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的礼物》是当代著名作家曹乃谦的人生笔记，荟萃了作者的多篇散文、随笔及多幅珍贵照片。在这部书里，作家坦坦荡荡把自己和盘托出，内中有对身世的娓娓讲述，有对恋情的深情怀念，有对从警岁月的感悟，也有对婚姻、家庭、亲情、友情、爱情的种种剖白。有笑有泪，敢爱敢恨。

《安妮的礼物》是山西作家曹乃谦的散文集。

曹乃谦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作家，有“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一说。汪曾祺称赞“曹乃谦的语言带有莜面味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评论说：曹乃谦是一个minimalistwriter（极微形式的作家）；他的写作方式类似音乐的演奏。并亲自把曹乃谦的一些作品译成瑞典文。

《安妮的礼物》内容多为作者叙写身边琐事的自传性文章，童年、慈父严母、亲朋好友等等。曹乃谦称得上多才多艺，埙、二胡、书法、围棋都有一定造诣。生活经历相当丰富。因此，他的散文往往信手拈来，水到渠成。

前言

父爱如海

 儿子的忏悔

 治病

 耍孩儿

 相片

 回忆我的父亲

严母情深

 进城·报名·村猴

 赛仿·扫盲·积肥

 串门·菩萨·梦梦

 高小·离别

 高小·思念

 侍母日记

生活感悟

 又是那个好日子

 安妮的礼物

 白师傅

 快乐十君子

 云中十二子

 快乐棋社

 日本印象

警官手记

 狼嗥沟遗闻

 二兔

 杀人

 豺狼的日子

 板鸽

后记 我所认识的曹乃谦（作者：吴丽）

他们说的五子，就是说我舅舅。我舅舅小名叫五子，是按照村里叔伯弟兄们排下来的。

他们说的五子家，就是说我妗妗。也可以说成是五子街。这是我们应县老家土话。叫“家”叫“街”是一样的意思，都是指男人的女人。还有个区别是，如果是呼叫的话，一律是叫“街”。如我妗妗走远了，我妈想呼叫她，那就是叫“五子街——”，不是呼叫“五子家”。

我妈又说，他们紧罩，小女女去年的奶就不够吃，可他们连三毛钱一斤的牛奶也舍不得给孩子打，就喂米汤来补。父亲说，有这二十块也正好补贴补贴他们。母亲说那就这了，就把他搁五子家吧。

这时我扒起身说，我也想去农村，跟你们到公社去上学。我父亲说，“你看，把俺娃刮吵醒了。”我妈说：“不行，你还在大同念，住你舅舅家。”

我妈要去我爹爹那里种地，那得走多长时间呢？我八岁前基本上是在农村住着的，我知道农民种地是在做什么，那可不是一下子就干完的营生，那就得经过一春天一夏天一秋天，才能算是种完，才能把粮食收拾回家。我不想跟我妈离开这么长的时间。可我妈是大人我是小孩，小孩管不了大人，我就得听我妈的。就得照我妈主意去做。我捩转过身，背对着他们。我想快快睡着，盼着我妈在第二天把主意改了，说不去了。

第二日一大早，我爹就赶火车走了。我一见是我爹自己走的，我妈没跟着一块儿走，我高兴了，心想着她是改变了主意。我问说，妈您不是到怀仁清水河呢，不去了？我妈说，妈得先安顿安顿才能去。我一听心又凉了。

我妈问我从舅舅家到学校你知道咋走不？我说我不知道。其实我知道咋走。我妈说，妈教给俺娃，跟舅舅家先到九龙电影院，跟九龙电影院再到皇城街，跟皇城街出大北街。我说皇城街是哪儿？其实我也知道皇城街在哪儿。我故意瞎问。

