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以身证道，以心应法；她们以短促一生的柔情悯意，去策应历史的无知和乖戾！

两个女人，长达30年的闺蜜情谊与命运纠葛，勾画了一幅贯穿民国、“文革”、当代的史诗长卷，从梦一般的甜美到铁一般的冰凉。

最终，她们的命运驰向无边的黑夜……

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是目前国内所有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中最真实、最具有回味的一部。

诚如叶兆言自己所说，“试玉要烧三日满”，《驰向黑夜的女人》究竟有多好、如何好，读者朋友们打开书，慢慢品味吧！

《驰向黑夜的女人》作者叶兆言通过竺欣慰与冷春兰长达30年的姐妹情谊与命运纠葛，勾画了一幅贯穿民国、“文革”、当代的历史长卷。《驰向黑夜的女人》讲述欣慰出身于银行界新贵，是个活泼好动思想前卫的女孩，而春兰出身于没落世家，是个内向腼腆、冷艳傲气的姑娘。1941年，她们相识、相知于一起学唱昆戏的卞家花园，青春年少的她们缠绵于多情而伤感的昆曲情境里，全然不知生逢的乱世，已悄悄决定了多舛的命途。

1945年日本战败，汪伪覆灭，蒋介石还都南京；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败逃台湾；20世纪60年代，“文革”又带来新的浩劫……被一段段残酷时代摧残得遍体鳞伤的两个女人，在命运的河流里相互凝视，用只属于各自的性情活着或者死去，终于从梦一般的甜美到铁一般的冰凉，冷却成历史旧梦中被遗忘与被消失的一部分……

第一章 南京，1941年3月30日

第二章 北京，2008年的大雪

第三章 上海，南京，1941年12月8日

第四章 卞家六少的故事

第五章 肉联厂的冬天

第六章 小芋的寂寞

第七章 欣慰之死

第八章

第九章 2011年，南京，上海

后记

这一天是两个小女孩漫长友谊的开始，这一天发生的几件事给欣慰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回忆起那一天，欣慰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先想到新街口广场的热闹。天气很好，暖洋洋的，小汽车一路过去，只见无人处的两棵柳树，绿绿的枝条儿随风飘荡。正是这花那花开得最盛时节，拐角处一株野桃树怒放着。司机老王要送欣慰去卞家花园，经过新街口大转盘，广场中央的“还都”一周年纪念活动刚开始不久，远远地看过去，乱哄哄聚集了一大群人，正站在那准备收听广播。老王在路边将汽车熄了火，回过头来，和颜悦色地看着欣慰，说小姐在这稍等一会儿，在车里坐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到那边去了，那边人多，太乱了。

老王告诉欣慰他要去上个厕所，很快就会回来的。12岁的欣慰便老老实实地坐在车里，隔着玻璃窗往外面看。临时安装的大喇叭里有个人开始说话了，广场上很乱，光听见“喂，喂”试机的声音，然后就是正式的演讲。一阵刺耳的电流声过后，有个人开始演讲了。欣慰后来才知道，这个广播里的人是大汉奸汪精卫，说来说去就几个词，无非是要反共，要救国，要复兴。那时候，欣慰并不知道汪精卫是什么大汉奸，她毕竟还只是个小孩子，只知道这个人叫汪主席，是国家的领袖。学校里让学生写作文，小学四年级的欣慰有意无意地便会套用广播里的语调。汪精卫主席的一套逻辑很容易迷惑人，他总是拿腔拿调地先自问问题，然后又自己做出回答，一问一答，这么煞有介事地绕来绕去，变得理直气壮铿锵有力。为什么要反共呢？因为唯有反共，才能救国。怎么样才能救国呢？首先必须是复兴，要走复兴之路。复兴之路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定要坚决地反共，反共就是救国，救国必须反共。

