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艺奖得主施叔青十年伏案，封笔之作！

《三世人》故事从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开始，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结束。以失志的士绅施寄生一家三代、不甘受命运支配的养女掌珠、黄赞云医生、富家子弟阮成义、萧居正律师、「大国民」、皇民化运动、清乡活动、文化协会、1935年台湾博览会、「农民组合」、自治运动……等人物与事件串起小说情节。并以樟脑作开篇，对照着台湾的命运。

《三世人》描写三个世代的故事，也隐喻台湾人、日本人、中国人三种身分认同，当作者施叔青描写女子王掌珠的服装从大祹衫、和服、旗袍到又换回大祹衫，穿穿脱脱的不只是衣服，更是身份。

不同于《行过洛津》的批判与《风前尘埃》的抵抗，《三世人》带有强烈的悲怆气氛。回望这段“台湾人失去自主性”的历史，怎么也避不开台籍知识分子在日据时代皇民制度下由赤脚贫童变为医生、工程师的尴尬。

序一： 记忆的救赎——台湾心灵史的巨著诞生了  南方朔  1

序二： 三世台湾的人、物、情 王德威  7

上卷

1 避难  5

2 穿巷不堪余夕照 15

3 她从哪里来？——掌珠情事之一  27

4 遗种 40

5 脱下大祹衫——掌珠情事之二  57

6 哪知萍水便逢卿  72

中卷

1 风起  94

2 含笑花——掌珠情事之三  121

3 漂鸟(一)  141

4 月落 153

5 孤女的愿望一掌珠情事之四  170

下卷

1 漂鸟(二)  185

2 嫁接  197

3 旗袍与电影一掌珠情事之五  214

4 三世人  233

5 伤逝 252

代后记 273

与和灵魂进行决斗的创作者对谈

  ——陈芳明、施叔青

1 避难

1．

“二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绥靖的名义进行肃清奸暴的清乡，警总参谋长以列宁“对敌人宽大就是对同志残酷”的一句话，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肇事者就可以，从北到南，开始全岛大逮捕。

施朝宗的一个事变中穿上日本军服、挥舞武士刀、唱日本军歌示威的战友，越过淡水河逃到八里，被当地的地痞发现藏匿的地点，向当局告密领取奖金。施朝宗决定离开台北南下避难，他计划回到老家洛津，搭渔船偷渡到对岸的泉州。日本投降后，听说有好几个作恶多端的日本警察害怕被台湾人报复，化装成捕鱼人，坐船从洛津港口出逃。

虽然临行匆忙，施朝宗本来不想带身份证，怕自暴身份，又担心台湾人没有它寸步难行。趁着云阴月暗，躲过三线道路站哨荷枪的卫兵，不敢搭乘纵贯线火车，东躲西藏准备徒步往南走。他也不敢住旅馆过夜，警察宪兵驻守旅社检查客人，一个晚上几次临检，住客提心吊胆，不敢合眼睡觉。

走了大半个晚上，正寻觅露宿的所在，施朝宗在五股漆黑如墨的田间，发现两盏绿幽幽的电土灯，土地公庙前在演歌仔戏，酬神演戏必须演到天光。施朝宗匍匐到戏棚下，看到贴演《平妖记》，夜已深沉，已然没有观众的戏台上，唱哭调的苦旦掩着脸，不知是否不敢像事变前演戏，放声号啕大哭，她只是呜咽着啼泣，流着酸泪。

获得歌仔戏班班主义气收留，施朝宗以戏班做掩护南下，一直到乌日才离开。

半夜回到洛津老家，不敢开灯，像盲人一样摸索着，凭着触觉反复检查门锁是否锁好，窗户是否紧闭，最后爬进祖父生前所睡的八脚红眠床，放下帐幔深垂，躲在最里面。施朝宗和衣躺下，臂腰仍然挽着包袱，只要屋外一有动静，他以为宪兵跟踪来抓他了，可立即越窗逃走。

