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托尔斯泰编著的《保卫察里津》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品，描写了苏联人民在保卫察里津的战斗中做出的英勇牺牲，歌颂了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18年，帝国主义和白匪用各种手段颠覆苏维埃政权，企图占领粮食基地察里津，当时还是普通指挥员的斯大林被派到察里津整顿城防和市场，向莫斯科运粮。敌人炸毁桥梁，阻挠伏罗希洛夫军队进入察里津，并在城内策划暴乱。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苏联军民修复了铁桥，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列宁在19侣》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面包会有的……”

的确，面包会有的，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保卫察里津》原名《粮食》，“粮食”在俄语中亦有面包之意。作者阿·托尔斯泰描写的正是这样一段史实：1918年春夏之交，苏维埃俄国刚刚建立。为了保住十月革命的成果，保住战略要冲同时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粮仓的察里津，列宁全权委托斯大林赶赴察里津开展征粮斗争，并与白军及德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而获得最终胜利的察里津也由此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正文

暴风雪疯狂地呼啸了两星期了，在火炉的烟筒里呼呼地吼着，在屋顶上响着，拥塞了城市，周围千百里都铺成了白茫茫的雪野。电线都被刮断了。火车开不来了。电车都停在车场里。

暴风雪平息了。从正月的浓雾里升起的月亮，在彼得格勒的高空里照耀着。时间并不算太晚，可是城市好像入睡了。有些笔直宽阔的街道的十字路口，篝火冒着白色的烟球。武装的人们腰里扎着机枪子弹带，戴着有护耳的帽子，一动不动地坐在火旁。微红的反光映到雪堆上，映到被子弹打裂的玻璃橱窗上，映到歪挂着的金字招牌上。

可是，城市并没有睡。在这些正月的夜里，彼得堡显得紧张，激动，愤怒，疯狂。

一个大胡子先生把披着霜花的领子竖起来，在涅瓦大街上，在松软的雪地里踏成的弯弯曲曲的通到横街的小路上走着。他左右张望了一下，就用指环敲着正门，一个惊恐的声音即刻问道：“谁？谁？”门开了一道缝，放他进去，又砰地一声关上，钥匙哗啦一响……

那人进到一间小铁炉烧得很热，堆满东西的房间里。衰弱的女主人生着歇斯底里的嘴唇，起身迎着他喊道：“到底来了！讲讲吧……”几个穿黑色常礼服的男人和几个穿毡靴的男人把进来的人包围起来。他把带着水蒸气的夹鼻眼镜擦了一下说：

“霍夫曼将军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像教训小孩子似的，把我们的‘亲爱的同志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霍夫曼将军并没有吓得往桌子底下钻，却异常镇静地继续坐着，注意，他坐着说：‘我满意地听取了全权代表先生的乌托邦的妄想，可是应当提请他注意，此刻我们在俄国领土上，而不是你们在我们的领土上……和约的内容要由我们来定，而不是由你们来定…嘿——嘿……”

一个红光满面的白胡子老头，穿着常礼服和毡靴，打断了那人的话，说：“喂。这可是最后通牒的口气啊……”

“一点不错，诸位……德国人大喊大叫对我们的‘同志们’说……我是热心爱国的人，诸位，我是俄国人，见鬼。可是，老实说，我准备给霍夫曼将军喝彩呢……”

“落到这步田地了，”从无花果后边传来一个讽刺的声音说。另一个人从书橱后面说：

“唔，怎么呢？德国人过一星期就要到彼得格勒了。欢迎……”

歇斯底里的女房东又哭又笑说：“反正我们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反正没有煤油，没有糖，也没有一根劈柴……”

“第二件新闻……我刚刚从《回声报》编辑部来。卡列金向莫斯科进发了！ （惊叹。）大批工人志愿军纷纷到他那里去，更不用提农民了，他们都是从几百里以外来的。卡列金的军队已经扩充到十万人了。”

一股闷气从十来个人的胸中吐出来，都愿意相信这个奇迹——愿意相信来拯救被解散的立宪会议，来拯救那非常高尚、宽大和善于辞令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们的具有光明精神的农民军……还愿意相信德国人就像仁慈的圣诞老人，来做完自己的事就会走的。