我妈不放心地说，正好今儿是个礼拜，妈引你认认去。

我舅舅家住在大同城内东南隅的仓门街九号。这是路南的一个高坡大门院，房东姓高。又是姓高，和我们最初住过的草帽巷十一号院一样，房东都是姓高。但这个房东不能收人们的租房费，他们家的房归了公。院里人们的房租费是由城区房管所的一个房管员进院逐家逐户地上门来收。但院人们仍然习惯叫原来的房东叫房东。

我妈领我到了仓门街九号大门口，正要上台阶儿，碰上妗妗送一个年轻人从二门巷廊出来，那个年轻人很生气的样子说，我下次再来你还不给准备好，那我们就封你的门。我妗妗赔着笑脸说，下次一定下次一定。那个年轻人说：“都半年了，都有点说不过去了。”说完，生气地走了。

妗妗这才跟我们打招呼，叫了我妈一声姐姐，又苦笑着说：“是房管所小刘。收房费。”我妈看着那个年轻人的背影说：“凶道道的。”妗妗说：“也怪咱们，差人家半年的房钱。”这时忠义和秀秀跟院里跑出来。妗妗说，你们不看孩子咋都给跑出来。秀秀说，丽丽睡着了。

忠义看见我，笑着叫表哥。

舅舅和妗妗有三个孩子。大的叫忠义，是男孩，比我小三岁。二的叫秀秀，是女孩，比我小五岁。三的也是女孩，叫丽丽，我妈说的小女女没奶，就说的是她，比我小八岁。当时我是十岁。

我妈说我，你引弟弟妹妹耍出哇，不要乱跑，看让洋车撞着。我说不跑。妗妗说，你们就在二中门前耍。我们说噢。

我妈和妗妗相跟着进院回家了。

舅舅院门是坐南朝北，左手的东面，是大同二中的正门，门前有很宽阔的地方。但我先领忠义和秀秀进了西边街角的纸铺。

纸铺也就是小卖铺。我兜里有钱，我花了一毛钱买了十块儿糖蛋蛋，我给他俩每人三块儿，我们就到二中门前耍。鸿运和他妹妹二女过来了，叫我招人。我也给了他们每人一块儿糖蛋蛋。

鸿运比我大一岁，二女比我小一岁。他们也是在舅舅院里住。

P90－91

今年八月，我在烟台龙口东海渡假村的“高尔夫壹号”小区养病，接到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电话，他说他们社想给我出一本散文集。

八月底我返回大同，便跟他们社签了约。约好是在十月十五日前交付书稿。我之所以敢于在这么紧的时间里就答应交付书稿，那是因为我手头上已经有一部分稿子了。

今年三月，《检察日报》副刊部主任彭诚，让我给他们的［绿海］写一组稿子，指明要八篇。对彭诚的约稿，我从不拒绝。当时手跟前没有现成的，我就从我的长篇小说《母亲》的素材里往出整理，整理出《初小九题》，最后选出八题给了她。在为她整理稿子的当中，我还另外拉出了一些准备写的篇名，但事后就放开了，没有往下续写。这次正好动手，我就新写出了《离别》、《思念》、《治病》、《耍孩儿》和《相片》五题。前两题放在了［严母情深］辑目里。后三题放在了［父爱如海］辑目里。这后三题，算是不孝儿子对慈父的再次忏悔吧。

写严母写慈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往往是含着眼泪在写。我的长篇《母亲》写不下去的原因，也正是这个缘故。我的脑血栓病症的几次复发，大夫说也就是因为写作时太过伤感而情绪激动引起的。可让我平平静静地去写，坦坦然然地去写，这我又做不到。

五月份，香港的《明报月刊》给我来信说，值此马悦然先生九十大寿之际，七月号要编辑“马悦然茂竹展叶九十春”特辑，让我写篇三千字的稿子。马悦然是我的知音，是我的伯乐，是我的大贵人，我便写出了散文《又是一个好日子》，以示庆贺。

在这之前，大同同煤集团围棋协会张眉平主席想编一本十多万字的《大同围棋风云录》，跟我约稿，让我写些跟这方面有关的文章。我答应了，并写出《快乐十君子》、《云中十二子》、《快乐棋社》三篇散文。在其中的一篇文章里，我说音乐能把我陶醉，而围棋却能把我迷倒。

