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忆城所著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从《万历十五年》到《现代中国的历程》，对近年最受欢迎的史学专家 黄仁宇作品，精心修订，权威解读，内容更细致，语言更通俗，书中还附有黄仁宇先生的详细传记及其著作概述，可以让读者更全面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思想与精髓。

王忆城所著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内容简介：黄仁宇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出版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畅销海内外，在国内拥有极大的追随者，其独特的“大历史观”思想为许多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启发了无数读者。

黄仁宇先生的书并非生涩难懂的学术著作，也并不是胡编乱造的野史集成，而是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其观点角度独特，时代感强，非常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因为他的著作大多是外文写作，而后翻译成中文，难免有些段落和句子略显生涩。

《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作者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基础，深度解析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讲黄仁宇先生的著作进行整合分析，并对其中生涩难懂的思想进行加工修订，对历史事件进行展开分析，由小事件看大道理，偶然中见到必然，平凡中洞见非常，联系中发现规律。以大历史观，窥探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

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

前言 与大历史对话

序章：黄仁宇小传

 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赫逊河畔谈历史：求学在美国

 波折的荣誉：《万历十五年》现象

第一章 从嬴秦到西汉：历史进三步，退两步

 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

 “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汉武帝：如此精明，却又这般愚暗

 个性司马迁与反个性班固

 “影子帝王”——霍光

 一个书呆子的经济改革

第二章 装在旧瓶里的东汉王朝

 公元25年的一场“救市”

 宫廷里两个阴暗的“物种”：外戚与宦官

 公元169年：坏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踩着儒学做大官，世间已无读书人

第三章 寻求破局之法的魏晋南北朝

 统一在权力资源重组下完成

 欲望出轨，八王之乱

 五胡乱华：一段癫狂的黑暗史

 北伐：一场毫无收益的短线投资

 淝水之战：两种命运在血色岔口中展开

 拓跋氏：刀锋上寻找核心竞争力

第四章 隋唐何以如此多娇

 阳谋圣手隋文帝

 隋炀帝：死在“资本扩张”路上的富二代

 贞观之治：高山仰止的幸福标签

 寂寞于她，只是个笑话

第五章 是谁制造了大唐的拐点

 李杨之恋：好梦由来最易醒

 安史之乱：权力炒家超限战

 藩镇之乱：权力博弈制造“后安禄山时代”

 黄巢：原来不过是插曲

第六章 盛装下的苍凉：两宋风云

 赵匡胤：一个不老实的厚道人

 檀渊之盟：金元政治换来百年安静

 王安石与他的财政商业化运动

 靖康耻腰斩了大宋繁华

 买公田：贾似道破解金融难题

第七章 元帝国：狼性征服却黄昏已现

 成吉思汗：13世纪领袖的全球化

 “以退为进”，忽必烈成为最大赢家

 “征伐日本”的非正常死亡

 元顺帝：生存之后才能生活

第八章 大明朝的死弯儿

 一个农民改变国家性格

 朱棣创造多元化利益链

 郑和下西洋：国力的透支消费

 朱瞻基在逆境中转型

 一场失去控制的货币战争

第九章 大败局：万历帝与颓唐的晚明

 “温水”中的万历十五年

 张居正和一个国家的财政突围

 海瑞：模范人生从清官开始

 戚继光：“特立独行”的孤独将领

 李贽：在沉闷时代寻求终极快乐

第十章 读不懂的清朝

 吴三桂：一半是孤寂，一半是悲凉

 清初盛世：牛市在青春期到来

 乾隆和他失去推动力的朝代

 1800年：大衰退的前夜

 悲剧，从自以为是开始

 国运在甲午战争中崩盘

第十一章 跌宕一百年：彷徨中寻求破局之道

 自强运动：留着“辫子”干现代化

 百日维新：书生围坐对枯棋

 义和团：时代铸成的坏脾气

 民国：俎上肉与自由歌

 蒋介石：新势力的成长困惑

第十二章 人性的六张面孔

 孔子：国民性的启蒙领袖

 孟子是充满感情的“革命党”

