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哈里斯，爱尔兰裔美国作家、出版家，英国文学史上与王尔德、萧伯纳齐名的作家及评论家，因性活力惊人而饱受非议，其五卷本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因内容过于色情而被视为“西方的《金瓶梅》”，在欧美被禁多年。《莎士比亚及其悲剧人生》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本书先从莎士比亚的主要特征着手，接着深入他的作品，从而揭示莎士比亚是如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全面而详尽地刻画自己的。

莎士比亚一直在写自己，不管他化身恋人罗密欧、杀人凶手麦克白、复仇王子哈姆雷特，还是勇士波塞摩斯，始终都没有改变。他用一个个角色暴露自己。他温柔又冲动，追求一时的快感又喜欢思考，一半是抒情诗人，一半是哲学家，热爱自然和幻想。像个精致的女人那样吹毛求疵。其实他一直在写爱。他为爱而生，为爱而写，为爱而恨，为爱而复仇。为爱而沉沦，为爱而死；爱是他的生命源泉，但由于他的懦弱。再加上天生的哲人和女性气质，注定了他的悲剧一生。

弗兰克·哈里斯编写的这本《莎士比亚及其悲剧人生》是莎学研究史上的名著，要想深入了解莎士比亚这个“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人物，就必须研读《莎士比亚及其悲剧人生》。

上卷

第一章 哈姆雷特：罗密欧—杰奎斯／3

第二章 哈姆雷特—麦克白／15

第三章 文森修公爵—波塞摩斯／29

第四章 莎士比亚笔下的行动派(上)：庶子腓力、亚瑟和查理二世／45

第五章 莎士比亚笔下的行动派(中)：霍茨波、亨利亲王和亨利五世／63

第六章 莎士比亚笔下的行动派(下)：亨利六世和查理三世／87

第七章 莎士比亚的抒情诗：《第十二夜》／97

第八章 莎士比亚的幽默：福斯塔夫／107

下卷

第一章 莎士比亚的早期肖像及其妻子：俾隆、阿德里亚娜和瓦伦丁／121

第二章 作为商人安东尼奥的莎士比亚／139

第三章 莎士比亚的爱情故事：十四行诗(一)／149

第四章 莎士比亚的爱情故事：十四行诗(二)／157

第五章 莎士比亚的爱情故事：十四行诗(三)／169

第六章 知识之树的第一个果实：布鲁图斯／183

第七章 戏剧之复仇与嫉妒：《哈姆雷特》／191

第八章 戏剧之复仇与嫉妒：《奥赛罗》／197

第九章 戏剧之欲望(一)：《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213

第十章 戏剧之欲望(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221

第十一章 戏剧之疯狂：《李尔王》／239

第十二章 戏剧之绝望：《雅典的泰门》／247

第十三章 最后的传奇剧：《冬天的故事》、《辛白林》和《暴风雨》／251

第十四章 莎士比亚的人生(一)／261

第十五章 莎士比亚的人生(二)／283

如果说将军的使命是打赢战争，那么艺术家的人生目标就是向世人展示自己，而能否完整地传达出自己的个性或许就是衡量一位艺术家能力的最好标准。一种做法就是像蒙田。这样，他一再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高度和脾性、品味和厌恶的东西、爱好、恐惧和习惯，直到这种看似毫无艺术美感的谈话将他带到我们面前：他就像是一颗被太阳温暖了的果实，生硬的举止是他粗糙的外皮，而他的内心却如香甜的果汁一样和蔼可亲；它并不完美，一面在霜冻的侵袭下皱缩了起来，而另一面由于受到过多热量而被软化乃至变质；除此以外，它上面还有过去残留下来的斑驳的黑色伤痕以及幸运的印记；但是总的来说，它还算得上是一颗健康、成熟而又怡人的果实。而另外一种，像莎士比亚这样，有着热烈而矛盾的情感和好奇而公正的才智，他无法简单地发现自己，而需要像宝石一样通过许多琢面才能折射出所有的光芒，于是他将福斯塔夫和哈姆雷特一个接一个地切割出来，直到释放出令人目眩神迷的光芒。

然而莎士比亚的目的肯定和蒙田是一样的，也就是向我们展示自己，而且我们不能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前者的技巧不如后者。因为蒙田仅仅擅长散文，他自己也抱怨散文这种文学形式并不是十分丰富，而莎士比亚的奇迹般的表达能力有史以来尚无人能及，不管诗歌、戏剧还是散文，他都驾驭得游刃有余，用它们为他的灵魂代言。