陶醉是什么，陶醉就是陶陶然而沉醉。迷倒呢？迷倒就是，我一下开棋，那就什么也不顾了，能把吃饭和睡觉都统统地忘记。  宋朝的法远和尚说，“从来十九路，迷悟几多人。”我从八九岁开始就被围棋给迷上了，到现在，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围棋，而围棋业已是我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了。这次我便把这三篇文章也放到了［生活感悟］辑目里。

我是警察，我当了三十七年的警察。我如果能活七十四岁（谢天谢地）的话，那我生涯的一半是在当警察。这三十七年的警察工作，使我接角虫过好多的凶杀案件，我也写过好多的这方面的案例。

我写案例不是按照传统的公安文书所规范的套路去写，我认为那样写很是枯燥，读者也不想看。我是把这些案例以手记的形式，都作了散文化的处理，这样作者读起来就不感到干巴巴的了。

散文集，内容就应该是多彩多样一些，于是我就选出了两篇写凶杀案的散文，收在了［警官手记］辑目里。我的想法是，作为一个警察，我的散文集里也应该是多多少少有些这方面的内容才对。

每当记者们问起我写作中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便回答说，是人性中的食欲和性欲。而我把这两篇凶杀散文放在了［警官手记］里，就是想告诉读者，人性是复杂的，除这食色二性两种外，还有别样的我所说不明白道不清楚种种的人性存在着。我还想让读者们去探讨和思索，罪犯为什么是那么的凶残？受害者又为什么是那么的善良？人性又为什么会是这样？

下面，专门说说《狼嗥沟遗闻》。这篇散文所讲述的情节，是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着的一件令人悲伤的故事。最初我是把它写成中篇小说，编进了我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书里。当时，我也把这个中篇单独拿出来，先后投向几家刊物，但都给退回来了。后来我就以手记的形式，把它缩写成了七千字的散文，这才被安徽省公安厅主办的《警探》杂志采用，刊登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号上。

最后，我要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由于他们的主动和热情，才促使着我在病痛中打起精神，整理出了这本散文集子。

我所认识的曹乃谦

吴丽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上海书城，为著名作家曹乃谦举行《曹乃谦文集》新书发布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有三十多家。备受记者关注的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偕同夫人陈文芬，也受邀来到了发布会现场，参加此次活动。

身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评委，马悦然这是首次出席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发布会。在会上，他还把自己因翻译曹乃谦的长篇小说而于二○○八年所获得的瑞典皇家科学院“Letterstedt年度翻译奖”证书原件，在众记者的掌声之下，亲手赠送与曹乃谦。随后，马悦然夫妇与曹乃谦一道，共同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

曹乃谦的这套文集包括，一部长篇两部中篇，一个短篇小说集和两个散文集共六种。而使媒体记者倍感兴趣的是，马悦然撰写的《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是曹乃谦文集六本书的总序言，而他的夫人陈文芬又为其中的三本书，分别作了书跋。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作序，夫人作跋，曹乃谦这套文集的分量之高，可想而知了。

从第二日开始，各家媒体就对此新闻争相报道。记者屠晨昕报道说：“昨天下午，在上海书城举行的曹乃谦作品新书发布会上，马悦然坐在曹乃谦身边。另一边，则是马悦然的妻子、台湾女作家陈文芬。在莫言捧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持续发酵的当下，中国还有谁能捧诺奖成为热门话题。而作为热门人选的曹乃谦，这次恰到好处的露面，吸引了全国数十家媒体的追访。”

这位备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关注、吸引了全国数十家媒体追访的著名作家曹乃谦，正是我们警界的一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大同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北街派出所。当时我就经常听人说起，市局有位很了不起的作家，叫曹乃谦，他的很多小说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由于自幼热爱文学，我一直都想拜访拜访这位前辈。  真正接触曹乃谦老师，是在二○○五年年初。我写了一篇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散文《爸爸，我想您》，让市局工作的同学拿给曹老师看看。曹老师看后说，文章写得很感人。