尽管看上去很隆重，南京人很快忘记了1941年3月30日这个周年纪念日。南京人总是习惯于忘了一些应该和可以忘记的东西，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特别多，光是与先总理孙中山有关的就有好几个，逝世纪念日，永久迁葬日，谒陵日，诞辰纪念日。事实上，对于本地老百姓来说，1941年3月30日这一天一点儿都不重要，当时确实有些热闹，说它是个隆重的节日＿点儿也不过分。这一天是汪伪政府设定的还都纪念日，这一天正好是“还都一周年”。在大家心目中，汪精卫的形象不像他年轻时那么英俊高大，马路上到处都是赞颂他的标语口号，中央广播电台里的广播一口一个反共救国领袖，汪本人也喜欢不时地发表一些重要的演讲，可是并没有多少人把他的话当回事，大家内心深处多多少少有些鄙视，因为他很丢脸地向日本人投降了。谁都明白，他这个中央政府，其实就是日本人的傀儡政权。中国人心里都明白，国家的半爿江山早已落人倭寇手中，成为水深火热的沦陷区，汪政府大张旗鼓宣扬的以和平方式恢复了国家主权，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1941年3月30日的南京有两件在当时还算重要的活动：在新街口广场举行纪念集会，在和平公园为“还都纪念塔”立碑揭幕。两个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老百姓不把它放在心上，汪伪政府自己却很当回事，中央广播电台一遍遍地做着预告。由于这个电台使用的名称和频率与已迁往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完全一样，极容易混淆视听。汪伪政府有意要弄得十分隆重，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在法理上肯定汪精卫倡导的和平运动，把和平还都的意义放大，洗清叛国投敌的恶名，强调南京目前这个由汪领导的中央政府不仅合法，而且它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要比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更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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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盛夏某一天，父母从外面开会回来，神色十分凝重。我们家向来吃饭热闹，那天却一声不吭，就听见碗筷在空气中碰撞，大口大口的咀嚼，气氛让人觉得很奇怪。终于父亲开口，说李香芝怎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话音刚落，母亲非常紧张，也许怕儿子知道不好，她瞪了父亲一眼。过了一会，父亲忍不住又嘀咕：

“没想到真的会被枪毙。”

李香芝是父母熟人中唯一被枪毙的一位，轰轰烈烈的文革中，枪毙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不稀罕，然而，如果这人碰巧是你的熟人，是你身边曾经相处过的某个大活人，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接下来，他们躲进卧房议论，很显然不想让儿子知道在说什么。作为文艺工作者，我父母的出身和李香芝背景相似，都是1949年前参军，都是文工团员，都是差不多时期参加共产党。他们万分震动极度恐慌，在后来的岁月提到李香芝，忍不住要问一声为什么，都以为很了解她，觉得她比自己更进步更革命，可是突然发现，其实一点都不明白这个女人。

李香芝的故事始终是个迷，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李香芝被枪毙，我已经十四岁，孩子们在一起说悄悄话，卖弄各自的小道消息，有孩子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说李香芝胆大包天造谣诬蔑，竟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化装成特工人员，千里迢迢跑来南京跟她睡觉。这无疑是找死，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样的女人不枪毙才怪。我们都觉得这个胡说八道太可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后来才知道，她是在一种精神失常状态下，产生了臆想和幻觉。