恐惧令他疟疾一样地全身打颤，颈后的头发竖立，浑身淌冷汗，两条腿铅一样地沉重。施朝宗感觉有一条蛇在肚子里爬行，听到自己的胃痉挛翻搅的声音、飞蛾在蚊帐外飞舞的呢喃声、苍蝇扑拍翅膀的嗡嗡声、藏在角落暗处老鼠的吱吱叫声、屋外的风声、树枝摇动的声音、水沟的流水声，周遭充满了各种声音。

从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这个海岛就开始充满了各种声音，最先是台北太平町的天马茶房前，取缔私烟的官员用枪托狠狠殴打人的声音，混合着被打的哭泣的哀求声，路见不平的群众蜂拥现场杂沓的脚步声，官员为吓阻聚集的群众手枪朝空中发射，子弹飞出枪管咻一声，被枪击的路人哀叫倒地的声音，军用吉普车被翻倒点火焚烧的哔剥声，群众一路呐喊，向警察局、宪兵队陈情诉求，得不到反应，回到出事的现场，默默伫立街头，听到彼此心里的怒吼声。

二月的最后一天，公卖局外敲锣打鼓、舞狮助阵的示威声，棍棒、砖块、石头砸向公卖局的公务车，砰砰作响，被推倒的车辆撞倒电话亭的轰隆声，长官公署阳台上机关枪向请愿的群众扫射开火，六个被枪击中，几十个受重伤的震天哀嚎，以及群众四散的脚步声。

“台湾同胞们……”民政长官电台广播戒严令。事变两天后，台湾人接收新公园的“台北放送局”透过十多万台收音机发出的怒吼，响应的声音从北到南。

“喂，你是哪里人？阿山还是番薯？”

用台湾话、日语问。回答不了的，被拳头、球棒痛打的声音，中山装的口袋、旗袍的下摆撕裂的声音，把抢过来的皮包丢到火焰里焚烧的声音。

三月八日，民政长官在电台播送：

“国军已经来保护全省人民！”

施朝宗记得南下避难前，一个准备逃亡的同伴，历历如绘地跟他说：

中央军二十一师分别抵达基隆、高雄，军舰还没靠岸，手持步枪、轻机枪的国民党士兵朝民众和房屋滥射，港边苦力、工人、商船职员、火车乘客、市民以为是鞭炮声，直至看到中弹的血流成河，才惊叫逃命。来不及逃走的，被抓到活活塞进帆布袋里，工人被链索绑成一排排，从码头推人海中，人体坠人海里。施朝宗恍惚听到混乱惊惶的那些声音。

二十七军开进台北城，坦克车、军用卡车轰隆辗过道路，士兵架着机关枪巡逻，子弹不设固定的目标，沿街胡乱扫射。流弹击中路树，射穿住户门窗，玻璃哗啦破碎，路上躲避不及中弹的市民哭天抢地。

害怕流弹射中门窗墙壁，施朝宗和他的父母不敢睡在床上，抱着棉被挤在楼梯间本来堆杂物的壁橱间，外面用桌椅沙发当物障围住，双手掩住耳朵，还是听到外边不断的枪击声……

一直到现在，施朝宗连续做着同样的噩梦：

他迷失在一片相思树林中，就在他焦虑走不出这林子，逃离不了时，发现前面走着一个人，头颅被凌空而来的利刀砍下，正好飞过他的肩膀，没有头的身体在他面前走了好几步才仆倒下去……

黑色的血喷洒了他一头脸，施朝宗想伸手拭去血迹，手却不听使唤，举不起来……

他唯一的生路是坐船逃离，偷渡到大陆。

洛津与对岸的泉州遥遥相对，距离最近，坐船只需一个日夜便可抵达。占地理位置的优势，洛津靠着海港贸易起家，清乾隆末年开港，极盛时期港口幡樯林立，风帆接天无济。他的祖父寄生以身为洛津子弟为荣，从小便对他引述文献记载，形容“大街长三里许，舟车辐辏，百货充盈”的盛况，追忆洛津过去的荣光。可惜好景不长，到了清朝末年，海港泥沙淤塞，大船无法直接驶入停泊，港口机能衰退，洛津自此没落。

“转眼繁华等水泡。”

施寄生摇头欷歔。

P5-8

记忆的救赎

——台湾心灵史的巨著诞生了

南方朔

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终于在完结篇的《三世人》里达到它的高潮。它已无所回避地碰触到了那个最难碰触的“台湾认同”问题。就如同书的下卷里所说的：