一个雪花漫舞的晚上，我们几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同学，邀约曹老师坐在农家饭店的大火炕上，吃着地道的大同土饭，喝着云冈啤酒。我们争相倾诉着对曹老师地道的“莜麦味儿”小说佩服之情，同时也好奇地打探着曹老师的写作历程。酒到三巡话正浓，这时有人提议曹老师唱首“要饭调”，曹老师没拿捏，就那么地站在了大火炕上，动情地唱起来：

“对坝坝圪梁上那是个谁？那就是要命鬼二妹妹。你在圪梁上我在沟，亲不上嘴嘴招招手……”荡气回肠余音绕梁，原生原态泥土芳香。

那晚，曹老师鼓励我为他主编的市局内部综合期刊《云剑》投稿。我担心自己的写作能力不济，有些犹豫，曹老师说：“小朋友，你咋想的就咋写。但，语言切忌花哨，文章贵在真诚。”

从那以后，曹老师见了我总是小朋友小朋友地称呼我，而我在他面前也不再拘谨了。慢慢地，我对曹老师逐步地熟悉了起来。逐步地知道了他的从前，也逐步地知道了他的现在。

一九四九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曹老师出生在山西应县的一户农民家里。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个个儿都聪明伶俐天资过人。七个月大的他更是人见人爱，淮见了都想抱抱。三十一岁的邻居换梅格外地看好他，经常把他抱到家里玩儿，有时还搂着他过夜。有一天的凌明，她就抱着他急匆匆地向北走去，一直走了两白天一黑夜，把他带到了远离家乡一百八十里的大同市安家落了户。

一九六八年，曹老师从大同一中高中毕业，别的学生都让撵到了农村插队去了，他是独子，而被照顾到了大同矿务局红九矿当了井下装煤工。因为有文艺特长，下了半年井后他被抽到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弹三弦，后来又被调到矿务局文工团，打扬琴、拉小提。因为他不认为《苏武牧羊》是投敌叛国的曲子，而跟领导争辩，领导把他开除出文工团，打发到一家工厂当铁匠，让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三天下来，十二磅重的大铁锤，使得他满手都是血泡。

春节，他为他们的铁匠房编写了一副对联：锤声震撼旧世界，炉膛炼出新宇宙。横联是毛主席诗词的一句：黑手高悬。就是这一副对联，改变了他的命运。一九七二年十月，在贵人陈师傅的帮助下，曹老师成了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的民警。最初是在分局办公室写文字材料，后来到了忻州窑派出所当户籍内勤。一九七八年，他调回了市公安局二处，搞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由于成绩突出，一九八一年被评为出席省公安厅的先进工作者。

因为好看书，曹老师常买书，天长日久，家里到处都是书。有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指着他的书橱说，你的书是不少，但有一本你却没有，他问没有哪一本，朋友说书名不知道，但作者知道。他问作者是谁。朋友说，曹乃谦。

曹老师当时就和朋友打赌，说写一个给你看。朋友说写出来不算，发表了才算。

曹老师谎说给单位写结案报告，在家里偷偷地写起了小说。他也瞒着单位的人，白天还在继续工作。他每天在孩子和妻子睡着后动手写，写到伤心处，鼻子发酸热泪盈眶，有个半夜，实在是难以控制，便禁不住趴在写字台上放声痛哭起来。惊醒了另一个屋睡觉的妻子，过来问他写个结案报告你哭什么？

