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集》是《中国杂文》系列丛书之一，收

录的是杂文作家鄢烈山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面对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及当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了深刻的剖析，见解深刻，启人才智，让人品尝到历史深处的隽永况味。

《鄢烈山集》收录了作者鄢烈山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这里有最酣畅的文字、最勇敢的呐喊、最精粹的传承、最真挚的情感、最冷静的思考、最清醒的坚持……在这个纷扰多变的年代，我们选择读书悟道，寻找精神安顿之所。

《鄢烈山集》中的这些文章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文采，是非常优秀的杂文。

假如祝英台做了母亲

论“我冤枉”

猴子与崇祯皇帝

唱情唱声君自知

颜斶博士如是说

哀陈伯达

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

痴人说梦

哪朝哪代《纤夫的爱》

拒绝金庸

“波尔大哥”，永别了

学术与良心

续伊索寓言五则

高尚与卑鄙的组合

整顿坤纲

反刍《入关告谕》

“爱国贼”

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

“人”的挺立

“保护”中国男人

“建设性”是嘛玩艺儿？

贾樟柯论人权

权力痴呆症

地头蛇心态

王阿奶真的不简单

向阿卡耶夫致敬

唱不尽古今旷男怨

“服务”的权力与拒绝的权利

“贪生怕死”的权利

我怎么就不“震惊”？

坏的制度比坏的国王更坏

摆脱受害者心态

许三多是我们的“白日梦”

警觉自我感动

狗恶酒酸说“剩女”

同情小岗村已故书记沈浩的妻女

是自我意识，还是自我中心？

“按闹分配”与剿抚传统

猴子与崇祯皇帝

凡是挂“动物园”牌子的地方，展出的动物总有猴子。猴子虽不像熊猫、斑马那么稀奇，但最惹人喜欢。我儿子每回到动物园，总是在“猴山”旁逗留的时间最久。看它们攀援腾挪，看它们母子承欢，看它们举爪送食，看它们一本正经地捉虱子……

有一回，看了好半天，儿子大惑不解地问我：“那两个猴子在自己身上找什么吃呀？没完没了地找！”我说是在捉虱子。儿子愈发莫名其妙了，问“捉狮子？”——他压根儿没有“虱子”的概念。我跟他解释，“虱子”是寄生在猴子身上的一种小动物，并借题发挥咋唬道：“你要不讲卫生，也会像猴子一样喂虱子的，痒死你！”儿子瞪着眼睛说我身上没毛它藏哪里？我告诉他藏在衣被和头发里，他说：“‘我把衣服被子都放到锅里煮，煮死它，再学和尚剃个光头！”我又给他出了几道难题，他把大人灭蚊灭鼠灭蟑螂的法子全搬来化解，我不得不承认那是可以战胜虱子的。

人，不愧是万物的灵长！即使是小孩子，其思维也比千年老猴精高明。猴子无论多么机敏聪慧，它们对付虱子就只有祖传的办法一个：“勤拿！”它们的思维只能及于一个个直观的虱子，而不能像人一样采取战略性的方略将虱子“一网打尽”，更想不到设法预防虱子，从根本上杜绝之。当然，人的思维功能的发挥是有前提的。拿灭虱子来说吧，首先他得恨虱子，誓不与之和平共处，若是以“扪虱而谈”为荣，借此笑傲王侯，或以“舍身饲虱”为仁，借此修德炼性，或抱着“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态度得过且过，那就另当别论。

然而，细细想来，说人的思维远远高出猴子也未必尽然。有些事——比如说肃贪惩墨——很像灭虱子；有些人——比如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思维就跟猴子处于同一层面。

崇祯皇帝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正所谓“民心如实炮，捻一点烈焰蔽天；国势似溃瓜，手一触流汁满地”。他下定决心重振朝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不可谓不卖力尽心，但每每“举措失当，制置乖方”。其所以然，与他的思维缺陷大有关系。以整顿吏治而言，他是够严厉的，一旦发现谁贪污受贿决不宽贷，即便是内阁首辅，也立即“着革职逮问”！可惜他就像猴子捉虱子一样，只知道抓到一个咬死一个。

有一回，“给事中”（七品言官）韩一良上了个“劝廉惩贪”的奏疏，“深当圣意”。崇祯以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拟破格擢用他为“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然而一召对崇祯就翻了脸。原来他并不重视“开之其源，导之有流”、的主张，硬是让韩一良指名道姓说出是何人在“交际”，何人曾纳贿，也就是说把他的建议书当了举报信！韩称他是援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之例在泛论一般，竟惹得龙颜大怒。韩疏中曾恳切地以亲身经历作推断的依据，云：“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崇祯又抓住这几句话厉声喝问：“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崇祯追问姓名不舍，面叱不知所措的韩一良“显是肺肠大换！”官自然是升不成了，皇恩浩荡，“念及言官，姑饶这遭”，免于“拿问”！

这位“庄愍烈皇帝”当然是知道“正本清源”、“补苴罅漏”之类“提法”的，可事到临头就糊涂了，终于劳而无功，抱恨终天。就这位皇帝在明代中后期还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明白主子呢！他本人也一向以圣主明君自诩，至死都不承认自己的治国方略有什么不妥当，上吊之前还挺委屈地书衣襟日：“皆诸臣误朕。”

可见人是多么容易堕人“沐猴而冠”的可悲境地而不自知！

【原载1990年7月22日《大公报》】

P8-11

刘成信先生约我参加“中国杂文百部”丛书，我很乐意，虽然知道自己的杂文离“思想倾向顺应历史潮流，艺术上有特色”的后一条相距甚远。

早期我的杂文写得比较从容，也比较讲究构思，题材则多是文史类，有点书卷气；渐渐地，时评味越来越浓，观点直率、用语直白，更重思维表达。

著文不必隐晦曲折，不必借古讽今，不必“含沙射影”，可以选择性地直抒胸臆，可以对事不对人地褒贬，可以毫不含糊地宣称立足于“普世价值”，应该承认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至少得承认互联网时代的写作有了技术性进步。我们的杂文，正是以百折不回的精神，为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检阅旧文，我很惭愧，没有写出可以传诸后世的文化精品；可以欣慰的是，我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这本杂文选就是自我定位为一个共和国“公民”的我，用言说“参与”这个历史进程的见证。

中国的转型尚在艰难的行进中，在我开始杂文写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些问题迄今没有解决，有的还更趋严重；有些观念（如保护人权、市场经济、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理论上虽已是主流价值观，但现实中则是“潜规则”当道。所以，我们这些讲“常识”的杂文选本，还有编印发行的价值，我想。

自1984年开始写杂文与时评，二十八年来，顽强地表达我思我想，受过打压，到退休也没有得到关于1998年冬被撤销南方周末报社编委职务的解释；而更多地是得到各界师友和读者的鼓励——我在“南周”只能化名做编辑时，却得到了官方半官方的中国作协评选颁发的“鲁迅文学奖”，我不得不承认是作协的评委们对我的精神支持，不能不心怀感激，进而警惕自己非黑即白的两极思维。

1919年出生的何满子先生，“文革”后平反复出时，已是六十余岁，正是我现在的年纪。他晚年创作颇丰。我没有他深厚的学养，没有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但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生命不息，“杂文”不止。

201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