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这个精神，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一个小组，从各部门抽调了七位年轻同志，由孙玉胜当组长，负责策划热点栏目。当时就只有一个大概念，就是热点问题，一天40分钟的节目时间，一开始策划组首先提出的是这个栏目的名字。
他们开始定的是《新太阳》，意思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都是新的一天。我考虑这可能会产生歧义，因为有一个老太阳，东方红，太阳升嘛，那你要是用《新太阳》，人家就会联想是不是否定了老太阳，否定了毛泽东，所以我说这个名字不好用。当时有人说这个栏目名字非常好，很新颖。后来我跟他们讲，不要坚持了，真正出毛病、有意见的话，他们肯定是找我，不是找你们，都是我负责。我让他们再多想一些栏目名字，拿来再商量。
后来他们又想了二十个左右，大部分都是一般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东方时空》，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名字好。“东方”象征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时”有一种历史感和纵深感；“空”也是一种非常宏大、宽广的感觉。丁关根同志也觉得这个栏目名字不错，很有气势。节目组的同志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片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东方时空》一开播，大家就感到中央电视台有了新气象。
问：（《东方时空》为什么作为早间节目播出？
杨伟光：这个栏目放在什么时间播出？作为栏目的制作者，那些年轻同志都希望在黄金时段播出，但我考虑（《焦点时刻》栏目的内容太敏感，批评不正之风，领导和群众能否接受？没有把握，所以我主张放到早上7点钟播出。这个意见一出来就哗然了。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8点钟才开始有节目。7点应该是听广播的时间，广播有一个（（新闻和报纸摘要》，也是名牌栏目，谁看电视啊，所以，大家都不太赞成。
我就告诉他们，热点问题比较难把握，我并不希望这个节目一开播就有很多人看，心里没底嘛，很多人看，要是出问题影响太大。所以还是先试验一段，先在7点播出；重播是中午1点钟，也不是好时段。所以等于是大家提出要黄金时段，我给了一个垃圾时间。最后大家都同意了，先把节目办好，探探路。要改革就得冒风险，突破一些原有的规定
问：作为“统帅”，你是怎么选“将”的？比如说，为什么选孙玉胜？
杨伟光：要敢于用人。当时要办新的栏目，怎么选人？首先是选老人还是年轻人？我主张选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事实上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辜负我们的希望，他们做得很好。
孙玉胜开始是在做经济节目，思想比较活跃，比较解放，做了一些好节目，这样就提出要孙玉胜来挂帅，下面有些人也是他选的。当时我定的就是要选年轻人，年轻人思想框框少，可以放开。老同志多少年在框框里，逃不出这个框子，很难创新，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东方时空》成功的因素之一。
讲明要求以后放手让年轻人去策划，一般来说我们是尊重他们的意见的。我如果不同意，他们也可以讲不同意见，我也不烦，这样可以广开思路。允许人家讲话，允许人家坚持；敢于坚持不一定是坏事，如果真有理由，讲得通也可以。
问：当时你对（（东方时空》提出了哪些要求？具体怎么确定栏目的定位呢？
杨伟光：（（东方时空》里头有四个子栏目。（（焦点时刻》这个是明确的，就是要抓热点问题。其他有一个《金曲榜》，每天有一首歌；还有（《东方之子》，介绍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有重要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个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生活空间》。后三个栏目的定位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确的。
开始（《金曲榜》就是播一些流行歌曲，因为那时候流行歌曲新兴起，但是观众觉得流行歌曲格调比较低，有意见。当时这个栏目负责人是王坚平，我就找他，我说观众有意见了，你可以把早年著名经典的歌曲做成MTV。当时他也不反对，但是一直没动静，一次谈，两次谈，到第三次我说你再不改我就换将了。他说不是我不改，现在社会上做的MTV都是流行歌曲，别的他们不做，我自己也没有钱做。我说，那拨给你200万，两万元制作一首民族经典歌曲MTV，这样就制作了100首，《金曲榜》内容就比较丰富了，导向上大家也能够接受了。但是里面也还有部分流行歌曲保留了下来。 唱了一两首好歌就是《东方之子》了，《东方之子》开始采访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我说这样不行，“东方之子”应该是对中华民族有重要贡献的人。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还有各个领域的带头人，这些人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啊，有很大的成就，应该做这些人。第二个呢，要搞系列。
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待，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最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 ——孙玉胜
