂道理的，是知道好坏的。他们平常没有发言权，但是心里有数。我有个亲戚，加入了比利时国籍，回来探亲，从机场到市区，出租车司机一路发牢骚。大概意思是穷人处在社会边缘，没有公平。

大家都要过好日子，这里过不上，就去别的地方找。我的楼上，全家人在澳洲，楼下一家人到了欧洲，都是往外走。我当年在外国银行，待遇很好。后来出来，为国家效力，很艰苦，却乐意。为什么？爱这个国家，抱有希望，心里有动力，愿意出力。美国这么发达，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有希望，都有动力。

思考“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聊天时间超过了预期，怕周老累着，表示早点告辞。老人家看着钟表说：不急，我又不累，聊得高兴，再说一会儿——

一岁一岁不觉得，实际上变化很大。我的变化，别人不大看得见。比如，耳朵不行了，眼睛也瞎了。我是允和去世第二年换的人工晶体，一直不错。每天很多时间用来看书，长时间看也不觉得累。现代科技很厉害，耳朵有助听器，眼睛换的人工晶体效果很好。对面楼上邻居家里的花儿我都看得清楚。但是毕竟老了，记忆力比以前差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了。世界变化这么大，个人哪能不变？

我这窗子外面也变化很大。原来有大树，有树就有鸟儿。那是鸟儿的世界。每天这个时候（下午四五点钟），它们就飞回来了。鸟儿叫得很欢乐，我听着心里也高兴。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确实很好。可是现在没有树了，也没有鸟儿了。这是小变化，又是大变化。自然生态变化了。  人文世界也有大变化。世界上本来有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多时候有四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就剩下了三个。朝鲜、古巴和中国。古巴和朝鲜都穷得不得了。从四十多个减少到三个，事实证明，这条路很难走通。以我的经历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培育出人才。现在说的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可以一个一个查查，都是。这是事实，不用辩论。国家走哪条路，世界范围内试验，结果也出来了。也是清楚得很，用不着辩论。所以邓小平主张不争论，让实践说话。苏联垮台前搞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我们建国以来到现在的时间还长些，最后还是不行，走不通。道理其实很简单，违背规律了。

最近我的儿子到欧洲旅游，去了许多国家。到了过去苏联管理的国家，那里的旅游过程简直成了反苏宣传，老百姓对苏联恨透了。苏联现在没有了，回到了过去的俄罗斯。看来有些东西是要回去的，因为回去才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我们也有东西要回去，比如传统文化。孔孟之道是好的，几千年过来，思想和社会那么稳定，是有道理的。它能为封建专制服务，也能为现代社会服务。我最近写了一篇《儒学的现代化》，美国已经翻译发表了。我们不能丢了自己的好东西，那是真正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现在很多大学里搞的所谓国学，根本不是本来的意思，是表面热闹。孔孟之道里面的基本道理是符合本性、尊重人性的。过去把孔孟之道统统打翻，现在要真正恢复，还缺少社会心理土壤，得慢慢来。

美国朋友问我：连我们都为你们着急，你们自己为什么不着急？我说：你们才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已经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上的病，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能治好的。孟子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现在虽然很多人没有了是非之心，但是还有些知识分子知道是非，只是不敢说出来，敢怒不敢言。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下一步，政治也要随着改变，以适应文化发展要求。何方是张闻天的首席秘书，曾经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转了一个大圈子，碰了不少钉子，后来发现不是当年想象的那样。现在他头脑很清楚，知道这一套需要改革。他在努力把自己的反省和思想传出去。党内有这样的人，还是有希望。碰了钉子，就会引发思考。自然规律是进化的，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进化，就会被淘汰。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就像一个大运动会，有的跑在前，有的落后，很正常。我们也曾长期领先，只是现在落后了。知耻近乎勇。只要是往前跑，方向对，早晚能跑到地方。中国会进步的，慢点罢了。只是心里要明白，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是要文化更新。

跟周老说再见时，话题回到读书。他的桌上放着一张纸，一支笔，意思是必要时用笔交谈。临别，我在纸上写：“您手边有没有《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弯曲的脊梁》两本书？”周老看了，说没有。即约定，生日当天一定送上。下次听他谈这两本书。

