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改变历史》一书由狄·约翰、王笑然主编，本书编选的文章或章节，凝聚在气候这一视角，涉及全球范围,以环境历史的先驱之一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起点，分别介绍近现代世界气候的历史变化，气候对欧洲殖民历史的影响，中亚少数民族的大举迁移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在复杂性社会瞬间崩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出现在本书中的作者，除读者耳熟能详的史学大师亨廷顿、汤因比，其他堪称当代重量级的环境历史学家，特别是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阿尔弗烈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马立博几位，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台湾学者许倬云，他们都在环境历史方面富于建树，为环境历史研究拓宽了领域。

《气候改变历史》一书由狄·约翰、王笑然主编，本书荐举的学者，或多或少都须经受“环境决定论”之批评的风险。他们必须在两极——或者是人类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环境，或者是所谓“人定胜天”的伟大实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也许就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那一点。编者相信，从这本《气候改变历史》选译的文章中，读者可以捕捉到某些思想的闪光，更可以体会到环境历史学者在处理气候与疾病此类敏感历史素材时，所显示出来的谨慎的治学态度，以及那种敢于标新立异的学术品质。

全球同此凉热

 气候变化与历史

 气候与近代世界环境历史

 中国人对气候的态度

怕热的欧洲人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热是一种罪

 发明热带性

 对自然的殖民

怕冷的草原人

 停滞的文明

——波利尼西亚人、爱斯

 基摩人和游牧民族

 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

 移动的初步考察

 气候循环和成吉思汗的崛起

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

 气候变迁和农业衰败对

 罗马帝国覆灭的影响

 “所有的人都跑了”

——17世纪中叶(1644—1683)

 的战争和环境危机

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天气，这并非偶然。美国的新英格兰人抱怨东风的到来，中国人耐心等待着第一场春雨唤醒已经播种的土地，阿拉伯人一遇见陌生人就会询问雨到底下在了何方。同样的，埃及人谈论着尼罗河的涨潮，爱斯基摩人和朋友聊天时，很可能讲到可怕的零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然而，聊聊天气，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要说它内在的含义，没有什么比气候更能直接并严重地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了。如果说，人们受制于现今气候的影响，那么它恰恰印证了，不管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任何的气候变化都是极为重要的。认识到这一点，众多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还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在开始讨论自希腊时代以来的气候变迁。柏拉图(Plato)和一些学者谈到，古代希腊的气候比他们那一时代的要更为潮湿，森林植被也要比他们那一时代多很多。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声称，丢卡利翁大洪水(flood of Deucalion)是个周期性的大气现象。亚里士多德指出，就像冬天会每年准时到来一样，极冷的天气和大降水也会在经过长时间后再次发生。换言之，他明确了气候脉动变化理论(theory of pulsatory changes of climate)。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这一理论鲜有提及。很多人更愿意喋喋不休地争论地球是在逐渐变干，还是逐渐变冷，抑或是逐渐变热。然而，那些争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气候遵循着缓慢的有规律的变化趋势。现在，却有一个让本文作者重新思考气候脉动理论的好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追赶上古希腊人的脚步。。

现代历史学家的确意识到了客观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气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更相信气候大体上是缓慢变化的，反对气候脉动理论所彰示的迅疾而深刻的影响。这个态度，在《地理期刊》(Jourhal of Geography)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露无遗，作者是密苏里大学的奥姆斯特德教授(A．T．Olmstead)，他探讨了气候对一国国民之影响：

