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怀念》是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翻译家王智量教授的回忆录，对于自己人生中的坎坷以及共和国一段历史作了真实而严肃的追忆，回溯的视角更加强了理性的批判力度和视野。这本回忆文集从作者的童年经历写到青年求学，从作者一生的学术追求写到命运的多次坎坷。书中的那些往事，特别是关于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回忆，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回溯的视角更增添了理性的视野。这些文字的写法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完全真名真姓的事实记录或怀念，以及几篇追忆几位前辈师长的文字，另一类则是用小说手法写下的一些故事和人物。

《往事与怀念》从作者王智量的童年经历写到青年求学，从作者一生的学术追求写到命运的多次坎坷。《往事与怀念》中的那些往事，特别是关于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回忆，体现了共和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残酷历史年代里的命运沉浮。回溯的视角更增添了理性的视野。作者那种历经坎坷，却对理想矢志追求的情怀令人感慨而感动。

前言

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我与《叶甫盖尼·奥涅金》

这样，我来到上海

外语给我惹来的麻烦

“现行反革命”

老章和我所欠的房租

黄浦江边

赵师傅

六十年前考大学

迎春的花儿

永远的忏悔

我永远记得它

王良大伯

我的朋友二吉子

青竹妹妹

桃花姑娘

一片残叶和一片落叶

怀念施蛰存先生

怀念翻译家余振先生

怀念前辈诗人辛笛

怀念王璞同志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开始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自己和我的这项心爱的工作，在我国政治气候的冷冷暖暖中沉浮，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到1982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屡次重印，并收入各种不同的文集和选集中。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这个译本经过修订，又再版出书，并很快重印。看来读者是喜欢我的译本的。我为它写的一篇《译本修订校改后记》也受到读者的青睐，已经在一些文集和报刊上几次转载。主要由于我几十年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的翻译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做的其他翻译工作，我被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能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点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感到欣慰。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父，他的这部诗体小说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全人类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读者喜爱它是理所当然的，我的翻译只是起了一个并不完美的桥梁作用。我在这里不想多谈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或者我的、其他同志们的译本的短长，而是想要向读者朋友们汇报一下这五十多年来，与我翻译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细节。虽然其中许多都只是些个人的体验或感受，但是我觉得，您能从中察觉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的某些侧影。这篇文字可以说是我那篇《后记》的扩大和增补，那里只是谈到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很少涉及其他。而有些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于关心我们国家的人，尤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的朋友，知道一点也许是有益处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我在陕西城固县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移到后方时使用的名称)读书时，一本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韦丛芜先生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很小年纪就爱上了俄国文学。那时我就很想学会俄语，想在将来成为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后来，到四十年代末，我读到了戈宝权先生主持出版的《普希金文集》，更增加了学习俄国文学的渴望。现在大学里俄语系的学生很难想象，我们那一代人想学俄文和俄国文学是多么地艰难。1948年，在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下，我和几个有同样爱好的同学，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里，悄悄地自学俄语，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俄语是和俄国(当时是苏联)、共产党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偷偷学俄语的人被认为就是共产党，抓着就要坐牢的。

1949年2月，北京刚一解放，一切都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时候，由于十分缺少俄语人才，当时还没公开的地下党组织立刻组织一批北大学生，到老解放区哈尔滨的俄语干部学校去学习。那个学校当时名叫“哈尔滨外国语学校”，是从延安搬过去的。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节没有窗子的铁皮闷罐车里，躺在一堆稻草上，两天两夜到达哈尔滨。记得路过沈阳的时候，看见车站上用俄文字母拼写的站名，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让我们非常兴奋，也让我们感到迷茫。同行的同学中，大多数像我一样，对于共产党和中国的未来都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具体的想法，不过，作为年轻学生，大家投身新时代的要求都是很强烈的，我们都为自己能够在解放后第一批去老区学习俄语而骄傲。刚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们几个人，身穿解放前大学生都习惯穿着的长棉袍子，走在哈尔滨道里商业区的大街上，那里的店员竞指点着我们相互说，这些人一定是从关内抓来改造的。后来我们就不敢再穿长袍了，出门都穿学校发给的一寸多厚的军用草绿色棉大衣。从生活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学生，忽然变成吃供给制饭穿解放军衣的“革命干部”，大家一时还很难习惯。

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读了六个月，掌握了俄语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幸在秋林公司买到一套三大本的，1947年莫斯科出版的《别林斯基选集》和一本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插图单行本。《别林斯基选集》是用粗糙的淡黄色木造新闻纸印的，封面是黑色的粗布，三本书一共三四千页，有好几斤重，字体也不是很美观。《奥涅金》单行本的插图也不很清晰。这说明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印刷工业水平并不高。不过，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出版古典作品，也说明他们是重视文化事业的。我当时的俄语水平很低，不能读这些书，但是我坚信自己以后一定能读，也一定要读，便用身边仅有的钱不顾一切地把它们买下来。

