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代宪宗帝时期，作为元朝称霸世界政策的一个步骤，就是使西藏从属于其统治之下，因此，积极开始攻伐。皇帝命其弟忽必烈组织远征军实施攻伐，此时西藏有一个潜在的势力就是藏传佛教高僧萨迦班智达。这期间，洞察西藏情况的忽必烈，对班智达采取积极的怀柔政策，从而使其成为蒙古统治西藏的有利协助者，并最终使藏王降服。忽必烈为表彰班智达的功勋，优渥班智达，并在远征的归途中让……”这是来自任月海的《多伦文史资料(第3辑)》的节选部分。

《多伦文史资料(第3辑)》的作者是任月海。

《多伦文史资料(第3辑)》收录了建国前内蒙古多伦诺尔地区收藏的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包括建国前有关多伦诺尔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贸易和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内容。

序言

滦京杂咏

多伦诺尔原著(法)古柏察

多伦诺尔的商业状况

多伦喇嘛庙和它的生态

历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略

察哈尔抗日实录

多伦事情概要

草原边城多伦诺尔兴衰及其原因

多伦喇嘛庙和它的生态

(日)莲井一夫菊地杜夫大洲义修著

任月海译

一、多伦庙和多伦城市的沿革

拥有两万居民的草原城市多伦诺尔，在城外的绿色山丘上有两座大型的喇嘛寺庙。东庙称为“汇宗寺”，西庙称为“善因寺”。现在两庙收容的喇嘛人数，东庙有七十名，西庙有五十名，如果以所属喇嘛人数多少而论，与贝子庙(锡林郭勒盟东阿巴哈纳尔旗)的一千名、喇嘛库伦庙(锡林郭勒盟西浩齐特旗)的七百名相差甚远。但多伦喇嘛庙曾经作为清朝的敕建庙，拥有三干多名喇嘛，清朝历代皇帝还多次在这里巡视狩猎，给予赞助，使其得以发展，成为蒙古王公和一般百姓参拜的最重要地方，在内外蒙古是与库伦相媲美的圣地，恰如喇嘛总本山而繁荣和发达起来。

多伦城对于今天的蒙古地区来说是作为汉人的据点和蒙汉接壤地带的交易市场而发展起来的，从他的沿革上看，是随着东西两庙的兴隆而发展起来的。

这里的寺庙建成之后，当时的蒙古人在该庙举行庙会的时候，内外蒙古各地的人们出于信仰的原因，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远的地方，骑着蒙古马或坐着牛车，汇集于多伦的寺庙。对于他们来讲，多伦之行，就是与喇嘛结成佛缘，以祈祷来日的幸福安康，这是他们来多伦的最主要的理由。

在广阔的蒙古大草原，作为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牧民，他们所需的生活日用品一定要同汉族商人手中进行交换才能取得。但是，他们常常不能很方便地进行交换，因此，蒙古人就在多伦诺尔庙会举行之际，将他们唯一的财物，即牲畜和皮毛等运到多伦城的市场上，与汉族商人进行交换。

在这个市场里，早期汉人的所谓买卖就是将蒙古人所需要的粮食、日用品、杂货等堆积如山，等待着蒙古人来取。那些具有经商天才且精于打算的汉商，花言巧语地向单纯直率的蒙古人兜售他们的商品，往往会取得超乎想象的暴利。

这样年复一年的进行着，那些汉商逐渐由移动生活的行商，逐渐转变为定居生活的坐商。由于获利较大，汉商生活富足，人口日益膨胀，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的蒙古草原地带的汉商城。也由于商品的生产和这里的汉人消费的需要，耕地的开垦逐渐扩大，多伦城以南地区就逐渐演化为汉人的耕种地区。

从另外一方面看，汉商城市的形成和汉人的膨胀，也意味着蒙古人生活领域的被侵蚀。在这一地区，除了少部分被汉化的蒙古人从事着半农半牧的生产外，绝大部分纯游牧的蒙古牧民都退到蒙古草原的深处。以汉人为主的多伦城的形成和发展，正是由于多伦庙的繁荣而促成的。而这两者又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下建立起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到清朝的初期。不过要想说明这个问题，还得了解一下喇嘛教在最早如何普及到蒙古地区的，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现略述如下。