很久以前，人们就承认气候对人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气候对一长期居住在某国的国民的重要影响。埃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探讨气候研究在历史上的意义。在那里，气候又干又热，自然降雨实在是微乎其微，作物生长必须依赖尼罗河的涨潮。众所周知，尼罗河的涨潮是有季节规律的，而埃及一年四季的气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降水量也几乎为零，严重影响了土地肥力，每年仅有少量的主要农作物产出。这一切客观条件要求大量的体力而非智力上的投入。缘于此种气候条件，我们在埃及农民身上找到了这样一种性格特征：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仍然像生活在古代一样，只关心如何获得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个体生存，进而建立家庭。然而，对于埃及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性格特征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在前王朝时代，埃及的统治者都来自于外国，相应的，他们保留了异国的性格特征。但是，我需要提到一点，那就是这些埃及的外族统治者们并未适应埃及的气候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逐渐变得虚弱无力，最终被当地埃及人消灭掉。换句话说，埃及的气候对埃及的辉煌文化的缔造者们，造成的却是负面的影响。历史意味着进化，然而，那些埃及农民身上所凸显出的气候作用下的停滞性格特点，值得被历史学家重视，以后的学者也许可以将他们的存在与更深远的历史关系进行分析。

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埃及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入侵者，而本土的埃及农民有史以来就保留着同样的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地理学家就只好同意历史学家的论调了。。但是，当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埃及的入侵者，能够获得必要的财富、智趣和其他机遇来发展他们的禀赋，从而变成伟大的统治者？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观点就会大相径庭了。地理学家中同意气候脉动理论的人，无法回避一个结论，那就是由于气候脉动的变化，导致埃及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形成了周期性的外敌入侵和无政府混乱状态。另外，还有一个相对应的结论，不利的气候特征一旦被有利的气候特征所取代，那么人类社会又将重新繁荣进步起来。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外敌入侵和所有的繁荣，都和气候变化有关联，只是在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上，气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并不想在这里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因为我已经在后面两章《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和《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B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谈及。我希望，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目前研究的问题上，那是整个事物的关键所在。如果奥姆斯特德教授可以代表现代历史学家的新生代，他们的学说关注点应该和地理学家一致，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候脉动变化理论的真实性。奥姆斯特德教授的文章后几页，，在否定了脉动理论之后，他总结道：

我们无法检验关于阿拉伯沙漠的理论是否成立。我们无法确定是否阿拉伯沙漠曾经比现在更宜于居住，更肥沃，更易于通行。很多的例子证明，阿拉伯沙漠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关于人和气候关系的最终结论是，在历经无数岁月之后，气候对一国国民的人口数量的影响是明确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得承认这一点。但是，这种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以往的人口变动可以证明负面影响这个看法。目前，气候脉动的理论似乎占据了历史研究的主导方向，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却一再否证这一论调。所以，历史学家是不能采用气候理论的，除非仅仅是作为他的历史大背景的研究之用。诚然，对于个别具体事件的影响，地理上的其他因素似乎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P2-5

20世纪70年代，环境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挣脱了传统历史学的束缚，另立门户。诚然，将环境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书籍，往往设专章叙写当时的星宿、气候、河流、山川、地形，以及动植物、瘟疫疾病等诸多方面的情形和变化。然而，传统史学一个大的缺憾是，属于环境历史的内容，一直委身于“历史地理”这一标题下，对历史学问仅仅起一个辅助的点缀的作用。

进至20世纪中期，美国历史学家开启了一场史学界的变革。他们认为，“环境”本身远大于“地理”这一概念范畴，环境足够并且应当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平台，将人类回归到自然环境的大背景下，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塑造并由此产生的历史。他们相信，环境历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用它来审视并解读历史事件，将会为那些困扰了人们很久的历史事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法。他们的这一革新举措，造就了一场不小的史学轰动。

特别是在美国，环境历史学的最前沿地带，从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短短40余年，就已经建立起了几大重要研究领域。如：欧洲早期殖民者对美洲的殖民改造、美国环境历史、区域环境历史、著名环境保护者传记、政府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民间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城市环境历史、环境平等、女性在环境历史中的地位，等等。自然地，随着环境历史学的迅速发展，美国高校成了环境历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环境历史专业，而且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东海岸的高校，如弗吉尼亚大学、乔治敦大学、耶鲁大学，研究集中在科技史、医药史和城市环境历史方面；中西部和西海岸高校，如内华达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对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水资源和矿藏开发，及其对美国扩张的作用更感兴趣；南部的高校，如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则对农业史更为垂青。