这篇小说就是曹老师的处女作《佛的孤独》，当时他不懂得中篇是多少字短篇又是多少字，他信马由缰地写了两万多。编辑部嫌长，让他删节成了八千字，发表在大同的《云冈》上。

那是一九八六年。当时曹老师已经三十七岁了。

那个朋友不服输，跟他继续打赌，他又写了一个短篇，又发表了。朋友还不服气，说你两篇都是发在大同的杂志上，你一定是跑了关系。你有本事在北京发一篇才算。曹老师一生以来最痛恨的是“跑”那种行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靠“跑”才发表小说的，曹老师又动手写第三篇，写好后，给了《北京文学》编辑部。让谁也没想到的是，他的这篇小说一下子给打响了。文学大家汪曾祺老先生为这篇小说写了专评，与这篇小说同期发表在《北京文学》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号上。

这第三篇小说就是曹老师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前五题。原名是《温家窑风景》，经过汪老的点石成金，题名改成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和朋友打赌打出这么个结果，实在是出乎意料。《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引起了海内外文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他本人的关注，从那以后，曹老师就用不着再和别人打赌，而是主动地写起了小说。

一九八九年，大同市公安局调整基层班子，曹老师被调到了政治处宣教科任科长职务，但级别明确说，是科员。他不在乎什么级别，他在乎的是有了写作的时间。

一九九一年曹老师接到了一封外国来信，打开看，是马悦然翻译了他的小说，给他寄来的样刊。从此，中国的这位警察，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的视线。

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个评委员惟一熟悉中文的人，二○○五年九月十七日他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答记者问时说：“曹乃谦是山西一名普通警察，但在我看来他也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还说：“他与莫言、李锐都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在那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在李锐、蒋韵夫妇的陪同下，他专程来到山西大同会见了曹老师，并在曹老师的家里与台湾作家陈文芬举行了订婚仪式。

同年，由陈文芬任主编的曹老师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台湾出版了，二○○六年，由马悦然翻译的瑞典文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出版了。二○○七年，大陆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与读者见面。

二○○七年，曹老师的短篇小说选《最后的村庄》被《深圳商报》评选为“年度十大好书”；中篇小说选《佛的孤独》被广州的《南方都市报》评选为“年度十大好书”；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被《人民日报》等三十多家全国新闻媒体评选为十大好书。曹老师的三本著作在同一年先后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瑞典国家电视台一行三人，专程到大同采访了曹老师。

二○○八年，马悦然翻译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书的瑞典译文，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Letterstedt年度翻译奖”。

二○○九年，曹老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英文版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入围美国最佳英译小说奖，并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勒克莱齐奥的《沙漠》一起进入最后的复评。

二○一○年，法文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和瑞典文版的《最后的村庄》也相继出版了。

曹老师给中国的警察在世界的文坛上争得了荣誉，也争了光。

中国的文学评论界把曹老师与已故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相提并论，称作“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曹老师台湾版的四种书和这次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六种书，都把“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这段话，赫然醒目地印在了书的封面上。

曹老师被文学界认为是乡土作家，他的公安题材的作品也因带有着明显的乡土味道，而被警界所看好。《人民公安报》记者唐桂荣先后两次采访并报道了他的事迹。他的公安文学作品先后三次获得了公安部的奖励。一九九○年，小说《老汉》获得“当代人民警察”文艺作品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一九九四年小说《斋斋苗》获得“全国公安报刊优秀作品”二等奖；一九九九年，小说《根根》获得“金盾文学”三等奖。他的公安题材小说《亲圪蛋》、《斋斋苗》被同时收编进“当代中国公安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里。《斋斋苗》另被收编进全国公安院校教科书《中国公安文学作品选讲》里。

曹老师是个全才，他上小学前就会吹口琴，后来又学会了吹箫、吹埙，二胡、小提琴、巴乌、葫芦丝也样样都能。他自己作词作曲创作的《公安战士进行曲》获得一九九八年大同市歌咏比赛一等奖。二○○五年，他谱曲创作的《人要精神歌》，刊登在《云剑》（总）第二十四期上。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曹老师就迷上了围棋，现在是大同市围棋协会惟一的一名总顾问。他的书法笔走龙蛇独树一帜，行草有启功之秀气范曾之灵动，深受藏家喜爱。二○一二年六月份云南曲靖举办的“清风化雨检心为民”书画拍卖慈善活动中，他的两幅四尺对开书法作品以九万元的价格被一名喜爱者收藏，所得善款全部交由曲靖慈善总会用于当地的救灾工作。笔者我也有幸获得过他的一幅墨宝，“碰碰衣袖他年之约”八个字，细腻、委婉、生动、隽永，谁见了都夸。