 曹操：爽直可爱真小人

 竹林七贤：放荡不羁不是他们的宗旨

 司马衷：悲剧中的喜剧人物

 刘子业与萧宝卷：垃圾时代的垃圾股

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对于少年黄仁宇来说，令他最为恼羞的，莫过于下雨天别家的孩子穿时髦的雨鞋，而他只能光脚踏着木屐，在湿漉漉的街巷发出沉闷无趣的声音。他偶尔会向父亲黄震白抱怨，但更多时候，他只能独自忍受内心的痛苦。家庭的现状让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一切。

1918年，黄仁宇出生在长沙一户破落的小公务员家庭。除了简单的三餐，如果想在长沙街头买些烤番薯、烤玉米或是别的零食填嘴，那么只能去梦中相见；口腹之欲多少还能忍受，但多数同学出于学习的需要都拥有一支漂亮的钢笔，而他因家中拮据，拿到手的却只能是普通的毛笔与墨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心灵的痛楚时时折磨着他，无法抹去。

黄仁宇的童年生活原本不需要这样寒酸甚至窘迫，黄震白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妻儿过上体面的日子，并得到他人的尊重。黄震白年轻时曾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建讲武堂，也曾受校长许崇智影响加入同盟会，也算是元老级人物。1911年，许崇智参与发起福州起义，宣布福建独立，不久黄震白即被许任命为参谋长。

后许崇智一路高升，从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到福建北伐军总司令，到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再到粤军总司令，直至广东省政府主席，其身边入也随之飞黄腾达，黄震白也不例外。虽然期间因袁世凯称帝而使其四处逃避，但袁死后黄的生活又恢复平静与安定。

只是好景不长在，云漂水流之后，蒋介石因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身亡，开始借此以各种借口排挤许崇智。1926年2月，蒋介石以其军力为后盾，用一封薄薄的劝退信逼自己的这位结拜义兄离开了广东，从此从中国的政坛上消失。

许崇智的离开是黄震白，同时也是整个黄家的转折点。出于传统的军人荣誉感，他不甘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服务，更不愿意为其他军阀卖命，无处选择的黄震白只得打道回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机关单位随便找了份差事以养家糊口，黄家的生活顿时从高峰跌落至谷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震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没有能够以自己拥有的资源去谋划一份至少不会像这般拮据的生活。但就人格而言，黄震白无疑是高贵而令人尊敬的。他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沉沦黑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黑暗的世界作出了抗争。然而，在世道纷乱的年代，这样一种抗争显得软弱而无力，生活的现实逼迫着一家之主必须将眼光放在近处。在黄震白看来，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但儿子却不能像他那样做一个沉沉浮浮、没有出息的普通人。

在黄仁宇还未设定自己的人生轨迹时，身为父亲的黄震白抢先为他铺好了道路：顺利考上大学，然后寻个体面的工作。当时所谓体面的工作，除去在洋人开设的银行、商社以及海关、电报局外，就是做律师、工程师等等实用职位。这是当时黄震白对这个儿子最大的希望。

黄仁宇虽然对理科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出于孝顺还是同意了父亲的规划。事实上，少年黄仁宇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十四岁时就已是《湖南日报》副刊的特约作者，而且还画得一手好画。他所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绘的人物画像。年少时在文学上打下的基础，与其以后的历史著作扫脱严肃呆板的桎梏不无关系。

彼时的黄仁宇还想不到那么遥远，他所要做的就是在喧闹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他的学业，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找份好的工作。然而内心所想永远敌不过外部事件的发展变化，黄仁宇想要安分守己地做个“乖宝宝”，但是社会的浪潮却无法让这个已小有思想的年轻人安坐于教室，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