大约也是在这段时期，有位靠边站的省委副书记像隐居的陶渊明一样，经常溜达到我们家来借书，借阅世界文学名著，他住的地方不远，一借就是一大包书。每次来都会与父亲说阅读体会，聊聊天，讲讲自己的被隔离审查。说那些年轻的造反派折磨人，一点不比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差劲。说他们在他头顶上浇开水，一滴一滴往下浇，大冬天让他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年轻人一个个很歹毒，不止一次暗示可以选择自杀，实际上是想方设法逼他死，说人要结束生命太容易，要死谁都别想拦住，譬如说吃饭，两只筷子分别插在耳洞里，用劲一拍，也就一命呜呼了。面对这样的逼迫，在死亡威胁和引诱下，还能活下来真不容易。有一次说着说着，他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这给我留下了非常奇怪的印象，不明白一把年纪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很快官复原职，平调到外省去当领导。他只是一位副省级干部，还有一位同样靠边站的省长也不止一次来过我们家，这省长就是惠浴宇，货真价实的正省级官员，前前后后一共做过十五年省长，江苏历史上最长的一位省领导。他的显著特征是肥胖和声音洪亮，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的姑夫在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与他一起坐过牢，因为这层关系，因为这段革命历史，母亲托他帮忙开后门，为她单位一位工宣队妻子调动户口。工宣队陈师傅的妻子在安徽插队，想调到南京郊区去当农民。今天说起来根本不是事，那年头却是很大的麻烦，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要说工宣队中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位陈师傅是文学青年，在我父母隔离审查期间曾偷偷地有过关照，因此他们心存感激，觉得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对他妻子的调动十分热心。不仅父母热心，赋闲的惠省长也仗义，一口答应帮忙，喊上了当时靠边在家的省公安厅洪厅长，到我们家来一起商量这件事情。

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惠省长喜欢爆粗口，领导干部成为老百姓，自有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在两位下岗官员鼎力帮助下，陈师傅妻子顺利调到了南京郊区。我重提此事，无非想说明文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走资派必定一直倒霉，知识分子必定被轻视，文化名人都会被别人看不起。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是条不断流动的河流，绵延曲折，要拐过无数道弯，每一段河道都不一样，每一段流程都有自己的故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在文革中，即使下台干部，即使手上完全没有权，也依然会掌握着不一般的人脉关系，办点什么事比一般老百姓要容易得多。

何况他们很快被三结合，林彪事件后，绝大多数老干部都重新开始恢复工作。哪朝哪代，做官的还是做官。做官永远会是个好买卖，老百姓永远老百姓。逞一时之快的造反派根本没快活几天，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分子，基本上是为了收拾他们。文革以后清查三种人，也是针对那些曾经一度大出风头的运动积极分子。当官的被打倒，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遭受苦难，远没有大家假定得那么严重。事实上，很多人只要扛过一时，熬过最艰难的那几天，眼前便会豁然开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爬出来吧，我给你自由。”这些诗句在文革中曾悄悄流行，激励过很多人，然而文革说到底，却是个为狗爬出的洞也紧锁着的荒诞时代。在这没有尊严的年代，很多人为尊严而自戕，死了也就死了，基本上是白死，相对于他们的一生荣誉和死后追捧，平民百姓才是真正的永无出头之日。有的人苦难一时，苦难变成永远的资本。有的人苦难一世，苦难永远是苦难，元朝张养浩《潼关怀古》说得最明白：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因为家庭关系，在文革中，我常常可以听见一些文化名人的消息。1966年8月底，作家老舍投湖自杀，当时我祖父正在家里看马克﹒吐温的《赤道旅行记》，不知道什么原因，七十二岁的老人会突然要看这个，除了《赤道旅行记》，几乎在同时，他还看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接下来，进入9月份，天气开始凉爽，又开始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时候，教育部的造反派贴出了一张四千字大字报，标题是“坚决打倒文教界祖师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字眼说祖父是“横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僵尸”，应该“剁成块，烧成灰，扬入河”。四千字小说只是小短篇，四千字大字报贴墙上，会给人一种铺天盖地排山倒海的感觉。堂哥三午将大字报全文抄下带回家，老爷子看了郁闷很多天，他是个讲究脸面的老人，一肚子不痛快，独自关在房间里，痛苦得不愿意出来见人。