2013年1月9日

P293-303

通过阅读获得救赎/余世存

冠生先生的新书《晴耕雨读》即将出版，邀请我为之作序，我稍有犹豫后答应了。说犹豫，因为我跟冠生先生算“君子之交”，平淡、至味，而其读写我并不算完全了解。我跟他交往不多，多限于在文化界的聚会中打个招呼，他是木讷之人，我也拙于言辞。但每次见面时都能感觉到他的欢喜、真诚，他对我的关心我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我有痛风病，去西藏的时候，为我带药回来。因我漂泊无定，一两年没有碰面，再见时他问清楚药效后才交给我。但我除了知道他是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和传记作者外，对他的读书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冠生先生出版了《纸年轮》一书，我才略知他的状态。网易要对他做采访，需要一位嘉宾，他向主办方推荐了我。我跟他一起去做节目，听他讲起我说过的一些话，写过的一些句子，我才知道他追踪过我的文章。他说从我的说法中受到启发，这是很让人愧不敢当的事。但他说得那么真诚，倒也使我郑重以待。我想，并非我让他受到教益，而是自由独立的精神思想本身的效用。我同时想到，他能在费老之外，明认有益于人心人生的思想资源，既说明他自己的心性之纯良，也说明思想确实需要代代传承、发扬。

我从此开始注意冠生先生。我出版了《非常道Ⅱ》，他邀请我去做讲座，我才知道他组织一些年轻朋友做读书会，经常一起读书。他的朋友办摄影展，我去看了，才知道他的交游和关怀。我还听说他是深圳读书界的朋友，90年代中期的深圳有“文化沙漠”之称，街上连一本《读书》杂志都买不到，冠生先生定期给深圳的朋友寄《读书》杂志，一时传为佳话；他后来是深圳读书月好书评选等多个活动的评委，但他坚称自己是“读者代表”。他还有个观点，希望《读书》多登“白居易式”的文章？？我清楚他早已走出了费先生的范围，已经独立研读、思考、发言了。但当我邀请他参与“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写费孝通先生的传记时，他仍答应了。因为对传主极为熟悉，他写得又快又好，在今天人们多戴着有色眼镜看费先生时，他申明费的人格极有意义。

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洞若观火的费先生远比他的批评者更为丰富、更具关怀。在费先生晚年，他的关切既在“富民”、“富而教之”，又在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更在他个人的精神谱系。他不断地回忆师友，不断地问自己存了“几块钱”，争得了多少分？？即说明他的视野之阔大。至于时人的议论，他是无需萦怀的。因为他清楚，爱清议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他明言自己“看不大起”他们，他对朱学勤先生说，他们是“庸俗”的。他对冠生先生说，要混社会，混文化界，很简单，买了门票，有了敲门砖，混圈子就是。至于他自己，一生超前，所以只能清唱一生。

冠生先生一定对费先生的人生遭遇有着极深的了解、认同，所以才能够在人格意义上传递费先生的精神。他本来可以进圈子的，但他放弃了。在中国，混圈子的文化人很多，多得污染、败坏了我们的文化。虽然人们说，出来混，迟早要还，但混文化圈的文化人几乎很少需要偿还什么，这也是今天人们仍乐于混文化的原因之一。这几年，我们知识人的名声急剧下降，既有外部原因，也跟我们自身的作为相关。幸运的是，钟鼎山林，各有其性，有登场串场捞过界者，有自持自重自作元命者。冠生先生选择的也是“清唱”，这是一条寂寞的道路。

冠生先生的“清唱”是与书作伴的。读《晴耕雨读》各篇什，我突然涌起一种感动，我甚至羡慕起冠生先生。《纸年轮》一书已经让我见识了他的阅读范围，这次更让我惊讶他的阅读量之大之多。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他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直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却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

知识界曾有“狼奶”一说，这种反思至今值得再三申述。我们知道，在一个管制和异化的时代，外界对人性的摧残、对人身心的荼毒是极为酷烈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生前指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展现的只是“后发劣势”。类似的关于现代化转型的反思多着眼于外部的批评，很少有人从人的身心内部展开梳理。要知道，人身人心都是脆弱的，在外界的污染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刑罚面前，不堪一击。从假冒伪劣的三聚氢胺、地沟油、毒大米，到伪书、垃圾书、垃圾影视等，轮番加刑于人的身心。我们今天的社会病了，人也病了，从“三高”、肥胖症患者到脑残、抑郁症、缺德者、失教者？？尤其是伪劣书籍、垃圾书盛行，设计、炒作，以“大师”、“经典”的面目出现，使读者成为阅读意义上的营养过度者、两脚书架者、缺心空心者？？两百多年前，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两千多年前，庄子借楚国的狂人接舆之口说，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冠生先生能够与书相伴，寂寞地读写，正是“全身葆真”，首先是从扭曲的时代中救赎了自己。这正是中外先贤赞许的人生：人生没有绝路，在书中有强韧的生命力，有知己，有安慰；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最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寂寞而花开满目的道路。