从日本投降到“二二八”事变发生，短短的十八个月，施朝宗好像做了三世人。从日本的志愿兵“天皇的赤子”，回到台湾本岛人，然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又成为中国人。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自己？

“哪一种身份才是真正的自己？”这实在是个对台湾的大哉问。因为任何社会的成员，“归属感”乃是成员间心理感受的终极家乡，这就是“身份”与“认同”。也因如此，近代国家在从事“国族建造”时，都会以共同的血缘及文化等“起源”(origins)的要素为根本来建构神话俾整编社会，当代法国女性思想家克里斯特瓦(JuliaKristeva)即将这种认同建构称为“起源崇拜”(cult of origins)。

不过，以古代某些共同性作为“认同建构”的基础，近代已受到愈来愈多质疑。例如，过去所谓的许多“事实”，不过是被人撷取过而被编织出来的“虚假意识”；有些则是将某些面向夸大附会而成的意识形态。如果用当代史学大师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它们都是“被发明的传统”(invention of traditions)。正因为认同问题有太多像唱片跳针般的走音，这遂使得人们在谈到认同问题时，常对大历史变化所带来的强势认同支配充满了无力感的愤怒、彷徨、淆乱，以及认命的无奈。

而台湾的认同问题在近代史上之所以特别受到注意，就是在台湾四百年史里，统治者多变，前现代时期的荷领、明郑、清领，由于社会对认同问题欠缺足够的认知，因而姑且不论。但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据，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国民党戒严统治，而自一九八七年至今台湾归于民主，短短不及百年里，台湾的认同即由“清朝中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而出现三次巨大变化，其间又有“二二八”事变造成的失望，以及目前正在发展而又充满不确定的两岸关系，连带地都造成认同上的迷乱惶恐与不安。“台湾人是什么人？”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很久！

这时候，就想到斯坦福大学人类科学助理教授梅莉莎·布朗(Melissa J．Brown)的近著《台湾是否中国人：文化、权力及移民的变化中认同的冲击》(Is Taiwan Chinese？)。该书特别指出，认同的形成不在于文化和祖先、历史等，而在于一个社会的人们的“社会经验”，而“社会经验”也就是法国早期思想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谓的“集体记忆”。当代思想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指出过，认同的建构乃是一种“将折叠事物解开的叙述”(narratives of unfolding)，这句话有多重意义，它的意义之一就是把那被制约、被遮蔽的记忆重新找回。

十八世纪乌克兰犹太哈士德派(Hasidism)智者美名大师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1700—1760)曾说过：“遗忘只会把人带往放逐，记忆才是救赎的秘密。”我最早读到美名大师这句话时，很对话里的机锋感到震惊，因为，记忆不但是救赎的奥秘，也是认同的奥秘。而施叔青的《三世人》，其实也就是美名大师这句名言的见证。因为，施叔青在这部作品里所做的，就是试图去解开困惑人们许久的认同混乱及无力感的迷失，如果人们不只是像浮萍一样随着旗子的变换而忙碌地去摇摆，那么就势不可免地一定要去问“我是谁”这个难题。而“我是谁”这个问题要有答案之前，可能就是要试着先去思考“我不是谁”。无论“我是谁”或“我不是谁”，它的起点都是台湾心灵史的重新展开，把台湾心灵最艰难时刻的认同混乱、迷惑、无力，那段记忆重新找回！

因此，在作品的定位上，《三世人》可以说是近代台湾文学第一部有关心灵史的创作，由于它涉及心灵的历史，因而作者需要花费大量的研究，去理解时代及社会的演变，以及相对应的官方意识形态、民间习俗及价值认同的改变，以此为架构，始能理解在那些时代中，人们心灵的变化，以及失去自我所造成的彷徨与受苦。个人一向认为，杰出的小说家经常也必然是个杰出的时代见证者，甚或是杰出的思想家。在《三世人》这部台湾人的心灵史诗里，施叔青证明了这一点。

