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见父亲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没有吃饭，做了两个荷包蛋，劝父亲吃点东西先休息，有什么事以后慢慢说清楚。父亲站在那儿没动，片刻，他像是对母亲，又像是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主席身边工作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
母亲知道，家英对江青历来不敬不畏，避而远之。至于陈伯达，家英与他共事长达二十五年。陈品行虚伪，遇大事见风使舵，家英对其不留情面，长期斗争。有次母亲跟父亲半开玩笑地说：“你总是和陈伯达斗呀斗的，你们的斗争是什么性质？”家英竟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是阶级斗争！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不斗行么？”
想到此，母亲有些难以推理下去了，她了解家英对江青、陈伯达的一贯看法，对他们，家英从未畏惧，可为什么今天突然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母亲在后来的“回忆实录”中这样追溯：“那晚我心如刀绞，彻夜未眠，我真悔呀！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够把问题看严重些，悔不该再去上班，没有陪伴在家英身边，现在家英义无反顾地去了，可孩子们还小，她们爱爸爸，怎么向她们解释呢？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承担起来……”
由于父亲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骨干，母亲受牵连是必然的。1966年7月，母亲就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成为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个被打倒的人。
单纯善良的母亲太相信问心无愧了，第一次被批斗，她居然端着水杯，拿着检查提纲，坐到讲台上发言。没过三分钟，台下就有人喊： “她还以为是书记作报告呢？把她揪下来！”
母亲立即被推搡到台下，被迫低头站着，大帽子一顶一顶地扣上来，而且不容她分辩。“董边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丈夫开黑店，卖黑货，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当说到“董边和丈夫一起开黑店”时，××，一位资格很老的领导突然高声喊道：“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她的话立刻引发激愤，人们冲上来，把母亲从台角拉到中央，喝令她交待与丈夫一起开黑店的事实。
母亲的心在抽搐，家英去世前说的“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的话，在脑际闪过。
母亲一贯反对夫贵妻荣，看不起依靠丈夫的女性。她出生在封建家庭，男尊女卑的歧视，磨练了她不屈不挠的性格。她的人生，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努力。从1948年到邓颖超领导的中央妇委工作，十八年来，母亲把全部的心血都扑到了妇女工作上。她主持的《中国妇女》，从初创时发行五万份，最终增至九十万份，成为全国四大刊物之一。她的自强不息，连父亲都十分敬重。
一次主席要去杭州，让父亲带上爱人。父亲说：“我可带不动她。”得知田家英的爱人是做编刊工作的，毛说：“原来也是个耍笔杆子的喽。”
黑白完全颠倒了，仅仅因为丈夫的“问题”，自己就被推人任意诬陷的泥淖。直到这时母亲才醒悟，“反革命”的结论早已定下，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吧。
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为毛泽东题写《中国妇女》刊名发消息。同时点了母亲的名：“罢了黑帮分子董边的官，夺回了《中国妇女》这个宣传阵地。”母亲被推向妇女界罪大恶极走资派的深渊。
批斗从此接踵而至，母亲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的万人批斗大会上接受批斗。残酷的打击，使她精神过度紧张，得了小便失禁的毛病。
母亲是党报点名的黑线人物，劳改时，任何人都可以对她施加凌辱和谩骂。寒冬腊月，让她给机关的办公大楼生炉子。造反派要求上班后不能闻到烟味，母亲每天凌晨5点就得起身。自幼患有哮喘的母亲，需用一只手捂住嘴再干活。
一次，专案组组长遇到母亲往三楼提煤，在后边大吼：“劳改还带什么手套，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摘掉！”那人一面骂着，一面将母亲的手套扔进垃圾箱。类似的侮辱，随时都会发生。母亲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着。P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