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美如斯》是捷克著名诗人,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诗人在这里没有采用一般回忆录按生活经历依次叙述的写法,而是通过一则则小故事缅怀他漫长一生中所遇到的一些人和事,记叙了一些见闻和感受,作者着墨更多的不是他本人的坎坷身世。从这本回忆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半个多世纪捷克文化界的许多情况,而尤为重要的是,它展示了诗人的心灵世界,使我们对这位卓越诗人的思想感情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得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赛弗尔特走过的创作道路,在他那一代捷克诗人中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世界美如斯》是一部别致的回忆录。诗人透过一则则动人故事,诉说童年、爱情、友谊、艺术、奇遇…缅怀他一生中遇到的人和事。在故事中,遗失在时光中的美好瞬间一一重现,逝去的人一个个回来,他们身影晃动,笑语俨然。《世界美如斯》中有令诗人感动和怀念的平凡人.更有可敬可爱的文学艺术名家,如《好兵帅克》作者哈谢克、受昆德拉推崇的作家万楚拉、世界摄影大师苏代克等。
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的语言朴素而深情,带一丝透明的忧伤,适可描绘艰难人世之美丽如斯。
证词
那些年头——我意思是战争时期——在这个国家可是艰难岁月。我们觉得泉水似乎发苦,井水的味儿也不再那么沁人心脾。连小鸟的歌声在我们听来也仿佛有点儿惶惑。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见鸟声,生活蜷缩在昏暗的窗户后面。情侣们怀着几分胆怯接吻,似乎嘴靠近嘴,这一人与人渴望接近的温柔象征,已不再属于生活,也不再属于爱情,有时候接吻已只意味着永别。生活令人感到畏缩,苦涩,越来越沉重。
1942年5月27日星期三发生在布洛夫卡下街的暗杀。,表面上把纳粹对我国的占领分成了两部分。后一部分更为可怕。
暗杀事件发生后没几日,有一天夜里,我在灯火管制的布拉格街道上走回家时,正遇上送葬的行列缓慢而有节奏地在行进,从维索强尼走向布拉格宫去。缠着黑布的鼓敲打着与缓慢步伐合拍的鼓点,火炬照出一张张异国人的凶恶的脸。那是露出一双复仇眼睛的黑色面具。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在默默进军。
在布拉格宫的前院,迅速搭起了阴森森的灵台,哀乐喇叭的沉重乐声石块似的落在布拉格宫下面的街道上,不祥的预感使大街小巷沉寂了。据说,打烂的汽车坐垫碎麻头和棕毛团嵌入尸体,除都除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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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贺拉斯-恩达尔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委员会成员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逐年颁发,是瑞典发明家、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创立的五大奖项之一。其中的三个奖项是用来奖励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一个是为了表彰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一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作家所能被授予的最高荣誉。中国的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丛书,这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也进一步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写作,与其他优秀作家的相比,有何殊异之处?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疑:为什么该有殊异之处呢?作家的履历表上增添一个条目,一本书于是就改变了面目吗?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呢?然而,一位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整套文本而已,还包含了阅读这些文本的心理前提。因此,一旦获奖,一些东西也就无可否认地改变了。
饿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在曰记中描述,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著名电话以后,他如何被一种心理反作用所困扰,本能地感到怀疑。他步行走回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小镇上他的小小居所,途中开始感到疑惑,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出于他的自我暗示。快到家的时候,天色向晚,荒寂的橄榄树林中暮色渐浓,他看见了每一扇窗里的灯火,被带回到现实中来。人们都在那里,等着向他祝贺。“静静的忧伤停落在我心上。”他写道。他恍然明白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他的写作也是如此。从那一刻起,他的作品将被视为属于精英阶层,依此被划定等级,无论人们对于精英阶层本身是什么样的看法。他写的书仍然有可能不被阅读,但作家蒲宁不再有可能被遗忘。从此以往,诺贝尔奖之光将永远在他写作生涯的窗口闪耀,仿若在静静地迎候。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为全世界所瞩目,由于它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不免被认为构成了一类经典。这就引起了不少批评指责,例如,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并不在获奖之列,获奖者中女性太少,欧洲之外的作家太少,而平庸之辈太多。我相信,于1901年开始了第一任诺贝尔委员会工作的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如果意识到他们将会启动什么,为后世带来什么,一定会感到惊恐。当然,在诺贝尔奖初创立的那些年头,没有人觉得这个奖项是定义经典的手段。