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

《红字》出版于1850年，是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这部小说以十七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1642—1649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海丝特·普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残酷和教会的虚伪、丑恶。

《红字》出版于1850年，是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这部小说以十七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1642—1649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海丝特·普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残酷和教会的虚伪、丑恶。

《红字》在人物心理描写上的巨大成功使霍桑被推崇为十九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他开创了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个新时代。因而一直享誉英美和世界文坛，至今盛名不衰。他的代表作《红字》无愧于不朽名著。

大约两个世纪前，一个夏天的早晨，在“牢街”监狱前面的草地上，挤满了大群的波士顿市民。他们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布满铁钉子的橡木大门。如果换成别的老百姓，或者推迟到新英格兰较后的历史阶段，那些留着胡子的善良人们的严峻冷酷的面部表情一定会被人认为即将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很可能预示着一个著名的罪犯要来受他的预期的刑罚，而法院所给他的处罚，也就是公众舆论上的判决。但在早期清教徒的严酷的性格中，是难以断言会有哪一类的事情发生的。那也许是一个懒惰的奴仆，或是父母交给当局的一个忤逆的孩子，要在鞭刑柱上受处罚。也许是一个唯信仰论者，一个教友派的教徒，或是其他异端的教徒，要被鞭挞出城。也许，是一名闲散的印第安人，喝了白人的烈酒在大街上胡闹，为此要挨鞭打，然后被赶进终年不见阳光的森林中去。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巫婆，就像那个地方官的遗孀西宾斯老太太一样刻毒的老巫婆，要被判处死刑，送上刑台。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前来观看的人总是摆出肃穆庄严的姿态，那种跟他们的身份相一致的姿态。他们把宗教和法律几乎完全视为一体，而两者在他们的性格中又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因此一切有关公众纪律的条例，无论是最温和的，还是最严厉的，都同样令他们肃然起敬和望而生畏。确实，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能够从这样一些旁观者身上谋得的同情是既贫乏又淡漠的。另外，如今只意味着某种令人冷嘲热讽的惩罚，在当时却可能被赋予同死刑一样令人望而生畏的色彩。

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这个夏日的早晨，有一个情况颇须注意，人群中的几个妇女对即将发生的任何处罚都表现了特别的兴趣。在那不很文明的时代，穿着衬裙和撑裙的妇女在大街小巷上招摇过市，一有机会便要扭动她们结实的身躯向绞刑架旁的围观人群挤去，这在当时并不认为是什么不得体的事。在古老的英格兰诞生和成长起来的那些少女和妇人，比起她们六七代以后的漂亮的后裔来，在精神上就像在体质上一样，论品质是更要粗犷的；因为，经过家世承续的系统，每一代的母亲，纵然没有使她的孩子们在性格上比自己减少顽强坚实，而也会使她们形态比较含蓄，容貌比较鲜嫩可是保持不久，体质是比较纤弱的。当时站在牢门前的那些妇女，和那堪称为女性代表的、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是相隔不过半个世纪的时代的人物。她们是她的同族女性：她们故乡的牛肉与麦酒，以及那丝毫也未加改良的精神食粮，大量地充塞进她们的躯体。因此，明亮的晨曦所照射着的，是宽阔的肩膀、发育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的双颊——她们都是在遥远的祖国本岛上长大成人的，远还没有在新英格兰的气氛中变得白皙与瘦削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主妇们多数人一开口便是粗喉咙、大嗓门，要是在今天，她们的言谈无论是含义还是音量，都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

“婆娘们，”一位面色严厉的五十岁老太婆先开了腔，“我要跟你们说说我_的想法。要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在教会里有名声的妇道人家，能把像海丝特·普琳那样的坏女人处置了，倒是给公众办了一件大好事。你们是怎么想的，女人们？要是把那个贱货交给我们眼下站在这儿的五个姐妹来审判，她会获得像那些可敬的地方长官们给她的判决，而轻易地混过去吗？哼，我才不信呢！”

“人们说，”另一个女人说，“她的虔诚的教长丁梅斯代尔牧师，因为自己的教会里发生了这样的丑事，伤心透啦。”

“几位地方长官都是敬畏上帝的绅士，可是过分慈悲了——这是真的，”第三个，一个垂暮的女人说，“最起码他们也应当在海丝特·普琳的前额上，用烧红的铁，烙上一个印子。我担保，要那样，海丝特太太才会有所顾忌。但他们要在她衣服的胸前贴个什么东西，那个不要脸的贱货才不在乎这个呢！瞧吧，她会用个胸针或别的什么异教徒装饰品遮住它，像过去一样依然大模大样招摇过市！”

“啊，不过，”一个手里领着孩子的年轻媳妇轻声插嘴说，“她要是想遮着那记号就随她去吧，反正她心里总会受折磨的。”

“我们扯什么记号和烙印，管它是在她前襟上还是额头上呢。”另一个女人叫嚷着，她在这几个自命的法官中长相最丑，也最不留情，“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难道没有管这号事的法律吗？是有的，圣经和法典上都有明文规定。让那些不照法规办事的官老爷们的老婆女儿也去干这号事，去自作自受吧！”

“老天啊，婆娘们，”人群中有一个男人叫喊道，“难道在女人身上除了对刑台的恐惧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德性了吗？那话儿都说得太绝了，婆娘们，别嚷嚷了！正在开牢门的大锁呢，普琳太太就要出来了。”

牢门从里面打开，仿佛是一个黑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首先亮相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狱吏，他身上挂着刀，手里拿着权杖。此人的相貌是阴鸷、严峻的清教法典的象征和写照，其职责是给罪犯以最后的、致命的一击。他左手高高举起权杖，右手抓住年轻妇女的肩膀将她朝前拉；走到门槛边，女人推开了他，她这动作显示了她天然的端庄和倔犟的个性。她似乎是自觉自愿地步出门外。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个约有三个月大的婴儿，眨着眼睛，在那太过耀眼的光线底下转开了她的小脸蛋儿。因为自从她出生以来，就只见过土牢或是监狱里别的暗室的灰暗光线。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