《三世人》的角色复杂，但无论他(她)们是什么角色，他(她)们都是活在时代变化中，在认同问题中深受折磨的众生里的一员：

——有出自洛津(鹿港)、以清朝遗民自居、不用日本年号、不学日文，仍活在想象的中国幻影中的施寄生。他的儿子施汉仁则在专卖局当个小公务员；而他的孙子施朝宗则已是日据第三代，心灵已日本化，取了日本名字太郎，乐于成为天皇赤子志愿兵。而“二二八”事变之后，他开始逃亡。这整个家族分属三代，在三种认同间变化不定。这是《三世人》作品里“雄性叙述”的主轴。所谓的“雄性叙述”指的乃是随着大历史的转移而造成的心灵变化，从乙未割台到“二二八”事变，政权三度更换，人的心灵也是由“清代认同”、“日本认同”、“中国认同”、“反中认同”四度更换。小说里那个小丑说：“陈仪是大虫，大陆人是蝗虫，日本人是臭虫，台湾人是可怜虫！”单单这句话里，就已道尽大历史的沧桑与无奈。

——除了施家三代的“雄性叙述”外，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养女王掌珠的“雌性叙述”这部分了。所谓“雌性叙述”指的是大历史下，与每个人有关的语言、服装、生活行为这些小历史或个人历史的变化。语言、服装为日常生活的符号层次的事物，乃是认同的另类注脚。她由穿着大构衫的乡下小女子，而后日本和服与洋装，再来是台湾光复后的旗袍，“二二八”之后又穿回大祹衫；而在语言上她也一路追着由台语、九州腔日语、东京腔日语、北京话等而变化。这个上进的小女子在时代变化下被一步步启蒙，她有过不可能的梦想：“掌珠构想的小说，主要想描写一个处在新与旧的过渡时代，却勇于追求命运自主，突破传统约束，情感独立、洁身自爱、坚贞刚毅的台湾女性。”这段文字或许也是施叔青的心怀之所寄。《三世人》透过王掌珠的成长历程的叙述，其实已在替认同的救赎，勾画出了路线图(roadmap)。

《三世人》的施家三代以及养女王掌珠，乃是那个变化震荡的时代中的两种反映：一种是随着大历史的变化而困惑，因而有了“我是谁”这样的痛苦，另一种，则是在痛苦的成长经验里一路走来而不向命运妥协。而穿插其间的芸芸众生，如小艺妲月眉，如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徒的富裕茶商之家出身的阮成义，如胆小怕事的宜兰医生黄赞云，……他或她们都是时代变换下的某种漂鸟，当然最大的漂鸟，就是那个出身洛津，带着日军进入台北城，后来荣华富贵的“大国民”了。他或她们都成了欷歔的对象！

《三世人》的每一卷卷首，都有一段樟脑纪事。樟脑是个大隐喻，樟脑的利益开始了列强的争逐，而台湾的命运也就与樟树如影随形般同起同落，樟树其实也就是台湾命运的另外一种“无关系联想”啊！

台湾从乙未割台到“二二八”事变短短不过半个世纪里，在人间不过三代的时程，活得久的，或许还可亲眼目睹它的历程。在这个过程里，台湾被推向现代，日本殖民主义也开始强势介入台湾认同的塑造，这是台湾心灵随着大历史变化，摆动幅度最大的时刻。而认同的混乱无力，尤其是“二二八”事变，更造成台湾认同出现被背叛的空白化，它是心灵创伤的源头，“我是谁”这种困惑的种子因而在痛苦中被种下，它终究会有发芽的时候，就像是所有新的植物会从废墟里长出一样。将来台湾会长出什么？是更多随风摇摆的漂鸟？是更多郁抑的心灵？或更多愤怒？人们没有答案，施叔青当然也不能给我们答案。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作者，她只能把以前因为被折叠，因而遭到隐藏的事物，细手细脚地一点点揭开，让时间的风声把那些压抑掉的痛苦痕迹再现。在没有回答“我是谁”之前，《三世人》至少已试着要为“我不是谁”去替时代解惑。剩下的路，则将由更多后来的人接棒下去！

