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章，究竟怎样开头呢？
百思不得其案。后来想到一个人，我想，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所以，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令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u，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an huuu(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做……”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甚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