我们一直认为莎士比亚把自己隐藏到了他的作品背后，其实这是对他的一种误解；就像卡莱尔曾经消除人们认为克伦威尔是个野心勃勃的伪君子的猜疑一样，关于莎士比亚的这种猜疑也根本不足取信。

人们总是声称莎士比亚是我们所“难以企及”的，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不公平看法。即使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他也并没有占据整个世界；在伊丽莎白时代，除他以外，还有马洛和斯宾塞m、本·琼森和培根“，由此世界的精神景观像它的物质景观一样扩展到了无限。现在的生活中有不少理想是16世纪想都不曾想过的。我们一直忍受着这种像狗一样的羞辱的声称；我们也是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比人更为高级的头衔，在这个宇宙中也没有人不能理解的事物。我们应该认识到莎士比亚的所有优秀品质并对他表示尊敬；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的局限和过失，因为正是一个人的弱点才能引发我们的同情，让我们更爱他，而如果没有爱，那么我们的崇拜就缺少了道德，我们的模范也就丧失了魅力。

我认为，关于莎士比亚的个性的疑问以及由此产生的困惑和矛盾的罪魁祸首是柯勒律治。他是近代第一个曾经一睹莎士比亚真正风采的批评家，这也使得他的话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权威。但是柯勒律治究其本质而言是个英雄崇拜主义者，对优秀的诗歌怀有崇高的敬意。他使劲浑身解数使人们相信莎士比亚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一种囊括众人而又超越众人的半神，一个没有自己个性的普罗透斯。关于莎士比亚的这种观点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很可能是由于它迎合了我们的国民虚荣心；而这一观点本身就颇为荒唐，还据此得出了一些极其荒谬的结论。比如，莎士比亚笔下从来没有出现过守财奴，对于这一遗漏，柯勒律治拒绝将其视为他的一个特点，虽然本·琼森也证实了他有着“开放而自由的天性”，但是柯勒律治坚持辩解道贪婪并不是人类永恒的天性，而莎士比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选择不去刻画守财奴这一形象的。这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英雄崇拜令人痴迷，使人狂热；它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并想当然地以为莎士比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而人性的种种层面甚至根本不会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头脑中。如同所有其他天才一样，莎士比亚也必然会在品质和缺陷、喜好和偏见中展示自己；正如强壮的老约翰逊博士所知道的一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即使莎士比亚想通过他的作品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也没能成功。就连一个人的手脚或耳朵的印记都足以将他和其他人区分开来，更不用说他那思想的面具了，他的灵魂的印记、形态和压力一定会更加与众不同。贝蒂荣先生利用拇指螺纹图像就能提供出关于一个人个性的有力证据，因此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来确定他人格中的主要特征和他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也并非不可能。那个可以对莎士比亚妄自揣测和过度颂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所要做的调查目的在于真实地展示他的一生，他是如何生活的，如何热爱的，如何受苦的，所有关于他的个性的证据都将被收集起来，用来消除疑虑，从而形成明确的结论。我们有大量详细而确凿的证据，还有目击证人可以作证；其中一个证人就是本·琼森，他不仅绝对可靠，而且有着惊人的才华，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能胜任这个任务了。

首先，让我们像对待其他作家一样对待莎士比亚，想想一位剧作家通常是如何表现自己的。或许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并不会在他事业的任何阶段都将自己的错误和罪恶呈现给我们；但是当他进入人性的最深处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自我认知就是他的向导；正如哈姆雷特所说，“认识别人，就是认识自己”，而对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的合理解释是戏剧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自传。我们可以将这条标准作为指导，剧作家会将自己的大部分性格在他的心理巨著中展露出来。

如果要让十几个莎士比亚的爱好者给出他们心目中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作品中最深刻最复杂的角色，那么很可能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哈姆雷特。这种观点长期以来都占据主导地位。凭借着同为天才的直觉，歌德第一个将哈姆雷特推上了圣坛，称他为“一个举世无双的人”，并花费了大量篇幅对这一角色进行分析。柯勒律治曾经这样坦白过：“我自己身上也有一点儿哈姆雷特的影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要是我们承认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就最有可能通过他来展示自己，只是程度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这样说来，哈姆雷特性格的大致轮廓有没有可能与大师级诗人吻合呢？