“台湾三部曲”以《三世人》这个沉重的题目作为尾声。它由《行过洛津》、《风前尘埃》走到现在，故事说完了，而未来却仍敞开在那里等待去画下更美好、也更少折磨的结语。而无论如何，施叔青终究献给了台湾最珍贵的礼物！

与和灵魂进行决斗的创作者对谈

——陈芳明、施叔青

陈芳明(以下简称“陈”)：从《行过洛津》、《风前尘埃》到这册《三世人》，可以看见你对台湾历史的解释。先不进入你的小说，我比较好奇的是，涉猎这么多的掌故野史之后，你对台湾历史从清朝到日据，以至战后的演变，最能够冲击你的力量是什么？经过那样丰富而辛苦的阅读，你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

施叔青(以下简称“施”)：回答之前我想先向你这老友表示深深的谢意，当初是受了你的激励，要我这个台湾的女儿用小说为台湾史立传。十年下来，头发写白了，日子却没有白过，对自己、对你有了交代，心里觉得踏实。

“创作过程本身就是总在与自己的灵魂进行一场决斗，在即将被击败之前，发出、恐惧的尖叫。”

这是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写诗时的形容，我把它用到自己身上，写作过程中不断地发出尖叫，最惨烈凄厉的叫声还不是对自己创作力的质疑，而是“二二八”事件对我的冲击。阅读这段历史资料时，往往看了几页就掩卷不忍往下看，太惨了！我向白先勇前辈讨教，他建议我不要把事件发生时的台湾孤立来看，而是应该放开视野，放到当时整个中国的状况宏观地来看这事件，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可惜我无法那么超然。明知小说是艺术，太一面倒的叙述，太感情用事无法把小说写好。夏志清先生在评鲁迅的小说，有一句话极为中肯：

“个人的喜怒哀乐已经净化，所以好。”

我再是淡化情绪，还是把“二二八”和纳粹的屠杀写在一起，“伤逝”一章，我用一个被囚禁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向卫兵要水喝被拒绝作为开头。

“为什么？”

“在这里，不需要理由。”

“二二八”杀台湾人不需要理由。

最大的收获是把台湾史(正史、野史)大致读了一遍。

陈：如果从现代化历程的观点来看，你这部小说其实是在描述台湾社会在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O年代的生活变化。其中的女性角色王掌珠，似乎是撑起整个故事的一个注脚。从养女到自我解放，从书店店员到模仿日本女性，从一位电影爱好者变成中国白话的爱好者，处处都可看到台湾历史的转折。在小说中掌珠以五个片段出现，似乎与前面两部曲的手法不太一样，不再以女性角色作为故事主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施：我一直有个愿望，想好好描写一个充满了生命力、浅识可爱，最具台湾味道的女性，她出身农家，充满泥土味，可又不能让她局限于乡土，必须走出去，见识都会文化，打开视野，才可能提升。

我刚到香港参加文学节，演讲文学作品中的城市质感，近代中国文学作品中，乡村往往被形容为简朴、单纯，却同时也狭隘、愚昧，都市虽充满野心欲望，却也是进步、文明现代化的象征。

掌珠参加文化协会的妇女运动，开始觉醒，到台北文化书局当店员，蒋渭水的卫生手册，使她不再视女人的身体为不洁，自食其力经济独立的她，迷上电影后，想当女辩士站在女性的立场来说明剧情，找回诠释自我的权利。

掌珠先后穿过大构衫、和服、洋装、旗袍，“二二八”之后又变回穿大构衫，这二十多年的台湾她走了全过程。每个时期她都告诉自己：

“我就是我所穿的衣服的那个人。”到底她是谁？一个大问号。

掌珠要用自己的身世写一部小说，小说中的小说，在历史与虚构之间，什么才是真实？

陈：你的历史小说，往往可以发现真实的历史人物，例如从事文化运动的蒋渭水，参与农民运动的李应章、简吉都成背景人物。这次故事的主线则是以虚构的施寄生、施汉仁、施朝宗的家族三代为中心，分别代表日据三个时代的典型。你以男性为中心来说故事，是不是企图转换你的语言技巧？

