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绚丽的楚风
文学、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伟大的作家、优美的作品必然超越时代的局限，有着更深远的价值。有抱负的作家为了艺术而艺术，把写作当做纯粹的个人行为，从而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但他们仍无法在真空中写作。时代文化带给他们的，并不只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更是那“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也带给他们经典的思维方式、美妙的文学因子。有了这些基石，作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不辜负自己的天才。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轴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思想最自由的时代之一，而这一时期南方的楚地文化，更以绚丽的美感令人心动。这种文化特质正是屈原及其作品得以产生的土壤。没有这样坚实的土壤，楚辞便无处落脚，只会成为空虚的漂浮物了。中国传统文学评论就提倡“知人论世”，文学并非社会文献，但却不可避免地传达出作家所处的时代及环境来，了解这些内容，正是与作家同处一个时代，与古人进行对话的第一步。
一、轴心时代的异彩纷呈
公元1883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去世。也就在这同一年里，另一位哲人在德国诞生，他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最著名的论断是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社会的恐怖与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①在这个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文化的根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创造了影响深远，义理精深的佛教；而中国有孔子、老子、百家争鸣……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也就是说，哲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而这些文化系统，虽然信奉的观念不同，但却可能是“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②的。
这时候，中国正处在春秋战国的时期。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兴盛，也达到了前代所未曾有、后世也很难企及的高度。那是中国思想最活跃、最自由，也最伟大的时代，虽然那还是少年中国的时代，但却起手不凡，成熟度极高。今天我们讲的“国学”，从表述的全面来说，虽然不应该忘记后世的理学、佛学等内容，但主体上仍然应该认为是一套以先秦诸子学为核心价值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国学的基础，都在这一时期大致确定。
在更早一些的西周朝，教育资源都被贵族阶层垄断，只有贵族和专门的官员才能够掌握到当时的资料档案，从而建设和演习出一套井井有条的礼仪文明(包括后来的“五经”等内容都是对此的记载)。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朝的“礼崩乐坏”，政治败落，失去了周天子号令诸侯的权威，贵族阶层一方面自立为王，另一方面也贪图享乐，荒废学问，于是原本被贵族阶级垄断的知识，逐渐普及到民间来。春秋晚期的思想家孔子兴办私学，他“门生三干，达者七十二人”，标志着学术正式普及到平民阶层，使得平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开启了思想界新的风暴。