到1949年7月，由于关节炎复发，我不得已重又回到北京，再读北大。幸运的是，当时为了适应整个国家迫切的政治需要，从1949年9月起，北大在西语系内开办了俄语组，我就转系过去(我原来读的是法律系)，成为北大俄语组(后来成为俄语系)的第一届学生，也是系里的团支部书记。

解放初期的大学生都是由国家养着的，但生活相当艰苦。那时我们吃的是玉米粉窝窝头和小米粉加黄豆粉做的丝糕，十天半个月难得有一点肉味；穿的大多是家长的旧衣，冬天大家都是一件长棉袍子。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热烈气氛中，我们班的每个同学都充满热情、活力和理想。艰苦的生活大家都不在乎，一心只要努力地学习，恨不能把俄语在最短时间里学到手，马上就可以去参加工作。那时我和同班同学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晨都在沙滩北大红楼和灰楼之间的民主广场上高声地朗读俄语，好像自己多背一页书，祖国的建设事业就多一份力量似的。应该说，当时大学生的思想比现在的大学生要单纯得多。或者说简单得多。

P3-6

这是一些回忆过去生活的文字。这里所记录和描绘的，都是我个人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和事。

这些文字的写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真名真姓的事实记录或怀念，比如《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永远的忏悔》、《迎春的花儿》等，以及那几篇追忆几位前辈师长的文字；另一类则是我用小说手法写下的一些故事和人物。

关于第一类，似乎没有必要给予特别的说明，反正全都是一切如实的记录。我是满含着对往事和逝者的敬重，诚心诚意写下它们的。但关于这第二类回忆文字的写法，好像有必要在这里做一点说明。

我觉得，往事的回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讲述方法，比如类似写小说的方法，有情节，有人物，有描述，应该也是一种“形象思维”的产物。所以我想，写回忆也可以像写小说一样，写得绘声绘色，尽可能让人家愿意读，喜欢读，读后能有所触动，有所共鸣，能激发起读者的想象和情感。

于是我便产生了一个写“小说体回忆”的想法。这本书里有几篇文字就是我对自己这种想法的尝试和实践。

但是写记录生活事实的回忆文字，毕竟和写小说不一样。小说家虽是应该遵从生活真实，但他们都拥有一种艺术创造的权利，情节由他编来，人物由他塑造，在文艺学的教科书里，这叫作“虚构”。而回忆录的作者则是不仅不能胡说，而且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既是记录过去生活的事实，你就必须严格遵从事实的真实，你所写的必须是已经发生在过去生活中的实事，决不可欺世欺人，胡编乱造。这就给想要写“小说体回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写作规范和要求。

不过这并不是不能办到的事。在我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有一位世界文学大师的一部名作，给了我这种写作方法的指导和启发。我说的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俄国十九世纪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和他的那本名作《猎人笔记》。

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创作《猎人笔记》时，屠格涅夫就好像是漫步在俄罗斯那片辽阔大地上，这本书里的一个个故事就是他从那片沃野中随手采来的一朵朵鲜花，一朵朵能够充分显现和代表他的祖国俄罗斯大地真实面貌和生活实质的鲜花。屠格涅夫笔下所描述的那些事件和人物，都是他直接从生活中发现，并且几乎是不加任何修饰和虚构而如实记录和描绘出来的，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又都毫无疑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代表性和文学形象的典型性。也就是说，屠格涅夫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描述的，都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

屠格涅夫这样做到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来学学他呢？哪怕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也好。于是，我想到要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体验和接触中，就记忆之所能及，选取一些令我终生难忘的人和事，把他们用写小说的方法，而又是不加虚构地如实记录，提供给比我年轻的读者朋友们，帮助他们认识和了解我们国家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生活真实。我这样想着、想着，一个个人物和一段段故事便蜂拥而至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二吉子，桃花姑娘，青竹妹妹，赵师傅，冯哥和他那一伙兄弟，梅丽……以及和他们相关联的一件件事情，便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化为文字出现在我的电脑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记忆力是随着时间和人的年龄而减退的，在我凭着记忆把这些人和事写成文字的过程中，我当然发现，有些微小的情节或生活细节早已被光阴和年龄冲刷得不知去向了。这时，为求维护故事的形象性和完整性，我只能联系上下文，根据事件本身的逻辑来给予必要的补充。这或许也不能算是虚构吧。而且，在总体上，主要之点上，在事件和人物所要表现和说明的根本思想和事实真实上，这些细枝末节都无碍宏旨。

现在，“木已成舟”了，文章已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我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和尝试效果究竟如何，就要请诸位朋友们给予批评和指教了。

这些就是我想在书的开头告诉读者的话。我还想要说的几句话是，我要对高彦杰和陈蕾两位同志致以真诚的感谢，没有她们亲切而又细致入微的帮助，这本书是印不出来的。

智 量

2010年9月，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