2012年5月，中广协纪录片委员会“纪录·中国”评奖会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召开。当时，我召集参会的时间、梁碧波、陈真、张朝夕、胡劲草、徐欢、赵布虹碰头，正式提出借《东方时空》开播二十年，拍一部关于《东方时空》的纪录片的动议，得到大家认同——其实，记录《东方时空》，记录《新闻调查》，记录新闻评论部，一直是我心底的夙愿；多年来，我们记录了无数别的人生，其实，电视人自己的人生何尝不值得记录？我早已想好了名字，就叫做（《点燃理想的日子》。导演梁碧波加了个副标题：《东方时空》传奇。
8月中旬，梁碧波结束手上所有的工作，自带饭盒来向我报到——说起这部纪录片，先得提一提总导演梁碧波。碧波兔年出生，比我小一岁，获过国内外不少纪录片大奖，在一次全国纪录片评比会上，我俩一见如故，我向他讲起《东方时空》和评论部中的许多故事，他大为感动：“要能做一部新闻评论部的纪录片就好了，不给钱都愿意干！”
果真，资金迟迟没有落实，已成纪录片大腕的周兵和雷禾纪录片公司老总海天一人拿出5万，作为先期启动经费。他们分别成长于《东方之子》、《生活空间》两个栏目。二十年间，《东方时空》历经了多次改版和子栏目变更，至1996年1月20日开播1000期，《东方时空》开始由综合杂志栏目向新闻杂志栏目转型，《音乐电视》（即改名后的《东方时空。金曲榜》）被撤销，增加了3分钟主持人评论节目《面对面》；2000年11月25日更是从评论部分离，成立《东方时空》工作室单独运作，节目时长由40分钟扩为150分钟；一年后工作室撤销，《东方时空》稍作调整重复原貌，时长45分钟，子栏目分别是《时空连线》、《百姓故事》、《东方之子》，以及周末版的《纪事》、《世界》。2008年1月，《东方之子》、《百姓故事》分别与《面对面》、《纪事》合并，《时空连线》扩大为全版并名为《东方时空》播出。2009年7月，在新闻频道去专题化向资讯化过渡中，《东方时空》变身为一档梳理解读当日资讯的新闻栏目。而我们讲述的场域，就截止到1000期。那开始的三年，（《东方时空》最彰显锐气、智慧、创新、自由、平等、前卫的精神气质。我们所有的访谈对象口中的“东方时空”，其实指的就是那三年的东方时空。 “这会不会让人说是自恋？”“如何克服自恋？”我们一次次反问自己。《东方时空》的出现是否是社会进步的反映？《东方时空》人的追求是否辉映着人类理想？《东方时空》的制度创新对今天有无启迪和借鉴？
答案是肯定的。
梁碧波在导演阐述中写道：“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我们还将试图挖掘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在他们的人生背后，是什么样的情感动力？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个人与团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个人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支撑他们的团队文化、哲学思想又是什么？外部的动力怎么转化成真正的创造精神？他们的事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们所秉承的价值观对我们的未来会提供什么样的思考？
拍摄《东方时空》背后的年轻人，一是给他们的青春一个交代，二是以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所负载的价值观，影响当下的观众，促进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在研究和拍摄过程中，我们将满怀谦卑和敬意，以真诚的同仁之心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以独立的立场和客观公正的视角，去研读这段刚刚发生的历史，探访他们的足迹，再现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与观众一起，领悟历史，正视现在，再创奇迹。”
“促进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一句是我加的，这是我们做这部片子的终极目的。
在这部九集的纪录片中，我们一共采访了58人，包括台里的决策高层、具体操作的“七君子”、制片人、主持人、骨干编导、摄像各个层面。特别是台领导和
首任制片人，他们都具有唯一性，没有他们的支持，这部片子就无从谈起。
这是一本由个体生命记忆构成的书。
二十年前，一个名叫《东方时空））栏目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也改变了投入其中的许多“电视打工仔”的命运。我幸运地身在其中。这本书中所有的人，也与之紧密相连，无论时间长短，这段在《东方时空））共同梦想过、奋斗过的经历，已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这本书起始于九集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东方时空＞传奇））。纪录片中，我们一共采访了58位“战友”，其中有参与决策的台领导，有负责栏目创意的“七君子”，但大多数是“打工仔”身份的策划、编导、摄影、主持人。凭着这部纪录片，我们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相聚，也进行了一次超越二十年的总结和反省——二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创办者和“打工仔”都已步人中年，沿着脸上的皱纹穿越时空的年轮，他们是怎样看待那段日子？二十年前选择时的冲动、干起活儿来的激情，以及那样一种青春的挥掷与不离不弃的梦想，是怎样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甚至人生？《东方时空》的诞生，究竟怎样改变了他们的成长路向？……
