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邻国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奈斯比特、托夫勒等人所说的第二次、第三次浪潮。欧洲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在流浪汉小说至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慢慢流淌，以至于马尔克斯以枧其保守乃至悲观的笔触宣告r人类末日的来临。当然，那是一种极端的表现。但我始终认为中国需要伟大的作家对我们的农村做史诗般的描摹、概括和美学探究，盖因农村才是中华民族赖以衍生的土壤，盖因我们刚刚都还是农民，况且我们半数以上的同胞至今仍是农民，更况且这方养育我们以及我们伟大文明的土地正面临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冲击。眨眼之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家书抵万金”、“逢人说故乡”的情愫，而且必将失去“月是故乡明”的感情归属和“叶落归根’’的终极皈依。问题是，西风浩荡，且人人都有追求现代化的权利。让印第安人或摩挲人或卡拉人安于现状是“文明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反过来看，从东到西，“文明人”“文明地”又何尝不是唏嘘一片、哀鸿遍野？端的是彼何以堪，此何以堪；情何以堪，理何以堪？！这难道不是人性最大的乖谬、人类最大的悖论？！
莫言对此心知肚明。他的作品几乎都滋生于泥土、扎根于泥土(尽管他并非不了解城市、并非不书写城市，而且可以说正因为他有了城市的视角，有了足够的距离，他描写起乡土来才愈来愈人木三分)。“寻根”本是面对世界和本土、现代与传统的一种策略或意识。但丰俭由人、取舍在己。而莫言显然代表了诸多重情重义、孜孜求索、奋发雄起的中国作家，就像他获奖前夕所表达的那样：“看一江吞水，峭划骂起；盼千帆竞发，破浪乘风。”
最后，莫言获奖，咱高兴归高兴，但话要说回来：莫言不是唯一优秀的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更不是文学的唯一标准。有关莫言获奖的因由(文学的、非文学的)大家已经说得很多。现在该回到批评，平心静气地讨论文学了(尽管文学很难，甚至根本无法与“非文学”截然割裂，二者如影随形)。这对莫言也许已经毫无意义，盖瑞典学院认可的就是黑格尔美学所说的他“这一个”莫言。当然，以我对他算不得深，也算不得浅的了解，莫言自己会迅速将诺贝尔奖搁置一旁，他还会继续耕作，为我们写出不同，甚至更好的作品。无论如何，严肃、优秀的批评一定不是有意摆在作家面前的绊脚石。它有时会显得刺眼、碍事，甚至导致凉水浇背、良药苦口的短暂愤慨，但从长远的眼光看，它必定是作家偶用，甚至不可或缺的另一副眼镜，尤其对未来文学及批评本身的健美与发展当不无裨益。因此，指摘挑剔或谓求全责备也许难以避免。再则，虽说诺贝尔奖不是文学的唯一标准，但世人的关注也便使莫言更具有范例的意义和解剖的必要了。然而，时间关系及篇幅所限，有关问题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且容日后有机会时渐次展开。即便如此，我亦当谨慎入手，以裨抛砖引玉，以免酷评之嫌；老实说，批评既不能总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也不能动辄牛二似的寻衅闹事、泼妇似的撕破脸皮。况且，被我指为“软肋”的方面，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优点亦未可知。这就是文学的奇妙，更是经典作家的奇妙之所在。P13-14
历史具有颠覆性、取代性和不可逆性。如是，作为历史的必然，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现，而且已然显现。但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必然也不等于理想。于是，尽可能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而文学在这中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盖因文学是加法，向着理想而在，并且不可再造。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有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学作为民族文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此外，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便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保守。孔子克己复礼是因为“礼崩乐坏”；王国维之死是基于“今不如昔”(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在指斥我们缺乏创造。