“经典”的概念也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文学。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明,奖项颁发给前一年出版的一部作品,很显然,这指的是单一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一整套著作。很显然,这位捐赠人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代发生作用,而不是给从古到今的大师加冠加冕。不过瑞典学院引申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用词,声称“前一年”应该主要理解为对作品持久生命力的要求,因此,较早的作品也可以获奖,但“只有当它们的重要性刚刚浮出水面”(《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二节)方才可以。这样一来,考量一个作家毕生的全部作品而非一部单一的作品,就成为了一项原则。从瑞典学院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明智的,如果严格遵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来做的话,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并不在于建立经典,当初它的捐赠者仍然希望它能具有国际影响力。一般文学奖项往往局限于一国或一种语言,但为何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瑞典学院,令其为全世界的文学选取获奖者?诺贝尔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在许多国家都有生意来往。他用五种语言交谈、通信。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的祖国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在任何地方工作。”但这些都只是答案的一部分。诺贝尔的文学观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之上的。他在开始撰写最后一份遗嘱时,很显然深深地受到歌德与爱克曼的对谈中那一著名段落的影响,在这段话中首次出现了“世界文学”(weltlite帆r)这一术语。那段话是这样的:“民族文学如今已经不那么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它尽快到来。”
诺贝尔在遗嘱中声明,他“怀着明确的愿望,希望评奖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关于候选人国籍的考虑”(《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一节)。这一奖项是为了奖励个人的成就,而不是把作家当作国家或者语言、社会或者种族团体的代表,也不是作为某一性别的代表加以表彰。遗嘱中没有任何关于“公平地”分配奖项的说法,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公平,这种取向显然都是与捐赠者的见解相悖的。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获奖作家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益处”),而不在于奖项能取悦这一群或那一群人的自尊心。
如若纯以国别来划分文学,缺点会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1901年至今的获奖者名单就清楚了。对其中一些作家来说,流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流亡,是他们的写作无可逃脱的境况。他们国内的读者大众以及文学见解制造者们常常偏爱别的作家,而不是这些由瑞典学院选中的作家。在独裁的或者极其传统的社会中,诺奖获得者常常被认为是局外人或者是异见分子。
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流浪者,很难用种族或者语言把他们归类。引人注意的是,尤其是近年来,如此之多的获奖者都有着模糊或者有疑议的国籍归属。贝克特是用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人。卡内蒂是犹太裔英国人,来自保加利亚,他的文学语言是德语。获得诺奖的布罗茨基不再用俄语的“约瑟夫”称呼自己,而改用英语,他是一位用双语写作的诗人。奈莉.萨克斯属于德语文学,却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瑞典,尽管她在瑞典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辛格锁定意第绪语和英语进行写作,他对消逝了的东欧犹太文化所进行的想象重建,正需要以异国他乡的经验以及一个现代世俗社会所提供的距离感为前提。
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外事人员最初拒绝承认奖项颁给了英国作家。贺信发至了特立尼达!但是奈保尔在特立尼达出生时,这个岛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很早就移居到了英国,他从来都只是英国公民,最近他甚至还被英国女王封为了爵士。尽管如此.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大使还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最后才接纳这位极其英式的作家为同胞。
再回到获奖者名单的前面,我们发现上文提到的伊凡.蒲宁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流亡者,持着南森护照。我作为常务秘书深有体会:如果观察颁奖之后各界的反应,会发现带有敌意的评论往往是来自作家的祖国。伟大的作家是很惹人厌的。文学的诞生
诺贝尔的遗嘱和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都假定,“文学”这个词的含义是众所周知、毫无争议的。仅有的补充说明不见于遗嘱,而来自章程里的一个段落,声明这里的文学“不仅指纯文学,还应包括因其形式和风格而具有了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其中“纯文学”一词是由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发明的,描述一类出于艺术意图而非实用或理论目的所写出的作品。可见,诺贝尔奖评奖过程采用的是一种约有两百年之久的文学观念,在今天它似乎已通行于世界大部分地方,但在当时它才刚刚被欧洲文化圈之外的世界所了解、接受。尽管如此,这一文学观念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也并非真的那么古老。