以世界范围观之，环境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地域界限，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欧洲，作为西方传统历史学的重要基地，也在积极追赶美国的脚步；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环境历史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利用科学数据来进行环境历史分析方面，甚至超过了北美同行。在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拉丁美洲国家，还有南非，环境历史研究的发展，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瞩目。

直到20世纪90年代，真正意义的环境历史观念才引进中国，包茂红、王利华作为本土著名环境历史学者，致力于推进中国环境历史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其后，中国环境历史成为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一个“新式武器”，知名汉学家比如马立博(Robert Marks)、伊懋可(Mark Elvin)、朱迪思·夏皮罗(Judith Shapiro)等人，就中国古代和当代的自然环境、疾病、动植物、气候变化、自然观念等等，诸环境要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均有深入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本书主编狄·约翰(John Didier)教授所著《在方框内外：古代中国和世界的天与信仰力量(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200年)》(In and Outside the Square: the Sky and the Power of Belief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ca.4500 BC—AD200，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09年)即是一部详细阐述自仰韶文化至东汉末年，中国人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对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帝国版图分布的深刻影响，也可看作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环境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

从另一面来看，环境历史的开启和扩展，并非一帆风顺。对于很多环境历史学家，学界毁誉参半，诟病为这个那个“主义”，诸如“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当代主义”，还常被戴上“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的帽子。尤其是最后这一条，对于关注气候和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影响的研究者，抨击之烈尤为显著。

《气候改变历史》一书荐举的学者，或多或少都须经受“环境决定论”之批评的风险。他们必须在两极——或者是人类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环境，或者是所谓“人定胜天”的伟大实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也许就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那一点。编者相信，从本书选译的文章中，读者可以捕捉到某些思想的闪光，更可以体会到环境历史学者在处理气候与疾病此类敏感历史素材时，所显示出来的谨慎的治学态度，以及那种敢于标新立异的学术品质。

本书编选的文章或章节，凝聚在气候这一视角，涉及全球范围。以环境历史的先驱之一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起点，分别介绍近现代世界气候的历史变化，气候对欧洲殖民历史的影响，中亚少数民族的大举迁移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在复杂性社会瞬间崩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出现在本书中的作者，除读者耳熟能详的史学大师亨廷顿、汤因比，其他堪称当代重量级的环境历史学家，特别是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阿尔弗烈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马立博几位，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台湾学者许倬云，他们都在环境历史方面富于建树，为环境历史研究拓宽了领域。

本书的宗旨，在于向读者展现一个更为新颖、更为宽广的史学天地，让历史爱好者可以通过环境历史这一全新角度，去重新认识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笑然

2013年9月

我们已经展示出气候的脉动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只有当气候脉动的影响能够彻底地被了解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评价其他的种种因素在形成人类复杂的历史中的作用。

——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tsworth Huntington)

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参与气候记录这一传统活动的人，比参与其他活动的人更多。在中国，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关于气候的社会记忆嵌入了两个层面，一是高层次的宇宙学，另一个是民间的传说。这一人文传统，至少从公元前？000年就已经存在了。

——许倬云

气候变冷使得蒙古草原上宗派间的内讧和仇杀全终止了，这样，使得他们可以在成吉思汗这一军事头领的率领下，重新组建起来。他们的继续存活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一个不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国家，征服了那些总人口加在一起有一亿之多的众多国家”，他们对征服的渴望，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身后的气候打败了。

——加雷斯·詹金斯(Gareth、Jenkins)

历史学家研究17世纪的世界，经常会唏嘘不已，几乎全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都出现了大范围的混乱。其时正值俄国的“多事之秋”，英国也发生了国内战争，法国则出现了农民暴动，而中国的明朝行将灭亡之际的农民起义，也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家对这样的巧合会感到奇怪，如果我们试图在这些事件中寻找共同点……气候变化在那时的确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因此对解释17世纪普遍的危机有用。

——马立博(Robert Ma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