战国时期，就是这些平民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授徒办学的兴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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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我的心里并没有本来预想的那般喜悦，而是充满了惶恐和不安。屈原的作品太伟大，太深刻，即使有着大量的前人成果可资借鉴，仍然有难以尽读众本的遗憾，以及不敢轻易定夺的小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正可概括这一写作中的心情，虽反复易稿，仍觉不尽如人意，尚有颇多头绪未及畅论，而已论及的亦嫌多有不足。
笔者有幸，多次聆听学界泰斗罗宗强先生的讲演。先生在“文革”结束不久的1980年，就写作了《李杜论略》，在学界产生很大反响，实为一部佳作。而先生每每以此部书资料收集未丰，论述不惬人意为说，乃至有着谦逊而又真诚的“著书须谨慎，白纸黑字抹不掉的”这样的劝诫之语，令人有振聋发聩之感。以先生之崇高学术地位，深厚之学问功底，尚且著述矜慎，一丝不苟，而浅学如小子，竟敢妄下雌黄，在屈原这样的大课题上骤然下笔，难免贻笑于大方之家，不免深感愧骊。
显然，从学术性的角度来说，本书是不合格的，虽然力图在关键问题上言之有据，将这些争论的焦点解释的圆通，但限于学力，以己意定夺之处甚多，且亦未一一列明材料，详加辩论，自然难免疏舛多端。但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尝试，幸而可以避开考据家的严格要求，而从较为灵活的角度来谈论屈原这样一位文化巨人。本书力图追求对文学精神的把握，实际上正是希望从宏观而广阔的角度来认识屈原的气象。在此出发点的基础上，如果追求邃密，当然可以仍向学术一路进发。事实上，如果对文学作品缺乏体悟的能力，其貌似严谨的考据依然是不足为凭的。对文学的深刻洞见，正是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翅膀。而作为初步的了解，更不必说了，摆落复杂乃至过分繁琐的争论，直指诗心，当然是最好也最有效率的亲近经典的方式，这即是本书撰写的最初理想。但限于学力，能否窥得这一境界，则未敢遽然自许。
古人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长期亲近经典，反复阅读，自然便有妙悟。笔者读书倾向关注明清近世，于楚辞一道，恨未能多下功夫，此次应题作文，临时抱佛脚多于知识积累，其浅薄之处是必不可免的。然主编乔力先生不以笔者谫陋，而将此题付我，前辈提携后进之心，令笔者既感且佩。王之江师通读本书初稿，指点甚多，庶能使拙作稍减灾梨祸枣之咎。诸友亦多有启发建议，相互论学，良为快意，此不一一致谢为歉。本书既非严格的学术著作，化用、檃栝成说，则未遑尽数标明，惟皆列入主要参考文献之中，使读者借此可知笔者之思想来源与倾向。本书虽致力于对屈原的人格及文学进行一番有新意的开拓，但能否在汗牛充栋之相关典籍中得一立足之地，则需请读者的评判了。
张昊苏谨识
癸巳仲冬大雪前二日于济南
引言
第一章 绚丽的楚风
一、轴心时代的异彩纷呈
二、上古中国文化的“三足鼎立”
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四、荆楚的“凤文化”
五、天竺来的文学因子
六、山有木兮木有枝
第二章 惟楚有材——屈原其人
一、锡予以嘉名——贵族后裔
二、流放的诗人
三、一沉了却万千恨
四、不是儒的纯儒
五、最后的贵族
第三章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一诗人的高洁与坚守
一、离骚：心灵的史诗
二、从“逍遥游”到“无路可走”
三、《九章》：从神游到吟游
四、爱国主义者与同性恋？屈原的两大迷思
五、香草美人之喻
六、从神到人，即人即神
七、天意从来高难问？纵横时空说《天问》
第四章 行吟的传唱
一、窃攀屈宋宜方驾——文人文学之源头
二、志士千秋泪满裳——贤士大夫的悲歌
三、后人记载写新篇
四、世界的诗人
第五章 汨罗遗风说端午
一、荆楚的浓郁巫风
二、传说纷纭屈大夫
三、端午风俗面面观
四、节日长存，英魂未已
结语
附录：屈原生平及楚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乔力 丁少伦