另一个步行的人沿着很深的雪径，绕过一座死寂的孤零零的房子，敲一道后门。他走进一个有雕饰天花板的房间。吊灯架上的电灯，隔着满是灰尘的纱罩照射着。地板上的小铁炉噼噼啪啪地响，一节炉子烟筒伸出小窗去。炉子两边的床铺上躺着一个二十岁的步兵上尉同一个二十二岁的中校，他们都穿着破毛袜和揉皱的制服。他俩都在读罗堪博尔。这十七卷优秀的冒险小说，零乱地扔在地板上。

进来的人郑重地说：“乔治和莫斯科。”步兵上尉和中校从打开的书后边望了他一眼，可是没有表示惊讶，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军官先生们，”进来的人说，“我们坦白地说吧，光荣的俄国军官精神堕落到这步田地，看着实在令人痛心。难道诸位不懂布尔什维克对不幸的俄国干了些什么事吗？他们公开瓦解军队，公开出卖俄罗斯，公开宣称要把俄罗斯这个名词从地球上勾掉。军官先生们，在这种严峻考验的时刻，每一个俄国人都应当拿起枪来。”

步兵上尉愁眉不展、懒洋洋地说：

“我们像恶鬼似的打了三年仗。我跟弟兄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干了。”进来的先生张着鼻孔；他举起手指，恶狠狠地说：“放虎进山了。俄国的乡下佬要踏在你们的尸体上散步了，诸位……”

P2-4

《保卫察里津》本名《粮食》，副标题《保卫察里津》，当年中译本就用副标题作为书名了。作者是俄罗斯人阿·托尔斯泰（1883年—1945年），他和写《战争与和平》及《复活》等的列夫·托尔斯泰，虽属同姓，却并非同宗：这类似中国的张、王、李、赵，和天南地北的张、王、李、赵，虽属同姓，却未必都是同宗是一样的。中国文艺界为避免这两位同姓的俄罗斯作家混淆起见，把后者简称“老”托尔斯泰，前者称“小”托尔斯泰，或A（或阿）·托尔斯泰。

阿·托尔斯泰的作品，除《保卫察里津》外，流行的还有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及《彼得大帝》等。他不但是著名作家，而且是著名学者，曾被苏联科学院选为院士。

1883年，作者生于距萨玛拉约九十俄里的草原上的一个农庄里。当地的生活，就像高尔基所描写的那样：肮脏、丑恶、酗酒的小市民生活。作者的童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作者的母亲是作家。是向往新生活的人。父亲是唯物主义者，是战斗的无神论者。在母亲的影响下，作者十岁就读了大量书籍，并开始习作。但正式跨入文艺界却是1907年的事。此后，直至1945年逝世止，毕生都专力从事文学写作。

作者学识渊博，有卓越的艺术才华。写作的题材与体裁也很广泛。他写诗，写历史小说、幻想小说、剧本、儿童读物及大量文艺论著。他继承了俄国自普希金以至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传统。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托尔斯泰的作品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是我们的生活、思想，我们的时代及喜怒哀乐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前，阿·托尔斯泰即在俄国文坛上享有声望，但使他蜚声文坛的，却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他在1933年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道：“十月革命前，我不知道我为谁写作……那时，我进入文艺界，是为了寻求欢乐，为了消遣。”十月革命才向作者提出了祖国的道路，以及民族革命这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所以，十月革命在作者创作道路上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他毅然清除了过去的怀疑主义以及对政治的淡漠态度。也正是从那以后。他写出了闪烁着十月革命光辉的《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保卫察里津》等。

《保卫察里津》是写征粮斗争的，所以原名《粮食》。这部作品于1935年动笔，1937年完成。作者说这部作品是他的《一九一八年》以及当时在构思中的《阴暗的早晨》两部作品之间的必不可少的过渡。《两姐妹》、《一九一八年》和《阴暗的早晨》统称三部曲《苦难的历程》。

