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等的基本立场是，东德是苏联炮制的傀儡政权，根本不能代表德国。要解决德国的分裂只能依赖阿登纳政府的努力，通过自由投票和选举的办法。通过该办法实现统一的德国将整个加入北约，西柏林问题自然也应该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来处理而不是当前的做法。苏联的基本立场是，必须拔掉西柏林这个毒瘤；或者即使成立由东德、西德和西柏林组成的统一的德国，也必须实行“中立化”，推出军事联盟。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尽管双方不断举行会议协商解决，始终未能取得基本共识。而与此同时，西柏林的军事局势愈趋紧张。
为缓和日益紧张的局势，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介入下，1959年5月11日东西方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开幕。美国提出西方国家的主张，计划分四个阶段重新统一德国：通过自由选举统一柏林，在德国统一前仍保留苏联和西方国家在此的驻军；建立全德委员会，由西德25人、东德10人组成，讨论两德之间的接触、负责起草选举法；然后依据该法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组成政府；在未定边界两边建立军备监督地带；由自由选举组成的政府签订合约。西方的主张有一定的退让，但在关键问题上并无后退，西方依然主张维持柏林现状、不承认东德、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等等。这显然不是苏联能接受的。于是，苏联继续坚持其基本立场。会议进行两周毫无进展。其间因参加杜勒斯的葬礼中断几天，5月29日继续开始。由于双方立场坚定，接下来的外长会议并无进展。
但是，不论苏联还是参与会议的美国、英国、法国都不希望空手而归。英国尤其希望在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英国提出，一旦会议破裂，赫鲁晓夫有可能提出召开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参加的最高会议(这已经有先例即1955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而到时无论接受与否，西方都将感到为难。与其被动不如抢在前面，由西方邀请举行一场非正式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由于该会议并非最高层会议，且具有非正式性，即使成果有限也容易被各方接受。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认为，该邀请由艾森豪威尔提出最好。就在艾森豪威尔还在思考的时候，赫鲁晓夫向来访苏联的两位美国州长明确表示希望访问美国的意愿。当时，日内瓦外长会议已处于休会阶段。赫鲁晓夫就访美问题公开表态，显然有希望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与西方达成妥协的打算。艾森豪威尔就是基于该考虑，很快发出明确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信函。1959年7月12日，艾森豪威尔交代墨菲向科兹洛夫亲手递交该信函，并指示后者向科兹洛夫说出更具体的口信。
其次，赫鲁晓夫大力推行的“三和”路线是其访美的苏联背景。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赫鲁晓夫将和平共处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认为，“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其一，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传统观念，世界战争必须避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不同于历史上的弓箭、大炮、机关枪和炸弹等武器，一颗万吨级的原子弹造成的瞬间伤亡远比机关枪的连续扫射和上千枚炸弹的毁伤更大更多更严重。在世界强国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会很快发展为核战争。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不仅参战国将面临巨大伤亡，甚至全世界都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世界大战必须避免。
其二，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和平共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不同，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一个体系，民族独立运动正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的地位处于下降而非上升趋势。由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势均力敌，相互间战争代价讨于高昂，只能和平共处。p6-7
本书极有可能是中国学术界关于庄园外交研究的第一部著述。当我们着手进行这极具开创性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既满怀激动，又极为忐忑。我们意识到这将是一项抛砖引玉的工作，却也不希望自己的这块砖过于粗糙。为此，我们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如今，展现在各位方家和读者面前的著作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该著作不至于让大家过于失望，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术水平更高的同类著作陆续面世，从而不仅充实、提高中国关于庄园外交的研究，并且服务于当前中国外交需要。
本书由曾勇博士负责整体构思和内容设计，具体章节分工如下：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和结语由曾勇撰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由师学伟博士撰写；最后由曾勇负责统稿。
写作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郭伟华中校的支持和鼓励，在此特别致谢！
