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为张鸣精选集丛书之一。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选定1840-1920年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作为思想主体的农民意识的变迁这个角度，重新阐释近代史；下篇作者主张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按照同样的思路，再概括和分析世纪初中国基督徒的信仰、价值及政治意识。

作者主张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如何起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按照同样的思路，再研究世纪初的教民群体，即中国的基督徒，对其信仰、价值及政治意识做出概括和分析。

1840-1920年这八十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在宏观上，农民对近代化呈现出敌意、麻木、冷漠的意向，而在微观上，他们对西洋物器文明的态度，他们的世界图式甚至于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在一点一滴地悄然变化，向着有利于近代化的方向变化。张鸣先生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这部著作，廓清近代中国的文化陷阱，梳理中国近代化的进路，值得一读。

《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篇　乡土心路八十年

 导言//2

 传统农村社会的观念世界//12

农民意识的塑形者——小渠道教育//12

农民的传统政治意识//15

农民的宗教意识//21

农民的伦理观念//24

农民价值取向的多重表征//28

农民文化心理的二极结构//31

 闯入大门的陌客//36

末世轮回与乡场风波//36

门外来了第三者//39

三元里的象征：人犯我犯//43

 新奇感的启示：农民的上帝//47

天国的气度//47

天国的宗教//52

天国的行事//56

 碰撞与断裂：从嫌恶到同仇敌忾//61

世态温凉//61

死水微澜//65

文化冲突的悲喜剧//74

新十字军东侵的后果——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78

农民看洋务//87

 世纪之变//94

亡国预警——甲午败绩//94

农民眼中的“康党”//99

神道救国(一)：恋旧情结//103

神道救国(二)：补位现象//107

神道救国(三)：扶清意识//111

神道救国(四)：进步信息//118

 社会动荡的“文明”习染//123

双重失落之后的农民心态//123

新市民的崛起与农村社会成分的变化//126

“南北通，铁路长，大清亡，中国强”//131

 小传统意识的结构性缺损——皇权的陨落//135

已尽的气数与飘落的皇冠//135

新观念的浸润与乡下人的期待//139

新觉醒的前夜：消沉的看客//146

 结语//154

 主要参考书目//160

下篇　拳民与教民

 导言//164

 晚清北方农村的文化传播与教育渠道//168

学校教育//168

民间戏曲小说//173

其他渠道：家庭、宗教、街巷传播//176

巫觋风习//182

习武之风//185

 农村教育塑造的农民政治意识//190

忠义观念与国家框架//191

嫌官心理与清官企盼//194

皇权意识与制君幻想//196

华夷之分与天下观念//198

机会意识与均平理想//200

 晚清教民问题与北方农村社会结构//204

 农民政治意识在民族危机下的激变//207

华夷之辨的凸现//207

护官保国意识的弥漫//211

新国家界说的朦胧浮现//214

 华北农村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政治理念//217

义和团的群体政治性格//217

义和团政治意识的走向//223

 拳坛仪式中的民俗文化印痕//233

拳术的变异//234

巫风的染习//240

戏曲模式//247

宗教因素//253

 义和团运动的文化层析//263

拳民思维的进步与蒙昧的二重性//263

拳民信仰的政治寓意//269

拳民话语的隐喻与象征//276

 教民问题在晚清社会的凸现//283

 皈依动机分析//288

三种最突出的入教动机//288

其他动机泛析//295

 教民的信仰状态//303

固执世俗利益的信仰状态//303

