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是袁南生站在国际政治的大角度来描写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三人之间的关系。

阅读《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不仅能了解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在与斯大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所起的作用，还能把握斯大林和苏联老一代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以及苏联或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国共两党、对中苏关系的态度，能分析列宁和孙中山对国共合作、中苏关系的影响，能洞察国际共产主义人员对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心迹；而且也能对黄埔军校的创办、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中国出兵朝鲜等一连串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有所了解。

《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下)》是《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的下部。

毛泽东、蒋介石和斯大林都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可以说，没有哪一位外国的领导人比得上斯大林在中国的影响，斯大林和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分不开，和毛泽东、蒋介石事业生涯的许多大事分不开。袁南生著的《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以毛泽东与蒋介石、斯大林的关系为主线，以中苏两国国家、民族关系为副线，首次把这3位著名人物合在一起写。

作者希望，通过《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能对以下问题给读者作出一些回答：毛泽东年仅30岁时为什么能人选中央政治局，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在米夫的眼里究竟是什么形象？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是怎样在斯大林的推动下和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为什么被斯大林怀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怎样在斯大林鼓动下出兵朝鲜的？毛泽东为什么被苏联人看成是“亚洲的铁托”？毛泽东为什么没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等等。

同时，《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将尽量予以说明：斯大林是怎样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斯大林是怎样援助蒋介石，推动北伐战争胜利的？斯大林是怎样推动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的？斯大林是怎样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斯大林是怎样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坚定蒋介石抗战决心的？斯大林是怎样下令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加速日本法西斯投降的？斯大林是怎样为新中国的成立出谋划策的？当然，读者阅读《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也可以了解如下重大问题：蒋介石为什么秘密访问苏联？蒋介石为什么送儿子到苏联留学？蒋介石为什么遭到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的痛骂？蒋介石为什么与苏联签订中苏两国友好条约？蒋介石对外蒙独立采取什么态度？蒋介石怎样看待斯大林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等等。

《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下)》是《毛泽东蒋介石与斯大林》的下部。

第十三章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第十四章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幕后的角逐

第十五章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与斯大林

第十六章 毛泽东与莫斯科在皖南事变问题上的矛盾

第十七章 盛世才：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拉拢的对象

第十八章 斯大林和毛泽东上下级关系的终结

第十九章 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三强角逐（上）

第二十章 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三强角逐（下）

第二十一章 结语：并非多余的话

主要参考书目

修订版后记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一手操纵的这次会议上，米夫提名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并没有为毛泽东带来实际上的利益，相反，在遭到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之后，毛泽东又受到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更加严厉的排斥、打击。可以说，在随之而来的几年中，毛泽东受尽了“窝囊气”。

毛泽东之所以受“窝囊气”，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明的崛起。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一步登天，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时，向忠发仍是总书记，但只是一个名义，实权逐步转移到了王明的手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人，生于1904年，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学习，次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取俄文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1926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向导》编辑。大革命失败后，又去苏联。1929年回到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0年底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王明上台后，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政策，派遣要员渗透苏区，“钦差大臣”满天飞，高扬“转变路线”的大旗，四处扫荡异己，对持不同意见者，不择手段进行排斥和打击。

王明最初是想拉一把毛泽东。但他很快发觉毛泽东非等闲之辈，毛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并有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绝不是拉一把就能拉过来的人。

况且，毛泽东的资历比王明老，威信比王明高，这成为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党和军队内贯彻执行的巨大障碍。王明深知这一点。王明要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不能不排挤毛泽东，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为了对付毛泽东，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是取消毛泽东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权。

1931年4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又称“三人团”)由上海抵达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开展反右倾斗争。

1931年11月，“三人团”主持召开了赣南会议。会议在“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纲领指导下，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是“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而毛泽东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主张给地主、富农以出路。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会议全盘否定毛泽东在苏区的成就，撤销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排挤他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第二是削弱毛泽东的军权。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指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中央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任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指挥。这样，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遭到削弱。

第三是将毛泽东排挤出军队。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又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为代表的正确政治军事战略，同王明“左”倾错误长期斗争的总爆发。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左”倾指示，否定了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的群众力量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是“等待主义”，要求给予“及时和无情的打击”。

会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错误的批判。

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这样表述：

“会议中批评了毛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会议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因此，尽管周恩来力争，会议还是撤销了毛泽东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调他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取消了他对红军的领导。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但是，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代理总书记工作艰苦，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盘算再三，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同年11月，王明辞去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年仅24岁的博古，让他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自己偕妻子孟庆树离开上海到了莫斯科。

P351-353

多年前，北大老同学秦千里就建议我以斯大林、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为主线，以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为副线，写一本关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和毛泽东、蒋介石及国共两党关系的书，思考多年，终于在前年开始动笔。由于千里君的催促，并及时提供有关资料，这部书稿终于草成。没有千里的创意和支持，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导师向青教授，曾对我现在的这一课题的研究给予详细指导。一起从师于向青教授的弟子们，先于我毕业的，或后于我毕业的，在这个课题的研究方面早已有了可观的成果。刘德喜博士先后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苏联与中国革命》、《两个伟人与两个大国》等著作，申长友博士出版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张士义博士也发表了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他们在这方面的成果，为我写作本书给予了很好的启发与参考，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莫斯科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毛泽东、蒋介石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度是禁区。近20年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苏联档案的解密，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可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相当大一部分学术味太浓、语言太严肃、文体太正经，因而影响了其可读性，换句话说，影响了读者面的扩大。本书尝试以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新解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以力求有新观点为基本要求，以通俗易懂、语言清新、框架新颖为特色，以实事求是、可信可传为尺度，尽量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向青教授身体不大好，在他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仍对他的弟子们的研究与创作给予鼓励和帮助，并抱病为我的书作序，使我们做学生的感动不已。2000年5月，向老师不幸因病去世，作为他的弟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指导，谨以此书献给他，愿他在地下安息。

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潘国华教授，对我的学习和研究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指导，对本课题的研究，始终积极地予以鼓励，没有他的关心、体谅和指导，我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博士学业。这次修订再版，潘老师又亲自作序，作为弟子，我表示由衷的感谢。我的妻子丽娜和儿子加贝帮我打印书稿，付出许多辛劳，本书的完成出版，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姚金果博士对本书草稿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特此致谢。本书虽然出版了，其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同仁多多批评指教。

袁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