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上海史是历史学界的“宠儿”，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确实如此。魏斐德、李欧梵、叶文心等海外著名学者都有关于上海的、堪称经典的研究著述，国内学界，则有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张济顺编著的《远去的都市》特点表现在作者不是宏观叙事，而是从里弄、影院、报业、大学等社会文化微观层面探讨解放初期上海历史的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的上海，在经历天翻地覆大转折的时候，其文化、观念、习俗也延续着某些惯性的东西。由此也提示我们，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

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

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张济顺编著的《远去的都市》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作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致谢

自序

第一章 掀动底层：政治统合与里弄换颜（1949—1955）

 引言

 一 单位之外：新政权遭遇旧里弄

 二 承续与突进：有效运作的早期居民委员会

 三 国家渗透日常：政治整顿与社会生活计划化

 结语 国家与里弄：未完成的社会重构

第二章 国家主人翁：第一次普选运动中的底层社会（1953—1954）

 引言

 一 生死攸关：“镇反”思路下的选民资格审查

 二 塑造“主人翁”：树立典型与宣传引领

 三 当选“主人翁”：翻身通道上的小人物

 结语 依然在场的都市与革命

第三章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的改制与改人（1949—1953）

 引言

 一 扶助与控制：新政权与旧报业

 二 放慢脚步：思想改造运动的时机与目标

 三 由困惑到亢进：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

 四 精英急转弯：运动中的徐铸成与严宝礼

 五 体制内外：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

 结语 共产党与上海民间报人

第四章 约园内外：大变局中的黄氏兄弟（1930—1960）

 引言

 一 《西风》：自校园的乍起与沉寂

 二 在疏离与异化之间：大学蜕变中的黄嘉德

 三 华彩写就的悲剧：都市文化尽头的黄嘉音

 结语 圣约翰与上海知识人的日常史

第五章 时尚再现：隔绝中的大众记忆与想象（1949—1960年代早期）

 引言

 一 国家意志：文化体制的急剧转型与功能转换

 二 时尚不再：别了，好莱坞

 三 影迷重聚：香港影片激起狂热

 四 旁门左道：上海化的西方影像

 五 软性抗衡：党与小市民各自表述

 结语 转型中的延续

 征引文献

 索引

附录

 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

 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近代上海与近代中国几个问题的思考

 论上海里弄

 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论检讨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

 从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历史和现代教育

保甲组织与政治生态

中共接管上海之时，除了面对流转过频、聚集过密与阶层杂错的上海社会特质外，还面临着保甲组织覆盖的里弄政治——全市30个行政区，1193个保，28552个甲。保办公处“掌握了甲长，掌握了全保户籍与人口动态，掌握了人民的基本情况”。到1949年，经历了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传统中国的保甲制度，已实现了时空移位，从国家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变为现代都市社会的控制机制。然而，这个传统制度之所以被移植到上海里弄，是特定的时空条件使然。

回溯历史，上海开埠前实行过保甲制度，不过到清末已经名存实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海处在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家两方”的行政格局下，保甲制度难以在割裂的空间里建立和运行。

在1940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制度在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社会复活，形成集行政、警政、特务于一体的基层控制系统，遍及全市里弄，发挥非常时期的政治控制功效。战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抨击日伪保甲“荼毒市民，为虎作伥”的同时，复亮“地方自治”招牌，继续在里弄中实行保甲制度。市政府一度恢复地方自治训练所，计划动支2亿元，在一年内将全市各区公所人员及保甲长训练完毕，并将改组后的保甲机构从原来的警务系统移至民政系统，以区别日伪，增加民治色彩。但到1948年底，国民政府重蹈日伪政权覆辙，将保甲组织重新纳入战时轨道，又一次将里弄基层社会拖入带有恐怖色彩的政治控制之中。

保甲制度在上海里弄的重建，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战时的特定条件。无论在日伪治下的沦陷时期，还是在战后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年代，只是维持基本生计的以“计口授粮”为要旨的战时供应体制以及极度混乱与恐怖所带来的全城居民心理上的崩溃，才促使上海社会接受了保甲，使之活跃一时。但是，作为常规的现代社会基层控制，保甲制度并未被上海市民整体接受，未在大都市社会生根。

日伪和国民党同样需要面对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流动的而非稳定的上海，建筑于村落家族基础上的保甲制度当然不能适应于此。然而，日伪和国民党的上海地方政权必须将基层社会完全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非此便不能有效地控制这座大都市。传统保甲制度最适合日伪和国民党政权的需要之处，主要就是依靠最接近的社会空间——邻里间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因此，1940年代上海保甲户籍管理中最受重视的一项就是联保连坐，即邻里互相担保不发生“越轨行为”，一旦发现，立即举报，如有隐匿，株连联保各户。但是，上海里弄流动不居的邻里并不能遵循某种约定来保证政府需要的秩序，传统保甲最为有效的这项制度规定，在现代都市社会则不能通行无阻。加之战时社会经济恐慌和政治纷乱及民众的反日反战情绪，保甲组织控制社会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保甲企图脱离政府控制轨道的情形屡有发生。一些地区的保甲长往往自行其是，区保甲办事处和警察分局发现自己无法行使行政领导和督查权，对下指挥常常失灵。更有甚者，保甲长将保甲变成了个人的独立小王国，专与警察分局或上级办事处指派的保甲人员作对。闸北、南市等区发生多起上级圈定的新保长受到原保长的抵制、对抗事件，而原保长几乎都是“地头蛇”。原本为政府掌控社会所用的保甲组织却为某种社会势力所占有，成为某些特定人群的代言人。