我们当然不缺思想，但伟大思想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文学理论亦然。如今，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我们有能力探寻和把握事物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充斥我国当代文坛的除了大量的山寨品，还有不少较之于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精神垃圾；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日“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目“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乱嬲的裹挟下势不可挡。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语言正日益面临被肢解和淹没的危险。看看我们的文艺作品(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新近的《亲密敌人》和《小时代》，相对普遍的则是夹生洋文充斥的新新文学、二微书写)。对此，但凡敏感一点的人都会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面对外邦入侵，都德(《最后的一课》)借人物“老师”之口对同学们说：“只要法语不灭，法兰西将永远存在。”而当今世界，弱小民族(部落)的语言正以高于物种灭绝的速率迅捷消亡。难道我们不应对自己的语言危机有所警觉吗？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尚且缺乏意识和警觉，况乎少男少女！诚然，即使是在同属西方体系的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等等，像《亲密敌人》《小时代》这样的影片大抵不会有人去拍，且不说它所张扬的是那样一种浮世绘式的西化的“虚荣尚贵”生活。 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危险的时候！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化吸，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和民族认同的介质或纽带，正在消亡。其征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流行声色。
与此同时，有一股思潮正甚嚣尘上，其核心指向在于认为中文(一日方块汉字)像一个猪圈，圈住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这种谬论虽不新鲜，然沉渣泛起却大有因由。先说它如何不新。本人愚钝，记性也不算好，但多少读过些书，且对有关论调有点印象。譬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间或其后就有人宣扬过废黜中文。其中钱玄同先生是这样说的，中国欲得新生，必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当时此话不孤，响应者不寥。但时至今日，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方块字无论在输入速率还是思想、感知、审美维度方面均优于拼音文字之际，又如何掀起废黜浪潮了呢？岂不怪哉？但怪也不怪，正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而文字是历史的载体和介质，对中文的怀疑背后其实还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此其一。其二是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蔓延越来越视中文为障碍，不仅洋人如此，就连不少祖国的花朵也恨不能将中文彻底消灭，再踩上一万只脚，以绝麻烦。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甚至偏见和盲信。
人类借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民族语言文学作为人文核心，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民族语言文学不仅是交流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审美对象，而且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和一般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传统。而语言永远是最大的传统。问题是，我们在做些什么？从幼儿到研究生，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远甚于母语，以至于不少文科博士再不擅用中文写作，罔论文采飞扬。于是，有家长愤而极之，居然将孩子关在家里用《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弘扬“国学”、恢复“私塾”。殊不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孩子更需要集体。
多么可怕的两难选择！
总之，西风浩荡，肯德基和麦当劳、好菜坞和迪斯尼占据了全球儿童的共同记忆，而英语正在成为许多中国孩子的“母语”。这才是最糟糕的本末倒置。因此，辨识和批判、格致和守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我等终不免血液涌动，基因奋激。这是母语和文化母体的召唤，自然而然。
是为序。
拉美文学因魔幻现实主义闻名于世，多与想象力相关，文稿上篇无论评《百年孤独》，评博尔赫斯、略萨、阿连德，介绍葡萄牙语当代文坛三剑客，还是评中国本土作家如莫言、贾平凹、格非等，想象力都是贯串其中的线、作者关注的点。文稿下篇主要是文学理论，对悲剧与喜剧、情节与主题、传统与时流等文学问题作了论述，渊博学识给文章注入巨大的信息量，有如高屋建瓴，文采斐然，读来有汪洋恣肆之感。
作者陈众议系西语文学研究专家，《马尔克斯传》作者，1978年被选派赴墨西哥留学，曾与多位南美文学大家有往来。《想象的边际》为作者的随笔结集。
驿马文丛汇集各个语种的文学研究专家，关于该语种的文学名著、历史文化的随笔、评论文章。作者陈众议系西语文学研究专家，与多位南美文学大家有往来。其渊博学识给文章注入巨大的信息量，有如高屋建瓴，文采斐然，读来有汪洋恣肆之感。
这本《想象的边际》是其中一册，为作者的随笔结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