迷信神效的信仰状态//304

家族传统式的信仰状态//304

以彼岸归宿为终极目标的信仰状态//305

具有巫术化倾向的信仰行为状态//306

 教民信仰目标的实相//309

天主信仰//309

圣母崇拜//311

基督信仰//313

 教民的政治意识素描//314

模糊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感//314

对民众排教浪潮的抵拒与困惑//316

对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矛盾心态//320

主要参考书目//326

主要资料来源//329

农民意识的塑形者——小渠道教育

我们似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是传统社会的主旋律。但是这个主旋律是通过什么途径渗入农村社会、化为耕渔樵猎辈的道德心态呢？显然，正式与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做不到这一点。清代统治者寄予厚望的由乡绅定期宣讲《圣谕广训》至多只是一种形式。真正对乡下人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应该是乡间戏曲和故事、传说，包括各种舞台戏、地摊戏、说唱艺术及民歌(谣)、俚曲、故事、传说、童谣、民谚、民间宗教的各色宝卷(已化为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等。按一个多年研究中国戏曲的外国学者Bavbava E．Wond的说法，中国戏曲通过艺术形象，传播历史知识、文化传统及灌输中国道德主题，对乡民的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比单纯的说教和文字所无法比拟的作用。[1]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乡人所不齿的“打野呵”的乡野艺人，才是农民名副其实的教育者。

按学术界的惯例，正统的儒家伦理属于大传统，而下层社会的意识观念称小传统。与此相应的，学校教育就是“大渠道”，而戏曲教育就称为“小渠道”。

教育渠道的大小，主要是从意识观念的主导性上讲的，若论语义上的大小，“小渠道”才名副其实地“大”且“广”，笼盖了中国广袤乡土的每一个角落，被及贩夫走卒，妇孺老幼。农村的集市与庙会，一般都具有娱乐功能，搭台唱戏必不可少。在村落内部，平时年节、婚丧嫁娶，也非得有艺人掺和才算热闹。甚至南方一些农村，宗祠就配有戏台。日本学者田仲一成说：“从中国戏剧发展史的总体上来看，宋、元以前，戏剧的主体是在市场、村落等集团中，进入明代以后，宗族对地缘集团祭祀戏剧起的作用增大，尤其到了明末清初，宗族开始放弃对地缘戏剧的维系政策，只致力于在本族内进行冠婚葬祭戏剧。”[2]戏曲活动成为宗族功能的一部分。农民不仅乐于看戏听曲，而且还积极参与，某些技巧要求不高的角色往往由农民业余演员担任；有些剧种，如哑队戏、地摊戏、傩戏，基本是由农民自己来演；其他一些半戏剧性的娱乐活动，如社火、秧歌，则更属农民群众参与性的自娱自乐。农民对戏曲的痴迷，有时竟惹得道学气的修志者在笔录民习时夹带着一丝怨气：“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乡保，作淫戏，号曰：‘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率唱，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此风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3]乡人的戏乐，实在是唯一的娱乐与主要的受教途径。至于民间故事传说、俚曲民歌(谣、谚)则更是随时随地，大说小唱，代代相袭，添叶加枝，要生产有生产之谚，要生活有生活之谣。乡下孩子所受的最初的教育，就是这些出自叔叔、大伯、老祖母之口的玩艺儿。

从内容上，乡间戏曲大体可以分成这样几类：说忠孝节义的伦理戏；道精忠报国的忠良戏；叙解民倒悬的清官戏；讲因果报应的宗教戏；唱男欢女爱的爱情戏和淫秽下流的黄色戏。至于民歌、俚曲、故事、传说，也大抵离不开这几类的范围。

正统伦理道德对小传统的指导是显而易见的。忠孝节义四个字，从观念上讲，绝少有哪出戏会公然违背之。乡民之于国家、皇权、等级、服从等观念及认知，大抵上是从忠良戏、清官戏中得来的。“精忠报国”是统治者的政治期待，也是乡民意中凄壮的艺术图景和朦胧的爱国理念。对孝行的推崇和对忤逆的谴责，对守节的揄扬和对不贞的贬抑，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戏剧的形象无形中迎合与强化了农民的伦理观念。