想要证明这一点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如果我们可以说明不管莎士比亚从他所刻画的哪个人物中影射到了自己，并不知不觉地照应了哈姆雷特的性格，那么我们关于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同一性的怀疑就更加真实可信了。另外，还有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假如莎士比亚在创作其他人物时只是照着哈姆雷特的样子一笔一画地临摹了一遍，一样的美德，一样的罪过，我们就几乎可以完全确定了；因为一个剧作家是不可能犯下这种错误的，除非他正在毫无意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如果所有这些证据都实际存在，而且出现了不止一次，而是十几次，那么我们关于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本质上是同一个人的猜测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要是我们因此认为哈姆雷特完全代表了莎士比亚，那就太愚蠢了；艺术就像给生活这件外衣镶上精美的花边，戏剧或小说中最复杂的人物跟现实生活中最单纯的男男女女比起来，也显得稍逊一筹。除了十四行诗的作者以外，莎士比亚的性格中还包括了福斯塔夫和克莉奥佩特拉的成分，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用来填充或者说修饰哈姆雷特所体现的莎士比亚的轮廓，直到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幅肖像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但是当这项研究完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存在不少必然的局限，但是哈姆雷特的的确确体现了莎士比亚一些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

让我们直奔主题，先来看一下柯勒律治和道登教授”是如何对哈姆雷特进行角色分析的。

柯勒律治说：“哈姆雷特的性格代表了盛行的一种对现实进行抽象和概括的习惯。他并不缺乏勇气、技能、意志和机会，但每个事件都会引发他的思考；让人觉得奇怪又极其自然的是，哈姆雷特在最后一刻竟然是在意外的驱使下实现他的目标的。”他还说：“在哈姆雷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伟大的几乎反常的理智行为以及与之相伴的对这种行为的同等比例的逆反心理。”

道登教授的分析更加细致，却不够全面。他将哈姆雷特称作一个意志坚强的父亲的“沉迷于冥想的孩子”，他还补充道：“他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但他仍是一个宇宙的游魂，一个哲学的初学者，一个艺术的外行，一个生死的思考者，他从来没有下定任何决心或是采取任何行动。这种漫长的没有行动只有思索的过程已经彻底摧毁了哈姆雷特信仰的能力……在鬼魂面前，他就是一个‘鬼魂’，相信精神的不朽。当他陷入一个人沉思时，他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死亡就是睡眠，而且可能是一种困于梦境的睡眠……他对一切都无法确定……作为一个更擅长以语言而不是行动来抒发感情的人，他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袒露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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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在整理十年或十二年前投给《星期六评论》的一系列文章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在这些文章刚刚发表的时候，它们自然也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议论和批评。一小部分读者认为书里的内容很有趣，但多数读者认为我对莎士比亚的论述纯属一家之言，还有一些读者则认为我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方法对浩如烟海的文字进行了整合，从而重塑了莎士比亚的形象。

事实其实很简单：我从小就读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时主要是看故事；后来每隔几年我都会欣然重读一遍；因为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总能从中发现一些自己之前未能体会到的新的美妙之处，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诱人的线索和暗示吸引，想要发掘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角色背后的某种统一性。这些线索和暗示终于变得越来越清晰，从戏剧的众多声音中我开始听到一个声音越来越坚定，从无数的面孔中，我开始看到作者的形象越来越鲜明；整个世界就像一位思念成疾的姑娘，她用灵魂凝视着女巫的眼睛，并在她的大锅里发现了爱人的脸庞。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沿着我曾经走过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探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先从作者的主要特征着手，接着深入他的作品，从而揭示莎士比亚是如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全面而详尽地刻画自己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比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甚至但丁和荷马——更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原因，因为但丁和荷马都是在人生的鼎盛时期才开始文学创作的。而当莎士比亚还只是一个对生活和艺术几乎一无所知的青涩少年时，他就开始写作了；进入成熟时期以后，累积的经验和全新的力量使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杰作；在最后的衰落时期，他的文笔不再那么有表现力，文采也不再那么夺目。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他来研究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精神成长、开花结果和消亡的全过程。他的一生就是悲剧中的悲剧——《李尔王》只是其中的一场戏罢了，它上升到最剧烈的生活和最广阔的视野，然后坠入绝望和疯狂的深渊，精疲力竭直至死亡。在他的这部人生悲剧中，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发生了，他从斯特拉特福(Stratford)来到伦敦，在那里度过了三十年轰轰烈烈的生活，之后又离开伦敦，隐遁在斯特拉特福的山水田园之中，最终回归永恒的静寂。