士可杀不可辱，如果老人家一时想不开，悲愤也好，羞愧也好，来个自杀了断，不过是在长长一串被迫害致死的名单上加上自己名字。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思想斗争，老爷子让另一位堂哥永和陪他去王府井走走，他们去了中央美院，专门溜进去看大字报，那里的大字报很精彩，配上了绝妙的漫画，收藏到今日都是了不得的文物。稍稍有点名气人的画家，谁还能没有这错那错，谁都有些丑行罪行，若没有个七八张大字报检举揭发，你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然后又拐到文化部，仍然到处大字报，是地方便贴满了，干脆搭起长长的芦席棚供人继续张贴。是个官就得让人痛骂，五花八门的古怪罪名琳琅满目，牛鬼蛇神纷纷上榜，妖魔鬼怪统统现形。所有这些都让祖父大开眼界，一直蜗居在家的老爷子不知道外面世界已变成这副腔调，现在目睹了这么多荒诞，看到了那么多闹剧，原本严肃顶真认死理的祖父，立刻顿悟，变得想不幽默都不行，想不开也想开了。什么批斗会，什么抄家游街，要来就尽管来吧。

我父亲是个右派，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右派，真心认罪，认栽，认倒霉。还有些右派不认邪理，一有风吹草动便跟着蠢蠢欲动，譬如父亲的难兄难弟方之先生，在文革初期居然也成了造反派，他想为自己正名，结果被逼得真的玩了一次自杀。又譬如上海的王若望先生搞逆袭，胆大妄为地贴出了大字报，要自己解放自己，活生生把罪名越搞越大。文革中很多事千万不能太当真，多一事永远不如少一事，所有折腾注定都是让人更吃苦头。文革的最大特点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大的事过去也就过去。记得我在生活的大院里看见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当然是针对走资派，是革命群众对当官的一种强烈反应，可就在同一个位置，同一面墙上，过了没多久，风向转了形势变了，又出现一张大字报，标题只换了一个字，就是把拉下马的“拉”字，改成了有点拍马屁的“扶”字，两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同一个年轻人。

出水才看两腿泥，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年轻人同样也会俗不可耐，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无私无畏，他们敢造反，敢打，敢砸，敢抢，是因为后面有人撑腰。城头变换大王旗，他们想打倒谁，不是因为有理想，是意识到这个人可以打倒应该打倒。墙倒众人推，说白了一句话，很多人造反就是趁火打劫，跟着风头起哄，在混水里摸鱼。总会有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纵，呼风唤雨，文革开始时我还是个孩子，因此免不了会用一种童年的目光来看待，在一个小孩子眼里，年轻人站在时代风头浪尖上，神气十足风光无限，行为浪漫很有诗意，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被批斗的文化名人，已成为死老虎或者死狗的地富反坏右，一个更比一个弱智，一个更比一个可怜。时过境迁，风水轮流转，现在回过头看，当年的年轻人再神气再风光，再浪漫再有诗意，仔细想想都脱不了幼稚，免不了俗气，都是牵着线的木偶，玩得再好也只是貌似天真而已。

这部长篇小说接近尾声，读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读了《祭灵耦文》，看到她为那个叫柯庆施的老男人写下那样的文字，看到她准备以身相许，愿意为柯献出年轻而美丽的生命，幻想着能与他冥婚，让他们的“灵魂而今如何两情缱绻以胶投漆”，我感到天昏地暗，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差不多有两天时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人生难免太多的无法理解，难免太多的不可思议。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终于完成，也许拖得太久，也许想得太多，在后记里已无话可说。很多朋友问起这小说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究竟想说些什么，它精彩吗，有读者愿意看吗，和以往作品相比有怎样变化，是不是又属于集体怀旧的俗套，所有这些真说不清楚。好在读者明察秋毫，眼睛总是雪亮，恳请大家能有耐心读一读这小说，试玉要烧三日满，它究竟怎么样，想说什么，精彩不精彩，亲爱的读者，盼望你们能告诉我。

2013年8月13日河西

“驰向黑夜的女人”是诗人多多1979年《青春》中的诗句，我当年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很多朋友都觉得比原书名《很久以来》更贴切，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因此有必要在这个后记里说明一下。

2014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