如果仅只一般意义上的泛泛之言，那么，文化，特别是较偏注于精神层面的历史一文化类，便容易生出些与现实中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疏离的印象，以致它们那份作为生命价值衡定和终极追求的根基，或者伴随原生点所特具的恒久坚持品格，就往往被世俗间浮躁浅陋的表层感觉相遮蔽误读。其实，庄子早就在尊崇着“无用之大用”的绝佳境界，而海德格尔(Heidegger)从另外的角度着眼，也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话头；如此看来，这种类型的人文一文化，很有可能会筑构起人类世界的精神家园，是极力追逐着速效与实用的现代人那匆促焦灼的人生之旅中的一片绿荫，是抚慰芸芸众生的缕缕清凉气息……
也许，简单推引东西方先贤高哲的理论来作譬喻依归，或许强赋它们以过度严肃严重的功能，将使之疲于担当；而新文学家朱自清《经典常谈》里的观点则是颇有意思的参照：“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此言诚不虚也！佐之以别样异类的眼光，则使我们更多元、更宽阔地领略体会到这“一番”：那种智慧的激荡、视野的开张，所带给人心灵的愉悦舒畅。
所以，长时间以来，读书界似乎总在期望着能够以广阔的大文化视野去引领统摄，凭借知识门类的交叉综融而打通人为壁垒的割裂，借助畅达明朗消解枯涩僻奥，既有机随缘地化合学术于趣味之中，又仍然坚守高品味格调的那一种境界——也正是基于上述考量，从我们擘画构想大型丛书系列《文化中国》初始，便明晰了相关选题取向定位和通体思路走向，即“兼纳文史，综融古今”的开放性观照角度与充溢着现代发现目光的“话题”式结构形态；而二端皆出之以寓深以浅、将熟作新的“文化解读型”的活泼清新的叙述风格，是谓异质同构。若申言之，则兼纳综融者成就其框架，设定了特具的内容实体，解读者则属它那有机的贯通连接的具象方式、形态。故此，于遵循一般性历史史实文献叙述规则的同时，还须得特别注重大众可读性，凸显文字的充分文学性趋势。
顺便说明的是，总体上应该变换已经凝滞固型的惯常思维模式，而移果就因、将反换正，另由逆向方面重新审查中国社会历史中既然的现象、人物、事件，有可能寻找、开启别一扇不被熟知的门扉。那里面或许藏蕴了无限风光不尽胜境，等待被发现、辨识尚未进发出的生命热情与现代活力，给予现在意义上的形态描述和价值评断。新月派诗人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借鉴这种自我作古的论辩意味，我们引中出关于“文化”的终极关怀，充分确认了自己的独立研究发端和把握范畴，明晓这并非单纯的中国文学史、哲学史、政治史，或者相关历史、宗教、审美、教化等等所拼接装合的读本。
至于《文化中国》丛书之第一系列《永恒的话题》，我们则不曾有过任何张皇幽眇、搜剔梳罗早已被岁月尘埃堙没的碎琐资料、荒僻遗存以自诩自足的计划：我们之所多为注目留心者，只是那类于漫长的社会历史一文化演进行程中，曾经产生过推动、催变或滞碍、损毁等诸般巨大作用，拥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力，又为普世民众感兴趣，每每引作谈资以伴晨夕诵读、茶余饭后的“话题”。无论对其揄扬臧否，这里面都应当含蕴包纳了可供人们纵横反复地探讨评骘、上下考量的丰繁内容，能够重新激荡起心灵波纹的感应——这些即是我们选择的参照系，对于“永恒”的理解和定义。
依前所述，虽然本系列关注的重点在于社会历史运动进程中，那些起到支配主导作用的部分，阐释多种文化现象里的主流内容，力求明晰描绘出那些关键环节与最璀璨绚丽的亮色；但不应忽略的是，造成这些“话题”演变的原因、结果往往是多义性的，其运程经过更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展露、一种异常纷杂繁复的构成形态，而极少见到的是那严格意义上的唯一性。故而，与其强调它们的关系属于决定论，倒不如主张为概率式的，才更切合实际，也更需要一种远距离、长时间的“大历史”理念和宽视界、全方位的“大文化”框架去作重新检讨。两者其实是互补而相辅相成的。如果将这个方法提升成范式，则很可能显示出同以往传统惯常的观点、结论并不总是趋同的独到之处。这也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以上已明了《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系列的缘起和总体立意命思，随后就它们的具体撰写旨趣与大致结构特点略予说明。