施：我倒没蓄意，也许不自觉吧！

这段历史太过复杂，我决定用主题式的方式来处理，不想架构单一情节故事，由一个家族来串联，而是创造了几组有代表性的人物，利用服饰、博览会展览、事件、观念，单独以章节处理，人物不一定有相互之间的关联，像拼图一样，拉开这二十年台湾社会的展轴，探索台湾人的生存情境，历史状况不是一种背景，而是一种人类情境，昆德拉说的。

几组人物最先想到施寄生，这个前清秀才，坚称要做他自己，用文言文写汉诗，不学日语，不用白话文。卢沟桥事变后，被压抑久矣的汉文被日本当作促进日华亲善的语言工具，替日本宣扬军国主义政策，被东洋殖民主义渗透嫁接，扮演兴亚文学的角色。

施寄生的旧诗重又找到发表的园地，他以为汉文起死回生而沾沾自喜，突然从百无一用的弃材变成栋梁，却不知道其实只是被利用而已。

陈：小说分为三卷，每一卷都以樟脑的拟人化独白作为楔子。曾经被嫌恶的臭樟，由于具有脑腺，而被发现可以制成樟脑、樟油，突然翻身成为香樟，受到日本统治者重视而成为独占的专卖事业。以樟树作为整册小说的隐喻，是不是在强调台湾历史充满太多隐晦的意义？

施：樟树拟人化，台湾命运的隐喻。

砍下来的樟木片，焚熬得到含有杂质的樟脑，必须经过连续蒸馏，将不纯的夹杂物分离，杂质驱逐殆尽后，升华成为纯度高的精制樟脑，将色如白雪的粉压榨成结晶块。小说中的医生，他的日本化过程等于樟脑制作的过程。

台湾的樟树小兵立大功，赛璐珞成为制造摄影的底片，卓别林风靡全球的喜剧是以无数在台湾山林遭原住民出草的汉人脑丁的生命换来的。

陈：小说中相当精彩的部分，是描写一九三五年的台湾博览会。在建构这段场景之前，你是否读过日据台湾作家朱点人的小说《秋信》。他的小说也是写一位汉诗儒者。对日本带来现代化的政策表达不满，与你小说中的施寄生可以对照。你的构思是否与朱点人有关，还是不谋而合？

施：斗文先生和我小说中的施寄生应该属于同类人。如果施寄生参观博览会，他和斗文先生一定心有戚戚焉。

公元一九三五年的博览会，日本展现对台湾日本化、现代化的经营成果，殖民者向岛上的人民骄示帝国雄厚的实力，也让全世界看看殖民台湾的成绩。博览会在这部小说中占极重要的分量，我把重点放在新公园(现今“二二八”公园)的第二展览馆，日本当局用日语教育、神道思想、现代化的科学、医疗知识，来对台湾人进行同化，扫除所谓落后、闭塞的岛民信仰习俗，强制改变台湾人的思维及生活方式，与过去历史切断，把台湾人塑造成为没有过去，没有历史，只知有大和民族的一群。  日本殖民的终极目标，我以为是想改变台湾人的心灵视野，最后用他们的眼光来看世界，极端的例子就是皇民化运动。

我安排两个台湾知识精英去参观博览会，一个是被日本人塑造成功的日本化的医生，一个是反抗，加入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社会运动，最后抗争失败，不得不屈服，变得颓废虚无的律师。

医生一心一意想成为日本人，无话可说。肯定现代化、世界化的律师却不愿意同化于日本民族，他的妻子还是日本人，可是，像他这种不肯屈从殖民者，只认同现代化的知识分子，被日本语言、文化熏习，不断渗透，也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动摇了自主性，我想我要表达的是自我与异己之间的混杂所造成的暧昧性。

陈：汉诗人与艺伎的故事，在日据时期的l报纸俯拾可见。不过，施寄生与月眉相遇的那段故事，在小说中写得很传神，你对月眉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是用力不深。月眉的角色不像过去你的小说受到深刻描述，你的用意何在？