《保卫察里津》写1918年春夏之问，德国侵略者占领了俄罗斯产粮区乌克兰，俄国军队和人民奋起抗击敌人，保卫察里津的一段史实。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军俘虏的捷克战俘被安置在西伯利亚，他们和白匪帮勾结起来发动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1918年春夏之交，德国侵略者又占据了粮仓乌克兰，反革命哥萨克头目克拉斯诺夫。仗着德国侵略者的势力，侵占了粮仓顿河流域，直接威胁着伏尔加河下游的察里津。这样，俄罗斯两大粮仓——乌克兰和西伯利亚。都完全落入德国侵略者和白匪帮掌中了。这样，革命心脏彼得堡和莫斯科不仅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陷于绝粮境地。敌人的毒计，也正是要用饥饿的魔手把革命扼杀呢！这样，只有保卫察里津，才能保住革命心脏——彼得堡和莫斯科，也就是说，只有保住察里津，才能保住十月革命！

察里津不仅是俄罗斯的粮仓，而且是南俄的门户，是战略要地。这座名城的失守，将使外敌（德国侵略者）与内寇（白匪帮）携起手来，直扑莫斯科与彼得堡，置革命于死地。在这革命的生死关头，列宁派斯大林前往察里津，担任南俄事务总领导，并授以全权。斯大林到后，施展铁腕，粉碎了白匪帮及德国侵略者的阴谋诡计，满怀胜利的喜悦，致电列宁，报告粮食向首都源源运出。后来，就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其原因正在于此。

作者谈到这部作品时，说：“《粮食》是用艺术手笔，来处理确切的史实而进行的一次尝试。”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运用艺术之笔，刻画得既逼真而又栩栩如生，字里行间，都闪耀着作者的艺术才华。  1939年冬。我开始译这部书，后因战乱流徙而中断。1942年，在渝郊沙坪坝，勉强把它译完。当年，为了多做一些工作，为了抢在时间前面，不得不开辟“夜战场”。住的地方，是“原始人”的藏身之地，电灯成了妄想中的奢侈品。夜幕升起了，就点一盏铁灯，灯碗里盛着当地产的菜籽油，一两根灯草看不见，只有用五六根灯草，排成一排，好像那时苏联反法西斯战场上用的“喀秋莎”排炮似的，排在灯碗边上，向黑暗进军。顷刻间，灯碗烫得摸也不敢摸了。为这，我当时还亲自到几里外的磁器口码头，买了一口缸，打了半缸菜籽油，这样，灯油、食用油，全都仰仗它了。此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吧，爱人是炒菜煮饭的能手，我是吃饭兼涮锅洗碗的能手，这算是家庭分工吧。不，我还有“专长”呢：我生长在八百里地伏牛山的腹地，童年曾放牛、打柴、割草、种地，练得一身体力，会农活：在沙坪坝时，业余之暇，还在房后开垦了大半亩荒地作菜园，葱、韭、芥、蒜、白菜、萝卜，常年不断。除自用外，还送给邻居。“亲自动手，丰衣足食”，这也是“逼上梁山”吧。

解放初年，有一次。我从莫斯科一直飞往名城斯大林格勒——当年的察里津。第二天，便登上名战场马马耶夫高地，漫步在遍地弹片与累累白骨之间。望着这累累白骨，心头不由得浮现出中国历代传诵的名句：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德国侵略者家中的寡妇们啊，有谁不在梦想着自己一去不复返的亲人，能有朝一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呢！只是我脚下站的不是无定河边，而是伏尔加河边罢了。

以上云云，是《保卫察里津》当年走向中国的大致情景。

幼年读书，每遇外国史、地，感到困难的，并非其中的道理，而是人名、地名难记。二十年代初学习翻译时，对这问题曾做过考虑：以人名而言。同一人名而有不同称呼者（如乳名、学名以及爱称、卑称等等），均有不同含义。一旦译成汉字，这些含义就消失了，仅成了一个代人的“符号”而已。既是“符号”，我就从中选取一个简明而易记的代替。其意在尽可能地不让读者从书内所得的印象，逐步削弱或消失到这些“符号”里。这不得已而为之，是常言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本书中的地名特别多，除一般通行的地名酌情参照办理外，其他一些小地名，均依原音用较简明的办法。译其字根，使之简明易记，不致令读者从书内所得印象，消失在这些成堆的疙疙瘩瘩，比洋文还难读的汉字的译音里。严复说：“学我者病”，这是不足为法的。

1980年8月初，译者记于广州从化松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