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精)》由费孝通所著，虽然篇幅很小，但提炼的问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视野宏大，见解精辟，颇多点睛之笔，令人耳目一新，很能见出学术气魄与学术识见。文字不以气势压人，反而平易晓畅、简洁明快。能做到这些，除了费孝通卓越的学术能力和高超的写作功力外，还缘于他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了解与情感。他不以“先进／落后”的成见来看待“城／乡”、“中／西”的文化差异，同时在抗战结束后，又能预见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迁过程中，数千年乡土社会正在蜕变。因此，读者即使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今天再来翻阅《中学图书馆文库：乡土中国》，想必依然可从中会得到启发。可以说，它仍是“读懂中国”的上佳读本，也是所谓学术普及读物的最佳范例。

《乡土中国(精)》由费孝通所著，《乡土中国(精)》是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收集的十四篇文章是费孝通于1946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时的讲义。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分析、解剖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至于后记，近乎学术自传，它真实地记录了费孝通学术生涯中的甘苦，无论对理解这本着作还是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很有帮助。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差序格局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

无讼

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名实的分离

从欲望到需要

后记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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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时，导师乃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教授。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在国内农村调查的材料很感兴趣，指导他根据这些材料于1938年写成博士论文，即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农民生活》(又称《江村经济》)。费孝通回国后，又遵照马林诺夫斯基的嘱咐，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同时，继续在云南农村进行调查，《乡土中国》就是有关农村社会问题的成果(有关家庭问题的成果为《生育制度》一书)，据说连书名都是马林诺夫斯基提议的。

在费孝通的代表作中，《江村经济》属于微型的社区调查，是社区研究的肇端：《乡土中国》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是费先生学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即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这一学术脉络的演进，代表了他为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两步实际工作。而《生育制度》“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乡土中国》则“属于社区分析的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无疑后者更具开阔的视野与格局。

《乡土中国》一书汇集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观察，剖析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特点。书中不作空泛说教和简单类比，一切以时空条件为转移，从结构、道德、法律、家庭、权力等方面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本书的后记，近乎学术自传，它真实地记录了费孝通对自我学术的认知，对理解这本著作和他的学术思想，都很有帮助。  《乡土中国》虽然篇幅很小，但提炼的问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视野宏大，见解精辟，颇多点睛之笔，令人耳目一新，很能见出学术气魄与学术识见。文字不以气势压人，反而平易晓畅、简洁明快。能做到这些，除了费孝通卓越的学术能力和高超的写作功力外，还缘于他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了解与情感。他不以“先进／落后”的成见来看待“城／乡”、“中／西”的文化差异，同时在抗战结束后，又能预见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迁过程中，数千年乡土社会正在蜕变。因此，读者即使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今天再来翻阅本书，想必依然可从中会得到启发。可以说，它仍是“读懂中国”的上佳读本，也是所谓学术普及读物的最佳范例。

《乡土中国》收集的是费孝通于1946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时的讲义，当时他应《世纪评论》杂志之约，分期连载而成，后于1947年初版于上海观察社组织出版的“观察丛书”中。1985年，《乡土中国》重版于三联书店，日后又陆续产生出多个版本。此次重新出版该书，所据底本为1985年三联书店版，除基本的订正外，尽量保留了原貌。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课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熟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企图。

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我离开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后就选择了这方面。二十四年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遭遇了不幸，前妻未获生回，我亦负伤，一直在广州医院渡过了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我整理了前妻的遗稿，写成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己家乡调查了一个村子，秋天到英国，整理材料，在老师MalinowsM教授指导之下，写成了Ped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二十七年返国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从安南人云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资助，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得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已出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作，甚至抄钢笔板和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国去了一年，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土地与商业》改写英文，成为Earthbound Chma一书，《昆厂劳工》改写成China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国，我一方面依旧继续做魁阁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云大和联大兼课，开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生育制度》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第二本。我在这两期的研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联贯的。为了要说明我选择这些方向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的理由，我不能不在这里一述我所认识的现代社会学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