“文学”较早的定义往往着眼于一类“符合高标准”的书面写作,亦即具有经典品质的文学纪念碑。这些文本具有典范性的内容和风格,并非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想象性文学”。
按照这个问题的权威意见,阿拉伯语中的“文学”颇类似于18世纪法语中的“文学”:表示学问和良好的教养。当今日语中的文学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被提升到了伟大杰作的地位。日语中原有的“文学”一词产生更早,但具有另一种含义;在明治时代(1868—1912),人们以德国“国民文学”(’Nationalliteratur)概念为模型,重新理解了这一词汇。欧洲人认为属于种种文学类型的东西,原先在日本是与其他活动牢牢结合在一起的:书法、绘画、茶道、三味线,等等,这些都属于日语中所说的“游艺”,是相对“武艺”而言的。我们不应忘记类似的划分在西方世界也曾有过。比如,我想到克劳德·佩罗在《古今之相似》(1688)中对美术的讨论,其中有一个关于烟火制造的段落。曾几何时,我们是把艺术称作“人生的装饰”的。
直到约1700—1800年间,一种包含了散文体虚构作品的文学概念才在欧洲突破阻力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阻力更大,更占上风。汉语中的“文学”包括了诗歌和学者散文,与深思自省相关,被认为是建立在真实经历的基础之上。而虚构作品则属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在与西方文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交流之后,中国的作家们都能自豪地以小说家的身份展现自己了。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标准
西方之外的种种文化,通常都以诗歌为理解文学的基础。然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深远影响使得“模拟”(mimesis)成为理解何为文学的关键,致使诸如戏剧、叙事诗这样的类型也被纳入文学之中。西方的文学观念由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最终塑造成形,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学观念为准的。不过,有了章程中的那段补充文字,更古老的文学定义的遗风余韵还能在诺贝尔奖的规定中占据一席之地。关于如何理解文学的那句话被引申了五次,其中有两次是为了授奖给哲学家,三次是为了授奖给历史学家,柏格森和丘吉尔分别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种好古的倾向似乎颇有预示性,在当前的文化气候中,诗歌和虚构作品相对来说正在衰退,而报告文学、游记文学、目击者实录、自传和散文似乎正在文学领域内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很难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时觉得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判定作品的文学价值,来作为诺贝尔奖的评奖依据。遗嘱中,他仅仅说奖项应该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关于“理想主义倾向”,诺贝尔指的是什么,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无可争议的解读。
当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学或至少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大获成功的时候,瑞典学院被指责维护过时的理想,对当代文学的真正创新视而不见。然而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相信,如果获奖作家的作品不具有广泛的感染力,是不符合诺贝尔遗嘱的精神的。自1947年来,诺奖颁给了不少“现代主义的伟大先驱者”,例如纪德、T.s.艾略特,还有福克纳,瑞典学院舍弃了原先对精英主义的抵触,向知识分子的见解靠近。在其后的获奖者名单中,你既能发现特立独行、只为少数幸运者写作的大师,也会看到享有世界声誉、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作家。迈向世界文学
当下对世界文学的探讨中,“中心”与“边缘”的概念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般认为,诺贝尔奖体现了西方文化圈核心地带的文学取向。然而,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工作使我们看到,文学系统绝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整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学概念,没有所谓的中立区域,也不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跨国界的视野。要使全世界文学创作的潮流汇聚一处,形成一种统一的大文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促使我们形成另外一种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并不指代全世界现有的全部文学作品,而意味着一种语境,我们希望把获奖的作品带入这个语境。世界文学意味着一个逐渐成形的共同体,翻译就是它的通用语言。全世界的各种民族文学将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相互影响。这一进程中,诺贝尔奖无疑是一种催化剂。
(武梦如译)