当这部惊人的戏剧以其悲剧的完整性展示在我面前时，我断定莎士比亚的评论家们一定在很久以前就对它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因此我第一次转向了这些伟大的作品。我并不希望像卡莱尔批判研究克伦威尔的历史学家们那样指责前人，也不希望像他那样探讨“汗牛充栋却言之无物的书籍、浅薄无知却卖弄学问的文人以及荒淫无度又愚蠢至极的言论”等等。我发现，事实比这还要糟糕。我潜心研读了不计其数的评论，却一点儿收获也没有。所有评论家都无一例外地遗漏了莎士比亚本人和他的故事；他们把他从一位诗人变成了一个商人，把发生在他生命中的不可思议的悲剧变成了关于所有成功商人的事业生涯的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这位受到众多评论家关注的焦点人物的不幸遭遇，我们连解释都有点儿困难。造成这一误解的根源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关于他的只言片语，这就使得他的形象甚至他的生平都变得扑朔迷离。在没有任何参考依据的情况下，评论家们对莎士比亚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塑造他的形象，而当他们自己也不敢确定的时候，就根据国民类型对他进行理想化处理。

幸运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例外情况。我记得，有一个叫茹贝尔的法国人说过，一个伟大的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能够理解和阐释他的人与他同时诞生。在这方面，莎士比亚必然是颇为幸运的。本·琼森当时年龄已经不小了，应该可以相当客观地审视莎士比亚，并对他作出精彩而忠实的评价。在目前看来，琼森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惊人的准确和可信；就连他对莎士比亚所抱的一种优越态度也寓意深长。两百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批评主义浪潮中，又出现了两个人物——歌德和柯勒律治。他们同样也将目光投向了莎士比亚，虽然可能只是匆匆一瞥，凭借着同为天才的某种相似的悟性，在他身上发现了某些不容置疑的特点。歌德对“哈姆雷特”的解读一直广受推崇，虽然赞美得有些过于夸张，但是他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也确实不乏一些富于启发性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他确实猜测出了一些事实。柯勒律治是一位充满好奇心且天赋极高的哲学家和诗人，这一点和莎士比亚很像，因此他看待莎士比亚的眼光难免带有一定的虚夸成分，因而会在文章里把他抬得很高；但是，更糟糕的是，柯勒律治是一名清教徒，从小在一种矫揉造作的虔诚中长大，因此他坚定不移地把莎士比亚——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视为清教徒。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就是，他对莎士比亚常常产生严重的误读和错误的判断，甚至对他的悲剧生活一无所知。

柯勒律治的《论莎士比亚》里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就是对我上述观点的最好例证。开头这样写道：“在莎士比亚心目中，所有女性气质都是神圣的”；接下来开始赞美，他作品中所有女性角色都有着贞洁的本性，尽管还有一些如同桃儿·贴席(Doll Tearsheet)、塔摩拉(Tamora)、克瑞西达(Cressida)、高纳里尔(Goneril)、里根(Regan)、克莉奥佩特拉(cleopatra)、十四行诗中的“黑夫人”以及许多其他这样脆弱而迷人的人物。柯勒律治对莎士比亚时不时地吹捧甚至影响了后来所有关于莎士比亚的认识。

现今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仅仅在一个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我们已经相当准确地制定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年表，因此这位诗人的生平事迹也就可以按照一定顺序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在过去三个世纪里，我发现，不少评论家并没有真正地把人看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都弄错了，其中就有琼森——一个亲眼见过莎士比亚的人，还有歌德和柯勒律治——两个引人注目却并不可靠的见证人，除此之外，就别无其他了。我们所掌握的仅有的事实或许可以使我们暂时停下脚步，注意到它所指向的一个我们现在仍未完全理解的事实。文学批评有这样一个难题，同样也是让读者们感到既绝望又惊异的事，那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往往终其一生都不会得到他同时代的人的关注或理解。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人们很喜欢琼森，也留下了许多关于这个年轻作家的记载；相反，莎士比亚这位文学大师却不太受欢迎，因此也没有什么关于他的文字流传下来。正如同一时期的西班牙人并不关注塞万提斯，反倒对洛佩·德·维加更有兴趣，这就使得后面这位二流剧作家的个人资料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而关于前面这位世界级诗人的信息，我们却知之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艾默生(Emerson)冷静地作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个个都很伟大，因此莎士比亚在他们中间并不起眼。对这个难题的这种解读实在是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最糟糕的剧本比他最好的剧本演出的次数还多；仅从观众的反响上看，《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比《哈姆雷特》更受好评。大多数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诗人和评论家都认为他与其说是一名剧作家，不如说是一位诗人。事实上，莎士比亚一生默默无闻是因为他比自己同时代的人更伟大，因此他们根本就认识不到他的真正伟大之处。只有琼森离他差距最小，所以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他，欣赏他令人惊叹的才华。