我们看冠生先生的阅读，可知他跟流行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正表明他阅读的自立，在读书上的不趋时。我们知道，不从俗趋时的人不会得肥胖或“三高”一类的流行病、不会得“左成民粹”或“右成精英”的时代病。他的阅读是个人的、健康的，也有益于我们这些读者。

众所周知，给报刊写文史专栏极难。篇幅受限，时尚左右，使其很难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个体写作”。我见过不少朋友，在报刊写专栏，“为稻粱谋”，敷衍时文，后来都羞于结集，与时俱灭。但冠生先生的文章，我篇篇读来，仍饶有趣味。他的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我甚至一度去寻谬，我以为他的某个词语和人名误植，结果查证后发现他是对的。由此可见他的文字洁癖，他的文字尊严，这是我自愧不如的。

冠生先生的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风貌。确实，中国社会转型多年，市场经济多年，传媒给予文化人的机会多多，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能有小品文格调的作家作品仍是罕见，难以跟周作人们的小品时代相比，这再度坐实费先生的“看不大起”。而冠生先生的文字算得上一个例外，他文如其人，诚恳、简洁，为自己也为我们大家阅读，并写下一篇篇精彩的小文。寂寞花开，辛勤酿蜜，读者有福。冠生先生的努力也算是对费先生的一个回应。我想，费先生一定是满意的。

听过一句话：喝狼奶长大的一代。

一语惊心，想到自幼接受的启蒙教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没读上，已作“四旧”焚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意思还不明白，已熟记于心。“匕首和投枪”来处还不清楚，已见漫天穿梭。“文革”初期，见过本校同学为图书馆长剃“阴阳头”，听说过外校学生抡圆皮带猛抽老师，还见过一幅“武斗”现场照片——一柄红缨枪尖穿过一个青年的头颅……

喝狼奶的后果，暴行仅是一端，尚有大量非极端状态的弥漫性精神损伤见于日常生活，虽无残忍之象，伤害更为深广。如，陈丹青指陈的当代汉语退化——几代人一开口，一下笔，就是那套空洞、夸张、造作、煽情的语言——或也属狼奶之孽，无非于骨骼成长、心智发育阶段潜入膏血而习焉不察。鉴于此，有识者提醒：再这样下去，人种都要变了。

既不察，便不知狼性怎样潜伏着，不知缘何诱发，不知何时发作，不知会从哪里窜出来，甚至已窜出来了还意识不到。历史为这代中国大陆人设置的考试过于严苛，若想活出真人模样确是不易。慢说高人破题的文化自觉，连实现真正身心健康都是难题。费孝通老先生当面说过“你们这代人更苦”，话里正有这个意思。

苦处怎样化解，费老没点破。过些时，他说“八十岁了想起八岁该看的书”，表示自己要补课。感谢费先生开示后生，狼奶多由阅读而浸润身心，潜入血液，或可循透析之道，以好书中的人奶、牛奶、羊奶置换，析出潜在残暴，补些日常温和。由此想起陈之藩当年写信给胡适的心愿，“把我的心地澄清”。

狼奶导致的精神衰竭过程是否可逆，心地污浊后能否澄清，虽不清楚，却不妨尝试。前一步，学着读书、识书，读出兴趣，生成对好书的直觉，成为合格读者。后一步，学着品书、知书，读出精髓，读出滋味，善于汲取思想营养，成为优秀读者。

1950年代出生的人，既有“恶启蒙”经历，便须从恢复善意、积累善念、趋近善行开始。善行之一，即乐于开卷。这样起点不高，与爱书、懂书、藏书、写书的一些朋友比，更是自惭形秽。但有个好处：人人可行。

这些年，一直在“前一步”的状态。本书的文字，是学着读书、识书的部分札记。希望能以勤补拙，慢慢积累，增进信心，有朝一日走出“后一步”。果能如此，面对书店的诸多好书，接过朋友的新出佳作，或可少些作为读者的愧色。

从今往后，到生命终点，耕也好，读也罢，只为做个好读者。

就个人说，这目标不能算大。若能众人拾柴，渐成一代追求，则不算小，至少书香社会有望。再乐观点，把狼奶封人历史，截断恶性遗传，绝其贻害子孙。我们这代人或可心安。

2013年10月29日于京西北厢黄旗

冠生先生的文字看似寻常，却干净、耐读，在某种意义上复现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小品风貌。他的遣词造句极为讲究，看似不经意，却有经年累月读写打磨出来的功夫。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最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寂寞而花开满目的道路。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