保甲组织自身的腐败也加剧了制度与民众的矛盾。从1938年9月督办上海市政公署着手编组保甲开始，就不断有保甲长利用职权虚报户籍以自肥，以不予申报户口勒索、刁难居民，还与二房东勾结敲诈房客以分赃。扣发居民购货证、购粮证以及挪用保甲经费人私囊者不在少数，乱摊派、乱收费的现象比比皆是。日伪时期，还发生过市警察局保甲处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案，以致日军特高处情报科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一般市民对保甲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各级保甲人员的投诉、指控连续不断，直接冲突也时有发生。从1943年5月底到次年底，由伪市警察局保甲处直接受理并处理的居民诉讼保甲人员要案87起，其中南市区居民吴以扬等人联名控告区保甲办事处副主任萧刚一案直接由伪市长周佛海批示查处。

然而，保甲组织并非一律遭到上海社会的排斥。一些保甲在查禁毒品和防治社会治安险情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效，得到居民的肯定。有些保甲长因负治安之责而受伤甚至被杀。许多居民在控告保甲人员贪腐的同时，都希望有一些清廉者来掌握保甲，有的还例举某保甲人员如何之廉洁为民，吁请以他们来取代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上海基层社会需要能够保护其利益的社会控制与秩序，寄希望于政府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反对政府利用保甲对基层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P33－35

我与上海史研究“触电”，始于1980年代末。当时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讲师，经黄美真教授推荐，参加了1988年9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云集了国内外上海史研究的学术大师，也有不少堪称“少壮派”的中青年学者，如今，他们的名字已蜚声国际学界，他们的著作也已成为大学专业课的必读书目。会议论文和讨论让我大开眼界，上海史研究的勃勃生机令我兴奋不已。那些长期未敢涉足的领域有了开拓性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租界问题的再认识；一度受到冷落的海派文化研究，不仅颇受关注，而且呈现出与社会史研究交汇前行的势头；某些“传统”课题，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党派之争等，不再满足于政治事件的铺陈，而是从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去汲取新鲜养料；还有那些过去不受关注的小市民、苏北人等所谓“下只角”里的芸芸大众，也因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而步入史学殿堂。这些成果不但激发了我对上海史研究的强烈兴趣，更给予我一个具有导引意义的启示：上海史研究正在摆脱近代史研究规范的束缚，突破“事件一人物”单线叙述的操作模式，不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定于一尊的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透过这些崭新的学术成果，重建问题意识和更新研究方法的学术旨趣清晰可见。我有幸赶上了上海史研究的黄金时期。

随后三四年内，我开始涉猎上海社会史研究，将研究目光下移，试图从社会基层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文化范式以及心理反应等要素构成的历史画卷中，去探究社会变迁中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去估测上海现代化的深度，并揭示上海现代性之特质。发表于1990年代初的《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和《论上海里弄》两文，即源自上述想法的浅尝之作。《界说》重在上海社会研究的知识与方法更新的一些思索，其中，从历史变迁长时段的一般意义出发，质疑了1949年在上海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是否具有断然界分的意义；《里弄》则粗线条地勾画了近代上海基层生态布局和日常生活空间的演变，论及地方政治和政权更替对里弄组织及其功能转换的影响，将里弄置于一个连续的系统内去考察，上溯近代上海“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行政格局，下限至1949年以后的上海人民政府时期。虽然我笔下的1949年以后的上海里弄进入了一个与此前似乎断裂的全新时期，这两篇论文所探究的历史延续性问题远还不是自觉的，但跨越1949年的学术旨趣由此而萌发。

……

因此，尽管1950年代的上海迅速摘去了“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等政治帽子，但在中共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图谱内，上海的形象仍是模糊不清、游移不定的。“香风毒雾”“糖衣炮弹”为喻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留存于集体记忆中的资产阶级情结以及大众文化的空间，都使得上海无法脱去“资产阶级”的历史重负。在国家与革命强力书写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上海的历史并未断裂。

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

本书是关于1950年代上海的史论集，将围绕着“都市远去但摩登并未逝去”这一主题，将上述内容用五个专题，分别在里弄、私营报业与出版、大学校园以及影院内外四个空问内展开社会文化的讨论。其中，关于圣约翰大学黄氏兄弟的研究，以战后至1960年这一时段论述为主，上溯他们约园生活起始的1930年代初，力求展现微观（校园）、中观（都市）与宏观（全球性）的各种结构如何渗透和影响了大变局中的个体命运。关于香港电影在上海的探讨则延伸至1960年代初。这些超出1950年代的论述，或许更有助于发现“转型与延续”内在的历史逻辑。

本书还附录了笔者自涉足上海史研究起陆续发表和未刊出的7篇文章，多数是关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变迁的“中时段”研究及方法论思考，也有个案研究或连接当下现实的论述。大部分成文已过去二十多年，无论是史料基础还是学术水准，都显薄弱与粗浅。之所以附上，一是想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对上海史的连续性思考，以求多方面批评指正；他方面也是对自己在上海史领域内踉跄学步至今的一个回顾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