没有什么比一句古老的谚语更能说明英国人这种不易察觉的智慧了： “一个人必须由他的同辈来评价。”事实上，一个人的同辈是唯一能够对他进行评价的人，而三个世纪以来，有资格评价莎士比亚的人却只有三个。这个队伍尚在不断壮大。但仅从现有的这三个人以及他们的评价来看，莎士比亚已然可以跻身最伟大的人物之列。各种迹象显示，对莎士比亚进行评价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哈姆雷特》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哈姆雷特，以其不安的理智、病态的思索、悲观的自我分析和对杀戮的厌恶，更多地体现了19或20世纪而非16世纪的人物特色。显然，评价哈姆雷特的创造者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

我们应该像科学家那样来开展这项描述和分类的工作，因为评论本身最后都集中到了时代精神上，并且变成了一种科学。正如在当今的科学领域中，归纳法已经超越分析法而占据显著的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上的批评主义运动也变得很有创造性。化学家可以分解出任何物质的成分，但是仅仅这样并不能令他满意，他还必须能够将这些成分合成这种物质：这才真正证明了他的知识是完整的。同样，现在我们几乎不太看重批评性的分析或鉴赏，因为它们无法创造性地再现一个人。“把他生前的样子画出来给我们看看，”我们会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信你确实对这个人有所了解。”

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或者更准确地说，唯一一次创造性批评的尝试是卡菜尔针对克伦威尔的那次评论。卡菜尔根据书信和演讲，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克伦威尔，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伟大的清教徒真诚和热切的决心。但不幸的是，卡莱尔是位浪漫主义色彩过于浓重的艺术家，他的英雄崇拜主义倾向使他未能发现克伦威尔身上的缺点和失败。下令进行爱尔兰大屠杀的狂热分子是他，时刻生活在刺杀的恐惧之中的神经质者也是他，但是在卡莱尔的书中，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可以这么说，卡莱尔仅仅描绘出了克伦威尔光亮的一面，对他的阴暗面却只字未提，然而他应该明白，光线越是明亮，阴影就越是黑暗。或许我本不该指出，关于伟人这种浪漫主义想象和所有其他假象或矫饰一样，都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它曾经风靡一时，创造出了许多英雄形象，以及热衷这种幼稚游戏的崇拜者，而现在却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好的时代——x射线让我们能够透过人的皮肤和血肉，研究内脏、肌肉和神经的运作方式——为世界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那就是一种忠于事实的精神，并由此诞生了一种对生活和艺术的新的更高的理想，必将改善万事万物的生存状况，并最终转变人类几乎不可转变的本性。在这种新精神的作用下，对事实和真相的热情与追求将会驱除一直困扰着人类童年时代的愚昧的恐惧和徒劳的希望，并缓慢而稳步地在广阔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的地球王国。这就是这场正在席卷全球的变革的意义和目的。历经二十多个世纪的精神信仰和一百多代人的社会体制就像海市蜃楼，正在我们面前土崩瓦解。一种新的道德已经初具雏形；这种道德不是凭空猜测和幻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确定的道德准则基础之上的；这种道德是科学的，不像犹太人的道德那样属于统计学，而是一种动力学意义上的，完全符合每个人类个体的本性。即使在现在，人类的良知及其相应的禁律正一点一点地淡出我们的生活，逐渐发展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关于自身和他人的价值观念。仇视人类肉体的古老的宗教式禁欲主义已经灭亡；人类对生存状况和自然法则的逆来顺受被视为是错误的；人类欲望的永不满足和对束缚的不断反抗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能够驾驭自然法则从而实现理想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如今，我们十分骄傲自己能够成为真理的学生、探险家和仆人，并略带轻蔑地将伟人、英雄的名字留给过去的人们。作为艺术的追求者，我们不再满足于人类外在的表现和形式；我们想要发掘人类内心变化莫测的虚荣、贪婪和抱负，像用手术刀一样，让隐藏的行为动机和根源完全展露出来。我们梦寐以求的艺术应该可以将细胞生物每日的新陈代谢、血液里上演的激战、大脑的狂躁不安以及神经因过度消耗而逐渐瘫痪都囊括在内；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从现存的为数不多的事实中再造一个人，使他在读者面前再活一次，再爱一次，正如生物学家利用零散的骨头复原史前的鸟、鱼或哺乳动物一样。