首先是关于丛书的。本系列要求必以全面、凿实的史料文献作为立言根基，却主张采取清畅流丽而富于文采意趣的散文体笔调去表述，以实现对诸“话题”的多元考量与文化透视。也就是说，意味着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并非简单、直接地面对某些重大社会历史文化的主题；而给出的现代反思和阐释，也折射、反映着一定的时代文化精神。从这里出发，我们尽管极力求取更多的知识信息含量，但却不是一般化的知识读物；虽然以深厚谨严的学术品格做前提，但非同那种纯粹的学院派学术论著。我们力推有趣味的可读性，却绝对排斥、摒弃那种纯为娱乐而违背史实随意杜撰编排的“戏说”故事；强调现代发现和个人创见，又拒绝只求新异别调的无根游言及华而不实的浮夸笔墨。总归一句话，丛书所要的只是浓郁的文化观照、历史反思和新见卓识，即新的观点、视角和表述方式方法。 后者是关于本系列的。本次的5种为其第4辑。如果依然采用以类相从取所近者而归纳于同一范畴的方式的话，则这5种可是本系列已经出版过的数十种里未曾有过的类型，这反倒与另一个系列《边缘话题》的第3辑相似，皆属于“纯文学性”的题材。只不过那些都是作品，以对中国古典戏曲巅峰制作的5种文本(元人《西厢记》，明人《琵琶记》、《牡丹亭》，清人《长生殿》、《桃花扇》)来展开叙说述评，敷衍成书；而本系列的5种则通为作家了——他们无不是高高矗立在中国文学史极顶上的人物，贯穿着开端到结尾，永远标志了那几千年漫长岁月里所可能臻达的辉煌。
顺便提一下，运作本辑的动念竟有点偶然：因着当代小说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事，国人生发出浓郁的“诺奖情结”，热议：设若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家立项的话，那么谁能够得此殊荣？迭经作家学者们讨论、网友几番票选，百余名有幸获提名者中最居前端的便是本辑的5位：真可谓众望昭昭，实至名归。下面就依照其所处时代的顺序先后，列出虚拟颁奖辞，并略缀数语为之说明补充。
《屈原：乡土元音奏典范》：“处身于黑暗无序的政治环境里，他却孤独地坚守光明有序。他将极具个性化的楚风楚调之蛮荒神秘转化成为纯美绚丽的艺术世界，虽与中原先民的群体歌唱情韵殊异，然皆为华夏文学文化的源头和经典。”
屈原是战国末期的楚贵族，曾参与过政治最高层，然终遭贬黜斥逐，国家也走向了彻底衰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纯文学作家，他是浪漫的诗人。不过，这种浪漫不重在意志与渴念，也不讲排弃原则的反讽，而是以人为本，张扬人的灵性，将人格与自然的两美蕴含在一起，主客融化，物我成一体，构建起独特的审美形式。屈原之浪漫，每以飞翔的想象、不竭的动力作为外在表现，而内在则支撑充盈以他那独特的理想人格，才铸就了他的精神境界：卓伟高洁，痛快淋漓。
《李白：梦里游客竟未归》：“一个终生‘在路上’而无所归属的追梦者。由于他气骨高举、豪迈不羁的诗歌所创造出的非凡艺术力量，在不适合幻想的人世里，诠释证明了人格自由和人的价值。”
他名播四海，但生命中却从未得有真正深度介入现实政治的机会，终究以一介平民身份弃世。可他心头总是装着许许多多的梦想，如求道寻仙之梦，任侠仗义之梦，出将入相之梦，拥抱自由之梦……而实际上，李白的这些梦想，并未圆满筑构成，也断难筑圆。不过，他仍然不断地为践行理想奔走，努力探寻他那个世界，给盛唐天空镶嵌上熠熠闪光的星星。就像古代神话中的夸父逐日——夸父尽管“道渴而死”，未能达到目的，但他所留下的手杖，业已化作绚烂如火般热情的桃花林：这便是永远青春盛开的李白，真乃太白金星之精魄也！
《杜甫：儒风侠骨铸真情》：“等到身后才被历史发现、认同，尊奉为‘诗圣’，享千秋盛誉。他将家国民生之深思大忧融进诗歌，又将诗歌注入生命深处，变移了古典诗风走向，尝试并构建起人工胜天然的新美学范式，遂挈领后世诗坛潮流。”
他总是揣着满满的儒者情怀，忧国忧民，也曾几度任职于朝廷和地方政府，危难时刻仍坚守理想；同时又受到洋溢了青春精神、生命活力的盛唐气象与任侠之风的熏染影响，思想作风时常进射出侠义光芒。而这些，都根基于他的一片真情、“民胞物与”的大爱情怀。故无论“伤时挠弱，情不忘君”，或者对人间亲友、自然万物，“杜甫是当得起“情圣’这一封号的”。所有种种诸般，都活现在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直相伴到人生途程之最后的诗歌里，乃至成就为历史的永恒：“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或许，杜甫是幸运的，生当这个数千年难得一遇的、国家盛衰转捩的关键；他也是无愧的，圆满完成了自己的诗人使命。