一九九八年，大同市公安局创办了一份名叫《云剑》的内部资料性的刊物。三个月出版一期，曹老师既当执行主编，又当责编和美编。采访约稿，画版编排都是他，他还得骑着自行车一趟又一趟地跑印刷厂校对。为了使刊物少出错误，曹老师每期至少校对五遍，而其中总有一遍是拿回家里，让妻子帮着他校对。

他差不多年年都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包括“廉政干部”、“优秀党员”等称号，还曾被公安部授予个人“三等功”一次。可到二○○九年，曹老师就要退休了，可一直都还是个科员。有的同事劝他说：老曹，你也到领导那里跑一跑，好歹弄个一官半职啊！而曹老师却笑笑地说：“这不是我跑的事，我的任务是把工作干好。别些事让领导去考虑吧。”

二○○九年二月三十日，曹老师退休了。这个工龄四十年，警龄三十七年的老公安，却以科员的身份，拿着科员的薪水退休了。而他却是不埋不怨，无牢无骚。有些同事跟他说去找找领导。他去是去找领导了，可他没说自己的事，而是跟领导商量说：“我退休了。您们看看《云剑》让谁接办呀。”领导想想说：“别人也弄不来这个。我看你还给咱们弄吧。”

曹老师听了领导的，继续快快乐乐尽职尽责地工作着，把《云剑》一期期有质有量地办了下去。

他在《云剑》编辑部工作十多年来，包括增刊在内，总共创办了五十五期，加起来有三百多万字。退休后的第二年，曹老师从这三百多万字里，编辑整理出了一本《云剑优秀作品选》，二十多万字，他本想出一本书，在回家前给他心爱的公安局留作纪念。曹老师还跟我说：“封面也选好了，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接见你的那个照片。”他还说：“我也要把我那首《人要精神歌》印在封三，让我们的警察们传唱下去。让他们切记，当警察的办事一定要公道。”但最终因经费不足，这件事只好搁下。

这两年中，常有同志们问他，你退休了还工作，单位没说给你多少钱？曹老师摇摇头。同志们都知道，曹老师是不好意思问领导这样的事。这事他老伴儿也一次次地问过他，他没好气地说：“老问这干啥！给呀给呀，领导说了，等什么时候回家，一并儿结算。”他就这样一分钱不多挣，又在单位无偿地做了两年多时间的工作。

二○一一年的年底快过大年的时候，曹老师脑血栓病突然发作，半身麻木行走不便，舌头僵硬说不出话，他住进了医院。而这个住院的消息，他严密地封锁着。

直到两个月后，我才在《云剑》编辑部再次看见他。他正和他的老伴在办公室灰头土脸地收拾东西，地上有几个蛇皮编织袋，书呀本儿呀的杂杂乱乱，到处都是。

他的脸色苍白，说话没了以前唱“对坝坝圪梁上那是个谁”时的底气。通过他老伴儿，我这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也才知道他这是真的要回家呀。他说：“我怕瘫痪了。我不怕死，可我怕瘫痪了。”

我关心地问他：“曹老师，这么大的病，你这是工作劳累了才发作的。可你住院为什么不跟单位说说，也不跟同志们和朋友们说说。”曹老师低声地回答：“大过年的，我怕给领导和同志们，添麻烦。”

听了曹老师的这个话，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马悦然：像莫言一样，乃谦的天才好像是生来的。我读完了《初小九题》的时候，恨不得马上把这优秀的著作译成瑞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