几乎每一个访谈都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聊的话题也不断地深入，围绕着（《东方时空》的创立和发展，围绕着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围绕着成长的欢喜与疼痛。囿于时间和内容的限制，似乎一部纪录片无法全面展示这些颇有价值的深度访谈。从中挑选一些精彩的有代表性的访谈构成一本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东方时空》口述史遂成为共识，于是便有了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
书中的访谈者，涵盖了各个年龄、各个层面，既有当时正值盛年的创立者，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因为年龄不同，个性迥异，每个人的讲述也各有特点。比如，《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我的前老板时间传递的，不光是栏目的创办过程和体制突破，更重要的是做事的方式、做人的态度，应该怎样思考、怎样思想；而《焦点时刻》的一线记者陈耀文则是用一件件采访实例，阐述自己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成长，有得意的笑，也有痛苦的哭；周兵如今已成为纪录片“大片专业户”，当年辞职来到《东方时空》的时候，却是连床都睡不到的“北漂”；在“有些疏离”的水均益眼中，“说他们是‘北漂’都轻了，他们是一帮殉道者”；白岩松讲述了他整个成长的脉络，人生重要的几个阶段和几次选择，他喜欢那个时代，但是拒绝伤感和复制，他说，不能埋怨环境变了，体制的束缚之外，更多的其实是自己的选择，他的下一步，就是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而杨伟光台长从最高决策者的角度讲述的过往，可能许多人至今都不知道……
这些鲜活的访谈镌刻着《东方时空》和《东方时空》人的成长，从一个又一个编导、策划、摄像、主持人、制片人的生命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解到他们那颗不安分的渴盼自由和创造的心；读解到他们身上所负载的理想和价值观；读解到个人与团队、与时代的共生关系；读解到栏目成长、个人成长所必需的空气、养料和土壤。《东方时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政治改革对意识形态的诉求；是媒体对时代进步的回应；是当时的媒体人对电视功能、自身价值的反思和认知，对受众需求的充分尊重和真诚表达。在蓄势待发的才情和胆识喷薄而出染红东方天际的时候，昭示的是中国社会对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人的尊严、人的力量的充分肯定。
一个好的时代是激浊扬清、除弊立新的时代，是不断为生命解除桎梏，使人的思想力、生命力、创造力最大化进发的时代。新闻是时代的镜子，媒体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时空》二十年聚合起来的个体回忆，不止于怀旧，不止于纪念。她是对青春的礼赞，对理想的呼唤，对自由的向往，对包容的赞美，对创造力的歌唱！
回首，是为了向历史汲取力量，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前行。
陈虻常引用纪伯伦的话：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
二十年前，我们为自由出发，我们为平等出发，我们为创造出发，我们为真实出发，我们为人的尊重出发，我们为美好的中国出发。
今天，我们抵达彼岸了吗？
今天，我们还能再次出发吗？
所有非凡都会归于平常，所有的激情都会回复平静，所有的点燃，都会慢慢熄灭。这是生命的轮回，还是哲学的注定？
既然是轮回，就有再度点燃的可能。
就能够，留住你！
我交给你／在你生前多年／在日落之际看见一朵枯黄玫瑰的记忆／我交给你对你自己的解释／有关你自己的理论／你确凿而惊人的故事／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灵的饥渴／我在尝试贿赂你／用无常／用危险／用失败
引自博尔赫斯《我用什么留住你》，献给我心中的《东方时空》。
《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编著者张洁、梁碧波。
《点燃理想的日子》中的访谈者，进栏目时的年纪都不一样，有的至今留在电视圈，有的已转战其他领域，但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取得了自己的成就——显然，这与《东方时空》的训练是密不可分的，那是他们成长最快的时光，那时候注入的理念和精神，那时候培养起的能力和眼光，已经成为这些人成就日后所有一切的隐形基因。他们是《东方时空》这个母亲生下的若干孩子。
《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编著者张洁、梁碧波。
《点燃理想的日子》叙述的是十年中的事，但不是十年史，它只是一个新闻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身处其中的观察，体验与感悟。它叙述的是一些电视新闻改革事件以及新栏目实验和大型特别节目动作的过程，背景。追求和检讨，还有我对一些电视理念的注释和解读，而这些理念和解读必定也受历史环境和个人认识水平的局限。
从1996到2006的十年间，先后有两百多人走进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这个团队，或长或短的经历使得这些原本不同的人生轨迹意外地有了一段重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中是幸福的。她为你种植信念，她激励你裸露真诚，她找来同路人陪伴你，用激情为你疲惫的身体注入新的生命力，她教会你不再掰着手指盘点自己的价值，但总能让你感受到艰辛付出后的苦尽甘来，她总在你开始摇摆的时候为你坚定一个信念——皇天后土，天道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