然而，小渠道对于正统道德又是一个不好的中介和过滤器，经过小渠道的倒手，正统观念往往被偷换成民间的私货。像有的关(羽)戏中“忠义”变成了不顾君臣大义的“义气”(义释曹操)，《二进宫》里忠臣保国化为一场讨封的交易。忠良戏和清官戏(包括传说和故事)中的帝王，大都昏庸卑下、低能好色、耳根软、好听信西宫(小老婆)的谗言、重用老丈人(西宫之父一般是位极人臣的太师)、纵容小舅子为非作歹、迫害忠良、祸害老百姓，总而言之，凡农村社会的种种失德，皇帝几乎全占上。皇帝的失德与忠良、清官的美德形成对照，带有相当的批判意味。周作人先生曾说：“利用神话来编喜剧，中国人民的智慧是很可佩服的，《闹天宫》之利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来陪衬一个毛猴，《天河配》之用西王母来陪衬一对牛女(耕织的男女)，都转变成很好的戏剧。”[4]至于本身就带点反叛意味的瓦岗戏、水浒戏，则更是充满了对皇权的戏谑和不敬。绍戏《龙虎斗》中“龙”(赵匡胤)被“虎”(呼延赞)狼狈地追杀，固然最终虎还是臣服于龙，但乡民们更感兴趣的倒是虎“手执钢鞭将你(龙)打”的过程。鲁迅笔下典型的农民形象阿Q十分热衷的这句唱词，反映了乡戏台上台下真实的心态。当士大夫口口声声“天王圣明”的时候，在乡民的口碑里却是昏君多、明君少，连康熙这样大家公认的“明君”，在民间宝卷里也犯过轻信国舅、任其把持朝政的错误。[5]“忠义”遭际如此，“孝悌”也有走样的时候，伦理戏中像《墙头记》那样谴责非孝行径的固然多，但渲染恶嫜虐媳(如《孔雀东南飞》)，兄长欺弟(如《断家私》)的也不少。在民间故事中，类似法国列那狐的角色，在中国往往变成了聪明的兔子。[6]道德评价的权重，显然放在了弱小卑下者的一边。

至于那些爱情戏及相关民歌，大胆追求爱情，冲破束缚，蔑视门第，让穷小子(书生)高攀贵门小姐，无疑也是对传统伦理秩序和常规的一种冲击。黄色戏和淫歌，虽说格调不高、肉欲横流，但其中所包含的农民大胆追求性爱、冲破压抑的情感，也无疑是对传统道学的一种挑战。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戏在士大夫手里还属于爱情戏，可到了民间却变成了黄色戏，如《西厢记》到民间化为淫秽的《大西厢》。道学家们诬乡戏为“淫戏”，从“性”方面的随意到伦理原则上的随意这两个层面来说，似乎并不错，也恰是因为如此，乡戏才令统治者头痛，历代都有禁戏令(从中央到地方)，但是谁也禁不了。

其实，道学家们大可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口诛笔伐，大动干戈。小渠道教育的叛逆从来都不是实质性的，它们嫌恶甚至丑化一个个具体的“王帽子”，[7]但却从不幻想不要帝王，也可以说是在用一种自己的方式呼唤“好皇帝”。他们对孝悌的疑义，至多只波及婆婆，从来也没有想过去触犯父权的尊严。水泊梁山的好汉最后还是要受招安，瓦岗寨的山贼也都成了“正果”，爱情戏中的叛逆也在大团圆的结局中驯服。乡戏塑造着农家意识，农家意识也在改造着乡戏，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观念世界不会出现奇迹，也不可能出现奇迹。

小渠道教育让农民见识了帝王威仪，知道了见皇帝要三呼万岁、三跪九叩，还让农民了解了江山有姓却能变易。另一方面农家氛围也把乡戏里的皇帝糟践成了颟顸的乡下土佬儿，尽可能地把乡下财主的恶德往他身上安。小渠道教育让农民知道了孝悌节义，但转过身来这些原则就被偷换成乡间道德的符号。有首据说由赵子昂夫人诗改良的民歌这样写道：“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捏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它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捏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小渠道与农民意识的关系，几类似之。

P12-14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来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入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歃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日《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