施：我好像特别喜欢描写身份地位卑微、社会边缘的女性，“香港三部曲”的黄得云、《行过洛津》里的阿嬉、珍珠点，演旦角的许情也是吧！我由这几位娼妓、艺妲、伶人来暗喻被殖民的香港、台湾的处境，一路写来，到了月眉，觉得够了。这本书中，这个被“大国民”从洛津接到台北来唱南管曲给日本人听的艺妲，随着时代变迁，听曲艺的听众品位的变化，我描写她跟随时尚，放下琵琶，不再唱优雅的南管曲，改学音调高亢的北管，甚至抛头露脸去演戏。北管、京戏取代了南管，受当时士绅的喜爱，我只是很好奇，听不懂北京官话的台湾观众，是如何欣赏京剧的？还称它为“正音”。

为了呼应总督的放足政策，也以为脱掉三寸金莲可以赢得“大国民”的欢心，她没想到会表错了情，原来“大国民”表面上支持放足运动，骨子里还是个有小脚癖的传统自私的男人。不过，月眉后来不愿意委身“大国民”拉线的日本人，不肯卖身给异族殖民者被称作“番仔酒矸”，显示台湾女人的气节，我觉得她很可爱。

陈：《三世人》是台湾进入现代化运动以后三个世代的故事。始于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止于“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台湾人的批判力道似乎显得衰弱，这是不是暗示你对台湾命运抱持某种悲观。

施：台湾人是很悲哀的。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命运掌握不在自己手中，一直都是身不由己，无法自主，真的是一种宿命。

平情而论，草莽强悍、族群意识强、具移民性格的台湾人，历史上出现过好汉，反清的朱一贵、林爽文，抗日的简大狮、陈秋菊等，都很轰轰烈烈过。一九二。年代文化协会、农民组合更是人才辈出，只有到了“二二八”后，才完全噤声。

台湾人的反抗总是被动，官逼才民反，每一次运动都很短暂，像东部的河流，台风一来，山洪暴发，溪水暴涨，一下雨过天晴，溪底石头清楚可见。台湾民主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昙花一现，“二二八”事件，九天就结束了，被形容短得像拨一下开关，就把电灯熄灭一样迅速。

陈仪接收台湾，口口声声批评台湾人被日本奴化，这两个字很不中听，往深处想，在异族统治下苟活，无形之中形成被殖民者的性格，为了求生存，活得很卑微。

日本据台后，先以同文同种收买人心，接下来强制日语教育，汉文从选修到了满洲事变后废止，中日战争爆发，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殖民高压下当二等国民的台湾人，接触到日本统治带来的现代化、科学知识，走出封建狭隘的儒家思想，把认同有邮电、铁路、卫生设施的现代化与屈从殖民政策混为一谈，从早期的抵抗到晚期的屈服被改造，使台湾人的日本化扭曲暧昧。

陈：小说中的“大国民”，影射的是鹿港辜氏，几乎有关他的传说都出现在你的故事里。“大国民”作为一位反面教材，则又彰显你的批判立场，历史过程中正与邪的消长，是不是你重要史观？

施：正邪消长，邪不胜正，是吗？可悲的是，不只历史里，现实世界中往往更是邪恶当道。

有人会说“大国民”引日军入城，减少伤亡，应记一功，然而，日人据台后，他的种种负面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像是出卖抗日的义勇同胞，打压文化协会的民主人士，创“公益会”，纠结一批台奸钳制林献堂、蒋渭水，晚年又当日本人的特使，到中国大陆游说军头反抗中央，欲使中国四分五裂。“大国民”的为虎作伥替他换得荣华富贵，被封官赐爵。

一个一无所有的罗汉脚，可以变成好几届总督、民政长官跟前的红人，代表台湾人参加大正天皇的葬礼、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最后还被日本封为贵族，这个传奇人物，好像不是只有改朝换代，碰对了时机，加上善于逢迎巴结日本人这么简单吧？

如何在小说中塑造这个台湾人心目中的反面人物？我决定不让他正式出场，而把他安排成被反日的无政府主义者暗杀的对象，侧写他如何企图使自己变成上流社会的日本人，娶日本妻子教他日式的生活起居，从东京礼聘礼仪大师来教他穿和服、社交礼节应对进退之道，好让他得以周旋官场，不致闹出太大的笑话。“大国民”不说日语，他自知一开口罗汉脚的粗鄙无文立即使他原形毕露，外表装扮模仿比起“学舌”说话容易太多了，他听了策士的进言：“不说日本话，显得莫测高深。”这一点，“大国民”比起当年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香港的本地精英，一口牛津腔英语的“学舌”，还要高招。不过，在总督面前凡事“尤罗须”(日语“好”的意思)，不知害死多少台湾人。