《苏轼：率性本真总不移》：“尽管多历跌宕忧患，他仍笑对人生，将儒、释、道综总融作高远旷达。作为不世出的天才全才，他标志着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度发达成熟的那个文化时代的辉煌。”
苏轼本着以儒济世报国、以道处世为人、以佛治心养气的理念，综融贯通了儒、释、道三教，进而给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打下“外儒内释”的深深印痕。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极富创造力而成就卓绝不凡。他虽广泛涉猎于文学艺术乃及文化的诸领域，然多能自成一家，“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这也与那个在开明宽松的国家政策和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下，思想文化呈现出历代罕见的大繁荣，造就了发展鼎盛期的时代背景所应合，遂得成巍巍高峰。苏轼的文艺创作崇尚自然，主张创新，别立标格，注重自由写“意”与真实情感的抒发。无论在朝为帝王师抑或出任地方牧守，甚至是屡遭斥逐的艰窘岁月，他都每每以率性本真之面目待人处世，不改其超迈清旷、高绝俗浊之气。
《曹雪芹：从忆念到永恒》：“繁华旧梦已化灰，他据之创造出经典的艺术大厦。这是由于他对真理的热情和探索，对思想的贯通能力，对社会的广阔观察，以及他在一部作品中辩解并阐述那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时，所表现出来的坚执与热忱。”
他一生只写了这一部小说，自称是“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之作，藉以表达对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探讨，散发出悲天悯人的巨大思想精神力量——曹雪芹和《红楼梦》已经紧密地融化为一体。准确说来，《红楼梦》是曹雪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为基础，通过典型塑造、虚构提高等诸多艺术加工所成的，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稀世杰作。在其间，关于失败贵族青年痛恨前非的忏悔，对忆念想象中曾闻见的优秀女性那瑰丽形象与超群智慧，以及精湛广博的中国文化的表现，都在曹雪芹笔下被赋予了永远的生命活力。
总括言之，《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足够的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以期完成对“文化中国”的重大历史一社会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自然希望能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你们慨然指出不足谬误之处，相互切磋商酌，那便是传递出一份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和感念之情，当是不言自明的。
2014年季冬之月于济南
屈原是战国末期的楚贵族，曾参与过政治最高层，然终遭贬黜斥逐，国家也走向了彻底衰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纯文学作家，他是浪漫的诗人。不过，这种浪漫不重在意志与渴念，也不讲排弃原则的反讽，而是以人为本，张扬人的灵性，将人格与自然的两美蕴含在一起，主客融化，物我成一体，构建起独特的审美形式。屈原之浪漫，每以飞翔的想象、不竭的动力作为外在表现，而内在则支撑充盈以他那独特的理想人格，才铸就了他的精神境界：卓伟高洁，痛快淋漓。
张昊苏所著的《屈原(乡土元音奏典范)》采取清畅流丽而富于文采意趣的散文体笔调解读这位古代伟大作家的人与事。
屈原，处身于黑暗无序的政治环境，他却孤独地坚守光明有序。他将极具个性化的楚风楚调之蛮荒神秘转化成为纯美绚丽的艺术世界，与中原的群体歌唱虽情韵殊异，然皆为华夏文学文化的源头和经典。张昊苏所著的《屈原(乡土元音奏典范)》以现代人的视角意识，从我们所处时代氛围中重新认识、解读这位古代伟大作家的人与事，由文学而及文化层面，挖掘、发现、剖析个体生命和社会人生的丰厚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