我们的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一直关心我们学术上的进展，对我们从事庄园外交研究给予了不可或缺的指导，并为本书欣然作序。能成为刘老师的弟子是我们的荣幸，非常感谢刘老师一直以来的教导和点拨！
最后感谢新华出版社张程编辑和王婷编辑给予本书的支持和辛劳！没有他们的支持和许多宝贵而又中肯的修改建议，本书难以达到当前质量。他们严谨而又细致的编辑风格、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使得本书增色生辉。
然而，鉴于我们学术能力有限，加之时间紧迫，著述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对此，我们承担所有责任。同时唯望专家与读者给我们指点一二，我们将由此受益并真诚感谢。
曾勇和师学伟是我指导的两名博士。在博士毕业当年，他们就能涉足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热点——庄园外交，并能合著这本学术水平较高的著述，这的确让我欣慰。
庄园外交在中国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极为有价值的学术领域，需要有大量的中青年学者参与。迄今为止，中国关于庄园外交的研究还停留在启动阶段，大多数的关于庄园外交的著述主要围绕今年6月的习奥会展开，基本上属于新闻报导这个层面。少数学术旨趣较高的论述限于篇幅，也还是处于比较基础的起点阶段。庄园外交是润滑大国政治非常有效的非传统外交形式，不仅在二战以来数次缓和国际局势，在冷战后时代也屡建奇功。当前中关关系处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时期，需要探求并采纳有利于中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各种外交形式。庄园外交由于其独特的私人化特点及其在实践中的突出成绩，自然引起中美两国的关注。美国可谓现代庄园外交的始创者，对庄园外交的重视可谓不遗余力。自1959年关苏戴维营首脑会晤以来，美国几乎一直是重大庄园外交活动的主角。从庄园外交角度研究当代美国外交的高质量著述也不少。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庄园外交研究刚刚起步，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著述几乎为零。中国的确应该奋起直追，在该领域多出高质量成果，服务当前中国外交。
现今中国国际关系界已经拥有了大量中青年人才，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庄园外交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曾勇和师学伟是他们中的先行者，虽不一定会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但他们的贡献将会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鉴于庄园外交在学术领域和国际实践方面的重大价值，中国大量中青年学者的参与将是一种必然；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出现也自然顺理成章。
欣慰之余，我也发现他们合著的这本著述有其自身特点。首先，该著主要着重于从历史角度展示庄园外交的效用。该著以1959年美苏戴维营首脑会晤为起点，以2013年习奥会为终点，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讨了庄园外交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该著选择的几个案例代表性较强，对庄园外交作用的揭示比较全面，而且注意到历史的逻辑。其次，该著文风比较活泼。一般而言，学术性著作重在论述，行文严谨，讲求有理有据，文采是否华美在其次。该著有学术性较强的一面，但也力图增强可读性；因而文风比一般学术性著作活泼。庄园外交在当下中国还是一种新事物，人们虽有关注，却由于习奥会的时效性有可能迅速流逝。为延长其受关注的时间，专业性与通俗性兼具的著述尤为必要。该著朝该方向的努力无疑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开卷有益。对于希望了解庄园外交的一般读者而言，该著是一本很不错的中国视角的作品；对于力图在庄园外交研究领域有所作为的专业人士而言，该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靶子。 自攻读博士以来，曾勇和师学伟一直刻苦勤勉。本书的出版是他们长期努力的结果。今日为他们这部合著作品作序，一方面是鼓励他们在学术领域继续努力，多做出成绩；另一方面是切盼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庄园外交的研究中去，切实提高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为当下中国外交实践服好务。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
2013年9月24日于北京大有北里
庄园外交是什么？俄罗斯的庄园外交是本国政治的晴雨表，美英庄园外交见证了不断加深的双方特殊关系，小布什的庄园外交则为其单极独霸战略抹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
《大国庄园外交》(作者曾勇、师学伟)演绎了庄园外交在二战以来大国政治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逐一解读了1959年苏美戴维营首脑会晤、1978年美埃以戴维营首脑会谈、1990年美日棕榈泉首脑会议和2013年中美安纳伯格庄园首脑会议，并着重分析了庄园外交在特定时间背景下的独特作用，就俄罗斯索契庄园外交、美英庄园外交和小布什总统的庄园外交，《大国庄园外交》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庄园外交是润滑大国政治非常有效的非传统外交形式，不仅在二战以来数次缓和国际局势，在冷战后时代也屡建奇功。当前中美关系处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时期，需要探求并采纳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各种外交形式。庄园外交由于其独特的私人化特点及其在实践中的突出成绩，自然引起中美两国的关注。
对于希望了解庄园外交的一般读者而言，《大国庄园外交》(作者曾勇、师学伟)是一本很不错的中国视角的作品；对于力图在庄园外交研究领域有所作为的专业人士而言，该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