侧写“大国民”，比较得意的是在罗汉脚的行径与日本武士道之间找到了共通之处。

陈：阮成义是最具有力量的小说人物，却是隐身在历史迷雾中，你对他在故事中的作用，是不是为了对照黄赞云的软弱，以及律师萧居正的动摇？

施：刚才谈到一九三。年代三种知识分子的典型，我自己觉得阮成义这个人物比较有创意。这个出身富裕茶商家庭的阿合，是台湾最早拥有照相机这种现代摄影机器的人，我让他在医学校学眼科，预示他将会用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来看台湾这个殖民社会。

阮成义把自己比喻为单飞的漂鸟，都会中游闲的高等游民，他找不到生活的位置。日本人一方面教他理性，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新的思想使他对民主、自我发挥充满了憧憬与幻想；另一方面，殖民者压制他，不让他自由，两种冲突之下，他苦闷不已。

后来他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不像一般的知识分子，虽有理想，满怀不平，却又软弱踌躇，缺乏行动的勇气，特别是日本当局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左翼分子，大多数人都畏惧于强权，退缩妥协，甚至靠拢，阮成义却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时机决定行动暗杀“大国民”。

我想象出这个在历史中并没有真正出现的英雄，潜意识里是希望台湾人中会有这样有血性、勇敢好样的知识分子吧！

陈：台湾人的历史身份与国族认同，是你撰写台湾三部曲的重要意旨。《三世人》带有强烈的悲怆气氛，不同于《行过洛津》的批判，也不同于《风前尘埃》的抵抗。三部小说并置合观，你自认为哪一部最能揭示你的心情？

施：我不喜欢重复。

《行过洛津》史料庞杂，面面俱到，几乎是本方志小说，我以撒豆成兵的技巧来铺陈清领时的台湾(洛津)，到了《风前尘埃》则是换了一种叙述方式，单一线性的情节，透过时空转换，以少胜多，用安静从容的语言来表现一家三代的日本女子，对我是一种挑战。和服作为象征，优雅的布料织上坦克、武器的图案，反映菊花与剑兼具的日本民族性。

我在学传统山水画，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会让人笑话的比喻：《行过洛津》好像我临摹的宋画，崇山峻岭，布局繁复，苔点遍布，写实的巨幅山水画；《风前尘埃》则像元、明的文人画，疏朗的笔墨抒写心中逸气；《三世人》刚写完，像只刚出炉的馒头，需要沉淀。

陈：你说《三世人》完成后，就要宣告封笔。你果真如此肯定？你写的小说，确实已经有了稳固的地位。但是，我觉得你是一座火山，还会爆发能量，你确实从此封笔吗？

施：从十七岁的《壁虎》，写到现在，几乎半个世纪了，近二十年香港、台湾两部历史小说写掉我半条命，把史料、历史事件反刍成为小说艺术，事倍功半，完成《三世人》，我想好好休息，预备把余生用在修行上。

曾经有一个修行功夫很深的朋友跟我说：作家用文学写作，受五蕴(色、受、想、行、识)所限制，再怎么写也跳不出这个框框，早已被写完了，这一代人再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了。我一向把写作看得和命一样重要，听他这样贬低文学，气得差点动手打他。两年多来跟一位教原始佛教的师父学因缘法，渐渐体悟文学、艺术其实只停留在感官、情绪的转折，现在我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试着超越对世间一切的欲望渴爱，不想继续流转文字障中了。

原本构想这部书是写到台湾钱淹脚目之后。我看了陈界仁拍的片子，加工厂荒废后，报废的缝纫机、电脑堆得满坑满谷，人去楼空，只有椅子的办公室，那种后工业的荒凉冷漠，令人触目惊心，怎么经济起飞才没多久，台湾就沦落到这个地步！

因缘迁流，世事无法预料，说不定大休息之后，会再提笔写第四部，谁知道呢！

对谈者简介：陈芳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