那时的黄仁宇已是一个中学生，与其他热血的同学一样，对湖南省主席何建指定的迂腐老旧的校长颇为不满，一致要求省政府撤换校长，并停止在体育课中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斯巴达式的野蛮教育。在政府还未做出表态之前，黄仁宇的父亲却率先有了动作，他不仅要求儿子停止这种毫无尊长的行为，更亲自跑到学校监督儿子的学习。

其实黄震白并非怕事之人，如果他胆小如鼠，毫无骨气，那么他早年也不会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他称作“中国式的男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耐一切，而为了尊严，可以放弃一切。这个尊严是家庭，也是国家。尤其是对军人出身的黄震自来说更是如此，从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震白起先要求家人远离这场战争，但没多久还是毅然让两个儿子参军卫国。几十年后黄仁字在学术问题上对权威的不屈与坚持，与父亲的这一性格不能说毫无关系。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多数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太多的感触，而在时光流逝之后，孩子成为老人，才能真正体会父亲的用心。黄仁宇也是如此。他自认是个幸运者，能在乱世成长进而成熟，使他对外界洞若观火，一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他日后创立大历史观有着莫大的帮助。P2-4

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一所医院，享年八十二岁。就在黄先生去世前，他还跟太太格尔看了场电影，颇具某种宿命的是，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谈论的正是身后事。他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从事后的眼光来看，似乎都充满了冥冥的注定，从黄仁宇先生一生的行迹来说，同样如此。如果以他开创的“大历史观”的视角而言，从1938年7月他考入中央军校的那刻起，他与历史本身就结下不解之缘。按照黄仁宇先生自己的说法，只有放长眼光，才能透彻个人在时间洪流中的翻腾的姿势与态度。因为经历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黄仁宇先生本人也已指出：“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不可否认，在史学界黄仁宇先生是个“异数”。这倒并非因为《万历十五年》的缘故，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与费正清教授的合作中，因费注重分析，黄注重综合，前者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多少有些极端。使得黄先生所谓“不务正业”、 “歪门邪道”的评语就已弥漫学界，费先生宅心仁厚，不会传如此闲话，而是好事者多言。自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以后，对黄仁宇先生的各种无端指责更是甚嚣尘上。

宽厚者说其为“历史界的琼瑶”，只叙个人情感，而不重历史考据；恶毒者则直接谓其“下里巴人的精神游戏”。毋庸讳言，在进入有系统的学院式的历史训练之前，黄仁宇先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黄仁宇先生接触历史，无疑是半路出家。然而正是由学生、兵士、军官、留学、打工的经历，才使黄仁宇先生比起一般的学者，对历史背后的事件真相有更深入的理解，正因如此，在他对历史事件的阐述中，才能发别人所不能或无视的观点，才能写出《赫逊河畔谈历史》、《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野》和名声远播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虽以“大”称，但如《万历十五年》开头所叙“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一样，黄仁宇先生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作通史，只用显微镜式的描写手法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使读者在漫漫而繁杂的历史事件中看透一般规律。

研究者尽可以从“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 “文字清新俊朗”、 “学识严谨史观博通”等方面来探讨黄仁宇先生成功的原因，但是就刚才所言，实际上黄仁宇先生最大的成功，是为史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窥视历史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黄仁宇先生在1979年3月27目的“失业”，因为此后先生便以著述为业，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在“大历史”观下为他的读者寻找出细节之下的微言大义。事实上作为一个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有着自己的幸运，时代与经历让黄先生同时拥有东方和西方的视角。一如著名学者方舟子博士在他的《悼念黄仁宇先生》一文中指出的：“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大历史”的本质是以小见大，这也与黄仁宇先生的追求有密切关联。在黄先生看来，做一个像钱穆那样的平民学者远要比高高在上的所谓权威更值得去努力。因此，争论黄先生的作品是通俗还是学术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他的出现，实际上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看似枯燥的历史。这样的意义或许黄先生不曾感受，但借用先生的观点，如同他所说的“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时值黄仁宇先生逝世十周年，以拙文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