(一)关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普及

喇嘛教普及到今天这种地步，曾经历过两次大的起伏。最初的一次是兀朝，另一次是明朝的中叶。

兀代宪宗帝时期，作为元朝称霸世界政策的一个步骤，就是使西藏从属于其统治之下，因此，积极开始攻伐。皇帝命其弟忽必烈组织远征军实施攻伐，此时西藏有一个潜在的势力就是藏传佛教高僧萨迦班智达。这期间，洞察西藏情况的忽必烈，对班智达采取积极的怀柔政策，从而使其成为蒙古统治西藏的有利协助者，并最终使藏王降服。忽必烈为表彰班智达的功勋，优渥班智达，并在远征的归途中让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陪伴他返回蒙古，从而使喇嘛教第一次移人蒙古……

“多伦诺尔”为蒙古语，意思为“七个湖泊”。作为地名，最早应该来源于蒙古汗国时期，据姚明辉《蒙古志》载，七个湖泊是相互邻近的，分别叫峒干诺尔、依克达汗诺尔、巴汗达诺尔、空儿鬼诺尔、巴彦诺尔、科布多诺尔和乌木克诺尔。七个相邻的湖泊及周围相连的草原也就自然称为多伦诺尔草原。这里自古就是中原内地进入蒙古草原的必经之地，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汉地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融合的最前沿。根据最近一些年的文物考古发现，至少一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和迁徙的痕迹，特别是辽金元时期更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内地交往和冲突的重要地区。忽必烈建元登基经营上都城的同时，在多伦诺尔又兴建避暑凉亭，即东凉亭，至今城池的痕迹依稀可见。

而真正使多伦能够名扬海内外的则是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后。1690年康熙亲征噶尔丹取得胜利，翌年在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三部和内蒙古四十八旗王公贵族，促使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清朝，确立了中国北部边疆版图。多伦诺尔会盟，密切了内外蒙古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对抵御外族侵略和巩固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作为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康熙在多伦创建蒙古喇嘛教中心——汇宗寺，迎请藏传佛教四大领袖之一的章嘉活佛住持多伦管理整个蒙古地区宗教事务。雍正继承康熙的做法，在汇宗寺附近又修建善因寺。汇宗寺和善因寺的兴建，使多伦诺尔迅速发展成为蒙古藏传佛教的中心，成为蒙古高原上气势恢弘的喇嘛教之都，对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商道的开辟更为多伦诺尔增添了新的意义，到乾隆初年，多伦诺尔成为蒙古喇嘛教中心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个繁华的草原商业城。同治年以后，这里的注册商号达到四千多家，人口十几万，是清代最典型的旅蒙商之都。就现存的汇宗寺、善因寺部分建筑和保存比较完整的山西会馆、娘娘庙、清真寺等建筑群落，仍然可以透视出繁荣于清代二百多年的蒙古草原寺庙之都和旅蒙商之都的文化特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艺术价值。清朝灭亡以后，多伦战事频仍，军阀混战，日军侵略，关系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事件都与这里相关。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散失严重，多伦原有的历史风貌人们难以说清。因此，对多伦史料挖掘和整理工作已是当务之急。对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以及一些西方人、日本人著述的整理是我们现在目前资料挖掘整理的一个很有效的途经。这些资料留下了对于多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鉴于以上原因，自2004年以来，政协多伦县七届委员会把收集整理地方文史资料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健全文史资料征集和编纂队伍，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经过编委会同志的积极努力，先后出版了《多伦文史资料》第一、二辑。2007年，政协第八届委员会仍然坚持做好这一利于当代、惠及子孙的工作，积极组织力量编辑整理有关文献，编译出《多伦文史资料·第三辑》，并且随着这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还将继续做下去。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发挥补史之缺，续史之遗，诓史之误的作用，为史学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客观地反映历史史实，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地借鉴，推动多伦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也为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爱国爱乡热情提供一部生动的教材。当然，书中的原作者受历史的、文化的原因，对多伦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这就需要读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真甄别，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在本书的资料整理、出版过程中多伦县委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人文学院的部分专家学者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内蒙古图书馆参考文献部和地方文献部给予了大力支持，政协多伦县文史委及全体编委会成员付出了努力，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石斌教授、邓池君先生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特别是本书的编译者任月海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