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凤楼》就是那个红学家刘心武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刻画了大都市的各色人等，神秘的大富姐、外资代理人、普通市民、退休工人、垃圾王、按摩女，以及演艺圈和文化界人物、中高层干部、私企老板、外籍华人……营造了一幅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都市风情画卷。

刘心武的长篇小说《栖凤楼》从主人公广泛的人际关系延伸开去，穿引出大都市中的各色人物，营造出了一幅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都市风情画。

正文

那是一座旧楼。楼下一角是几间宿舍，金殿臣住最靠边的一间。夜审就在楼上的一问办公室里进行。那间审讯室与那间老霍钉牢窗户形成的监牢就隔着一层地板（也是天花板。是的，我们踩在脚下的，往往又正是罩在别人头上的。我们或许又会有意无意地与别人易位。这类的联想算得深刻吗？）。

他记得，他进入那间审讯室时，司马山似乎连招呼都没跟他打。其他的人也都给他些含含糊糊的表情。他拣了个最靠边的椅子坐下。印德钧倒分明给了他一个微笑。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不是这个圈里的人，他与这个圈子的唯一联系，也就是印德钧递过的一根丝线。他看出，司马山等人甚至于没有工夫对他表露轻视，就连往窗户上钉木条的那个老霍，霍木匠，也一副将他忽略不计的表情，倒是他心里不禁蔑视地问：你老霍算个什么呢？你什么也不是！他们让你在这儿，不过是要你充当打手罢了！哼！

……把受审者提上来时，参与审问的人们要先商量这一回合的战略与战术，或者说是磋商“斗争的艺术”。除了他，其他人已经多次研讨过了，但这一晚依然兴致勃勃，你一句我两句的，互相把昂扬的斗志挑逗得更其鲜活火爆。他听着很觉新奇，又不免悚然。因为不禁暗想：如果有一天，是研讨如何地与我奋斗、其乐无穷呢？……

在逐步提得高锐的声浪中，司马山一声低音断喝：“小声点！别让他听见！”研讨戛然而止，显示出他在这场斗争中的直接领导者地位。司马山的脸庞，正所谓“天圆地方”，俨然福相。只是一双眼睛小了点，又够不上“丹凤”。不过他那双眼睛盯人时，还是令人感到锋利，有大头针别纸片的一股子狠劲儿。

在场的人，也许只有印德钧不怵司马山。这不仅因为印德钧当着一把手，还因为印德均这人在单位里人缘好，明里好不难，他却暗里也好，也就是说，单位里的人，背地里提起他来，也是感恩戴德、称善颂慈的多（当时的话语叫做“特掌握政策”）。司马山在人们背地里的舌头上怎么样，那就难说了。

他记得，那一晚，当人们闹嚷嚷地研讨“斗争艺术”时，唯有印德钧，意态弛然地坐在侧座上，用纸片卷着烟丝，并不参与；那神情分明地显示出，他是来支持司马山的，然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斗争的热情，他也知道司马山于他，要的也只是“放手”，而非“积极领导”，更非冲锋陷阵。只是在司马山的一声断喝出来，诸人噤口后，稍过了片刻，他才闲闲地说：“今天小雍来了，小雍不会嚷嚷，小雍会文词儿……小雍跟殿臣同居过，他们关系不错……”虽然那“同居”一词令他很觉刺耳（他知道印德钧并无恶意，甚至是为了幽默），但印德钧那样称谓揪出来的坏人（简直是昵称），更令他暗暗称奇。这就是印德钧的风格。也只有他，这样地“放肆”却无人指责，连司马山亦不以为忤逆了原则。现在回想起，他仍认为，印德钧是个难得的人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单位里，那么样地处于安全地位，心态能那么松弛闲适，真真是“几生修得到此”！

……金殿臣被押了上来，站在坐成弧线状的审问者面前，他自动低下头、弯下腰。因为好多天没有刮胡子，他脸上乱糟糟的胡须，跟他一头乱莲蓬的头发，联合成一只刺猬的模样，而他那酒糟鼻，便仿佛是刺猬惶急缩藏的小尖脸。

他记得，司马山站起来，手里握着一个沏好茶的盖瓶，声情并茂地说：“姓金的，告诉你，你魔高一尺，我们道高一丈！”（他听到这两句进出时，心里本能地纠正着：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他望望别人，连印德钧也都并无所谓。）“……你以为你今天再不老实，再死磨硬泡，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告诉你，我们一是不怕，不怕跟你耗时间！你抬头看看，我这儿沏好了酽酽的香茶，我还特特地准备了一把皮沙发椅呢！你有能耐，你就跟我们对抗一夜！……二是，我们二是不软，听懂了吗？别以为我们跟你讲政策，不给你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就软弱可欺了！告诉你，党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坦白才能从宽，抗拒是一定要从严！……”

是的，他至今记得，并在重温时依然活现着司马山那晚的声气表情，还有他那杯酽酽的香茶……平心而论，司马山那是进入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一种享受“斗人之乐”的审美境界，并且很雷同于十多年后时髦起来的那种理论：目的是次要的，乐趣在于过程之中；贵在参与，而不必算计代价……特别是，司马山强调了“讲政策”，“我们可是掌握政策的啊”，在他来说，那是真心话，因为不难找出别的单位的例子来做对比，那可是些对揪出来的敌人——特别是坏分子——仍实行严酷体罚与人格污辱的例子，他司马山可并没那么厉害啊，他手下留情呢……在“掌握政策”的前提下细细地咀嚼“斗人之乐”，司马山在那些个夜晚里，其人生滋味，也是“几生修得到此”啊！

他当时很觉疑惑，明明已经认定了被揪出者的罪行，又何必一定要他承认？既然你永远认定被揪出的敌人“不老实”，那么即便他承认了，又有多大意义？他终于承认了，也未必就给从宽，那又为什么并不爽快地以抗拒罪给他立马从严？……

后来他憬悟，那是逐渐形成的一种斗人文化，并且，并不一定该由一定的组织与理论负责，那是一种在许许多多的司马山那样的积极分子，通过你一点我一滴地无文字非理论并且也不一定都是那么自觉地积累中，逸出组织与理论的规范与约束，却又往往得到宽容与默认，最后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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