同时，我们这些研究艺术的人完全无心将我们的研究对象描述得比现实中的更好更高尚或更小更卑鄙；我们怀着同样的浓厚的兴趣，探讨他的局限和缺点，也探讨他的天赋和美德；因为我们正是从过度的欲望或智力中寻找他成功的秘密，正如当看见一个人一直张开双手虔诚地祈祷时，我们难免会好奇在他隐秘的羞愧背后是否藏着一只脚，因为人都有两只脚，总得保持身体的平衡。

我首先想要做的是证明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多次详细地刻画他从年轻到年老各个阶段的形象；我会对他的这些自画像进行比较和思考，直到他的轮廓变得清晰明确；然后，我会分析他的小小的虚荣心和羞耻心是如何将他的形象理想化的，从而真实地展现出他无与伦比的智力和轻微的自命不凡、严重的缺点和微不足道的自欺欺人，以及甜蜜的温柔和持久的折磨。我不禁会想，莎士比亚的形象比起在理想的美化中所失去的将会在现实的真相中获得更多。请允许我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我的目的。一天晚上，我和大卫·吉尔爵士“在船上聊起恒星，他指了其中一颗给我看，它是那么遥远，我们根本无法测量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根本无法想象它的大小。“但是当然了，”我问道，“大型的现代望远镜肯定能让星星离我们更近，并将它放大，不是吗？”“不，”他回答说，“不能；最好的设备也仅仅是让它显得更清楚一点儿而已，但不可能让它变得更大。”这也正是我所希望做到的，让莎士比亚离我们更近，而不是变得更大。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再现一个已经死了三百多年的人。那么首先，当然是因为他值得我这么做——不管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都是世界上最为复杂和最具激情的人格体现——同时也因为比起任何一个活着的人，英国人可以更迅速更容易地从莎士比亚身上学到某些教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要通过消化他的一切伟大和优点，揭露他所有不为人知的平凡和邪恶之处，从而摆脱他的束缚。他就像一位与我们的青春纠缠不休的海之老人(the Old-Man-of-the-Sea)；他俨然已经成为批评家沉迷的对象、学究的武器、天才的梦魇。确实是这样的，他以一种超凡而又浪漫的笔触绘制了众多伟大的图画，堪称戏剧艺术界的提香；但是难道在英语文学领域就没有伦勃朗，没有巴尔扎克，甚至没有托尔斯泰吗？我想要尽我所能地将英国人从莎士比亚的伟大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因为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知识和要求，而我们英国人总是愿意活在过去，并因此丧失了我们在文学上由来已久的领导地位。

法国人从他们光荣的大革命中受益匪浅：他们相信理性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褒奖；在那十年中，法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影响深远，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过去的百年里，莫里哀的语言深度增长了四倍；工作室、贫民窟和实验室里的俚语以及工程学院里和解剖台上的行话都被彻底搜刮了一遍，里面的专用词被用来丰富和加强法语，目的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应对新的思想。法语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极好的工具，而英语却比莎士比亚时代衰退了不少，这都要归咎于盲目无知的中产阶级过分守旧。我们的文学脱离于现实，且各种活动都被婴儿的尿布捆住了手脚，于是逐渐萎缩成了儿歌里的牙牙学语、《小玛丽》里的悲剧以及《丛林里的婴儿》里的传说。莎士比亚的例子或许恰恰让我们体会到了言论自由的价值；他可以畅所欲言：他从不畏惧赤裸裸的真相和文字，并通过他的伟大，低地德语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或者说世界语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

弗兰克·哈里斯

伦敦，19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