《世界美如斯》是捷克著名诗人,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诗人在这里没有采用一般回忆录按生活经历依次叙述的写法,而是通过一则则小故事缅怀他漫长一生中所遇到的一些人和事,记叙了一些见闻和感受,作者着墨更多的不是他本人的坎坷身世。而是在人生旅途中同他偶然走到一起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之中既有捷克近代文学艺术界很有影响的诗人、作家、批评家、戏剧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也有名望不大但各以其善良的心灵或坚强的个性使作者深为感动和怀念的人。诗人将一幅幅饶有趣味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观赏着,不知不觉便追随着诗人步入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绮丽的布拉格风光,魅人的捷克温泉胜地,二三十年代艺术家荟萃的布拉格咖啡馆,活泼的文艺创作空气。当然还有德国法西斯占领下民族的苦难和斗争。从这本回忆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半个多世纪捷克文化界的许多情况,而尤为重要的是,它展示了诗人的心灵世界,使我们对这位卓越诗人的思想感情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得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赛弗尔特走过的创作道路,在他那一代捷克诗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1901—1986)出生于布拉格市郊日什科夫区的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未毕业即投身新闻工作和文学事业。他二十岁踏上文坛,六十多年中写出了三十余本诗集、几本散文集和这本回忆录。他的累累硕果和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对捷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赛弗尔特的诗歌创作历程比较曲折、复杂,内容和风格前后变化甚大。这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动荡和各种哲学及文艺思想对捷克作家的影响。赛弗尔特生于奥匈帝国统治时期,他的童年是在祖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岁月中度过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刚刚跨入青年时代的敏感的诗人受到鼓舞,他热情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诗歌创作行列,协助青年文艺理论家卡雷尔·泰格建立先锋派文艺团体旋覆花社,写出了反映城市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第一部诗集《泪城》(1921)。可是不久之后,在西欧现代派文艺思想大量涌入捷克文艺界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他与卡雷尔·泰格访问法国之后,他的诗歌创作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放弃了重大题材而致力于描写个人内心的瞬息感受,讴歌春天、爱情和生的欢乐。他与泰格及另一位青年诗人创立了提倡纯艺术观点的“诗歌主义”流派,反对诗歌直接为政治服务,一主张把诗歌从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想象力的游戏”。这一流派曾受到坚定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反对,但为许多年轻诗人所接受.不仅对诗歌创作,而且在其他艺术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6年以后。纳粹德国的威胁和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激起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感情,他从怀旧和追求内心宁静的小圈子里走了出来,创作了《熄灯》(1938)、《披着光明》(1940)、《石桥》(1944)等诗集.谴责法西斯侵略,启发民族觉悟。不过.他的这些诗基本上是温和的,不像一般爱国主义诗歌那样慷慨激昂.而是以极大的温情表达他对祖国和母语的爱,对故乡布拉格的爱。他的好友、诗人哈拉斯在读了他的《石桥》后曾不满地对他说:“今天的诗不应写得这样甜,富有麻醉性。在今天,诗应该像秋风一样悲号,像挣脱7锁链的狗那样狂吠,像猛禽的叫声那样凄厉。”赛弗尔特觉得这话有道理,但是他说自己做不到’。在他的诗里,爱总是比仇恨强大。
战后至五十年代中期,他的诗大多回忆青年时代,诗风渐趋淡泊、蕴藉,不再像青年时期那样重视丰富的意象和出人意料的形象比喻。之后,由于政见不同受到批评,同时又园长期患病,诗人沉默了九年之久。1965年他的新诗集《岛上音乐会》问世,接着,《哈雷彗星》(1967)、《铸钟》(1967)、《皮卡迪利的伞》(1979)、《避瘟柱》(1981)、《身为诗人》(1983),以及洋洋数十万字的回忆录《世界美如斯》(1982)相继出版。作为一位年迈多病的老人,他有如此旺盛的创作力,不能不令人惊叹!他的诗到这个阶段已是炉火纯青,不见刀斧之痕。他已不再重视比喻和韵脚,只是用朴素的、类乎散文的语言表达“更为本质的东西”。抒写他复杂的内心感受和他对人生真谛的认识。在饱经沧桑和长期患病之后,他的诗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表现手法上,似乎都已趋向于“归真返朴”;诗人的感情不再像山涧溪流,而是海水般深沉、凝重,表面的宁静蕴藏着内心的浪潮起伏、波澜滚滚。
赛弗尔特是一位深受捷克人民喜爱的诗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诗集。尽管他深受西欧现代诗歌的思想影响,但他的诗是从优秀的捷克诗歌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有浓厚的民族气息。他是一位语言大师,善于使捷克语的音乐性和丰富的表现力在诗歌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因此他的诗有一种天趣自成的文字美。诗人在一首诗里也曾说过:“假如那些诗句偶尔闪光,/并非我自身的光亮。/我热爱这语言。”不过,诗人这种巨匠的语言造诣也是从刻苦的钻研中得来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怎样与朋友们通宵达旦地在咖啡馆里切磋诗歌创作问题。
回忆录《世界美如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赛弗尔特本人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的诠释。在这里,诗人坦率地陈述了他的艺术观点和创作倾向,以及他对西欧,特别是法国诗人的景仰。正如他的诗反复讴歌的是爱情、春天和美,回忆录的基调也是这几个方面,当然还有垂暮老人的伤怀和惆帐。对爱情的追求是回忆录的一个主要题材,因为诗人把爱情看作希望、魅力和欢乐的象征。这和他的文艺观一诗歌表现人生的声色之乐一是一致的。
《世界美如斯》长达五百多页,共分四个部分,译者从每一部分中选译了各重要篇目。选择的着眼点在于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诗人和他那个时代,同时也考虑了作者的散文特色。
杨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