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天价“买路钱”
2010年，河南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天价过路费”案：为了逃掉高速通行费，河南省禹州市的一位农民购买了两辆大货车后，拿着两套假军车牌照疯狂营运，8个月的时间里免费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获利20多万元。
暂且不讨论此案在法律层面上的意义，但就这两个数字就足以令人感叹：逃过了368万多元的过路费，才赚了20多万元，这买卖做得委实有点不靠谱啊！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经济学方面考虑，这和垄断有很大关系。
什么叫垄断？打个比方，你可以摆摊卖早餐，也可以投巨资建个五星级酒店，但你不能自己修条高速公路，拦住大货车收过路费。
我们都知道，竞争性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性之一，我们能在市场上看到琳琅满目的产品，就是不同厂商进行激烈竞争的结果。寡头垄断是一种由少数卖方(寡头)主导市场的市场状态，比如，钢铁、石油、通信等行业。它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缘于市场竞争的垄断。比如，微软公司一步步壮大，最终通过功能强大的操作系统，占据了软件领域的霸主地位，从而形成垄断。
其二，缘于政府法定的行政垄断。比如供水、管道煤气等一些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如果交给市场，那么为了获取利益，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偷工减料，而且由于所需资金庞大，一般的市场参与者不具备这个实力。而政府可以运用其行政手段和财政资金，更好地完成任务。
我们以中国通信行业的三大巨头：移动j联通、电信为例，来看看寡头垄断市场有什么特点。
1．厂商极少
通信行业由于规模大、进入壁垒高，能进入其中的参与者很少。作为国家电信体制改革后崛起的三大国有企业，移动、联通、电信主导着中国的通信市场，对相关产品的价格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2．相互依存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使用的移动、联通手机卡，它们的收费标准、优惠活动会越来越接近，任何一方都不会为了短期利益而出现“跳楼价”的现象。它们之间存在竞争，但也相互依存。
3．产品同质化
移动推出“办移动卡，送手机”的活动，联通也会紧随其后，“办联通卡，送话费”；今天这家打出“亲情城市”的优惠，明天另一家就会推出“情侣派”……总之，寡头垄断市场中的产品都差不多，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4．进出市场的壁垒高
其他厂商进入相当困难，因为不仅在规模、资金、市场、原料、专利等方面，其他厂商难以与原有厂商匹敌，而且由于原有厂商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其他厂商不仅难以进入，也难以退出。
通信行业的性质决定了，个人的资金根本无法也无力参与其中。同样，一旦进入其中就很难退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更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大局。
打个比方，如果一家大型石油生产企业利润下滑，面临破产的危险，国家会对其进行资金扶持，使其渡过难关，因为如果该企业倒闭，会有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且石油产量锐减，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也不利。
我们再来看这个“天价过路费”的案件。很多人都知道，高速公路能收不少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高速公路收费，竟然比从事证券、银行、房地产还要赚钱。
2010年，我国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高速公路的盈利能力甚至超过了证券、银行和房地产，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
在深市和沪市上市的路桥业公司共有19家，2010年，房地产业的领军企业——万科净利润率为14．36％，中国银行净利润率37．72％，中石油净利润率9．54％，但这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率最高的竟达38．76％，最低的也达到了23．59％。
“过路费”由来已久。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现有的公路网中，95％的高速公路、61％的一级公路、42％的二级公路都是依靠这一政策建成的。所有收费公路建设总投资当中，接近80％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和集资获得的。
但当高速公路的投资成本收回来之后，继续征收的过路费又去哪儿了呢？2008年，国家审计署对国内18个省、市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结果发现，辽宁、湖北等16个省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浙江、安徽等7省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山东、北京等12个省市35条经营性公路，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
另外，有18个省、市政府和交通部门将291亿元，应专项用于还贷的通行费收入改用于其他项目。财政性资金投入和经营性公路所形成的国有股权收益，以及转让公路国有资产取得的转让收益中，有58亿元遭闲置或被挪用，根本没有用于公路再建设或偿还贷款；17．9亿元被挪用于建楼堂馆所、投资股票和对外投资，用来还贷的钱不及收到的过路费的十分之一。
这些做法已违背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的初衷，实质是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一部分责任转嫁给社会和公众。
作为公共设施的高速公路，竟然成了最赚钱的盈利工具，而代表国家和公众管理高速公路的交通系统国有企业，成为了高速公路最大的受益者。
不仅如此，由于一些部门手握重权，可以制订法规，可以确立市场规则，比如高速公路的收费时限是15年还是20年，是30年还是50年，都由它们说了算。这样，国家利益被部门化、公司化之后，更是被制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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