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孙子辉煌的一战
一、大战前的准备
自伍员、孙子共同制定及执行“三分疲楚”的战略后，楚国深受其苦。吴王阖闾三年时，就想用兵入楚疆，但是为孙子所劝阻，孙子考虑军旅战力未足，而且战前的形势安排未成，不宜用兵深入，因此仍然采取长期消耗的办法。所以自阖闾三年之后，无岁不有吴师，楚国确已被扰乱至精疲力竭的地步。吴军则一面搅扰牵制，一面又乘楚军不备时，夺取重要据点。其最大的收获是豫章之役，豫章在汉江淮水之间，即光州与寿州之间，是大别山区的出入通道。
吴王阖闾七年，吴人先引诱桐国（今安徽桐城）叛楚，再利用舒鸠（安徽省舒城县）人密报楚国，说吴国诱使桐人反叛，留下军旅防守，但是兵力不强，可以乘机袭取，同时还建议楚军水路、陆路并进，以水师迎战，以陆军断其后路。楚令尹囊瓦居然采用此建议，在这一年秋天出兵攻吴。
楚令尹囊瓦率水军，公子繁率陆军，水陆并进。不料吴人早知其作战部署，先虚放舟船溯江而上，牵制楚国水师，再以陆军埋伏舒鸠附近。公子繁之楚军中伏大败，逃到巢邑。吴人再以得胜之军攻囊瓦水师，抢到楚人舟船，囊瓦败逃，然后吴军围攻巢邑，捉住公子繁而归。这一役之后，大别山麓以东，汉水、淮河一带，全为吴国所有，各小国及东夷部落全部臣服，只要越过桐柏山、大别山，就可深入楚境了。
第二年，楚之属国唐、蔡叛楚，引起北方诸侯会盟。唐之国君唐成公，蔡之国君蔡昭侯，原来都臣属楚，以楚为霸主。两位国君来朝时，蔡侯有二佩二裘，以一佩一裘献楚昭王，另一佩裘自用，但是令尹囊瓦见佩裘俱为极品，向蔡侯索取，蔡侯不允，囊瓦便扣留在楚。不准蔡侯回归。唐成公入朝时，驾车双马为“肃霜”名种，囊瓦也想得到，唐成公不允，同样也扣留在楚，唐蔡两君在楚三年不得回国，于是左右私下盗马献给囊瓦，囊瓦就先放了唐成公。蔡侯看见唐成公已回国，便献出佩裘，也释放归国。蔡侯归国后，怒气填胸，矢志谋楚，于是奔走列国之间，并以世子元押在晋国为质，要借兵伐楚，晋定公且诉告周天子，于是在次年大会诸侯，准备与楚一战。
阖闾九年三月，晋、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齐、小邾，以及周天子之卿士刘卷，会于召陵（河南漯河郾区），准备进军。但是主帅是晋国士鞅，优柔寡断，各路诸侯又各怀二志，所以扰攘一阵便各自退兵，会盟便无疾而终。蔡侯自然大失所望，引军回国时，经过沈国（今河南汝南东南及安徽阜阳西北一带）时因为怨愤沈不会盟，就袭击沈国，虏其君而杀之。这件事激起楚国之怒，兴师伐蔡，包围蔡邑。蔡昭侯看晋国不可恃，转向吴国求援，愿意以次子干为质，请吴王阖闾出兵，于是吴国伐楚入郢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二、作战计划
蔡侯求援的消息传到，吴王阖闾便召伍员、孙子商议。阖闾说：“当初你们说还不能伐楚，现在的情形如何？”伍员、孙子回答说：“楚国主政的囊瓦，为人贪婪，唐、蔡都深为怨恨，君王如决定要攻楚，可以先结纳唐、蔡两国。”于是阖闾下决心“大伐”（大举进兵），一面派使者通告唐、蔡，并征调两国之军；一面拜孙子为大将，伍员、伯嚭为副，阖闾之弟夫概为先锋；另外以公子波留守都城以备越国；倾全国之兵，出发攻楚。
吴军在孙子筹划之下，其作战计划是分两路进兵。南路一军是主力，由潜邑越过大别山区，经峻山密林之地，由柏举（湖北麻城）进入汉水地区。北路一军乘舟渡淮水，在淮汭（安徽霍县）一带舍舟登陆，先行救蔡，再会同蔡国之军，越大隧（河南与湖北交界之大胜关）、直辕（武胜关）、冥厄（平靖关）三隘口，进入汉水地区，以与南路军会合，然后进入郢都。
至于楚军之作战，并没有预定计划。令尹囊瓦见吴军救蔡，便解蔡之围而退兵，并且向楚王告急，楚昭王即派沈尹戌率军支援。沈尹戌来到后与囊瓦商议，由囊瓦率主力在汉水西岸采取守势，沈尹戌自己则快速绕道至淮汭一带破坏吴军留下的舟船，然后退到大隧、直辕、冥厄三隘口，塞住吴军去路，成包夹形势，再由囊瓦以主力南北夹击。沈尹戌之计划是以吴人舍舟登陆，必然是以步兵为主，行动速度慢为依据的，所以计算行程必能抢在吴人之前，控制大隧、直辕、冥厄三隘口。而且楚军也不清楚吴兵南路已进入大别山区，以为北路军是主力，所以整个战略部署上完全是被动状态。
就地理形势而言，楚国占其地利，吴军伐楚只有四条路线可供取舍：一是溯长江而上，直达郢都；二是由潜、六、鸡父等大别山隘口入山，由柏举一带出大别山，进入江汉平原；三是由淮河西上，经桐柏山、大别山之间的大隧、直辕、冥厄三隘口，渡汉水，入郢都；四是渡淮河，经陈、蔡，取道申、吕（河南南阳），入襄阳，直达江汉一带。这四条伐楚的路线，第一条溯江而上，虽然便捷，但是水师力量有限，不解决楚国陆军，随时有被切断后路之可能；第四条路线需要绕道楚国北方，而楚国为对付中原诸国，常屯重兵于北方，而且借道陈、蔡、申、莒诸国，军旅难以保持其隐秘行踪。所以孙子决定并采第二、三条作战路线。
在当时而言，大别山区狉獉未辟，森木密布，是一个原始的未开发地带，仅有少数夷族往来。因此楚国亦未在大别山区屯驻重兵防守，总以为天险难越，不料俣军在孙子指挥之下，由不虞之道，行无人之径，其主力部队由潜邑（安徽霍县东北）进入大别山区，即是采取奇袭的手段，待楚人发觉后，吴军已至柏举（湖北麻城）。仓促应战，自然不敌，柏举一失，吴军便长驱直入郢都了。况且，越大别山入楚是孙子早已计划的战略，自阖闾三年起，吴军便不断扫荡潜、六、巢、鸡父、舒邑这一带地区，务使完全掌握，楚人优势形态已不存在，又不知依大别山布防，被吴人轻易度越，所以在交战之前，楚国已屈居劣势，再加上战术失当，自然非败不可了。
P74-77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主编寄语
余秋雨
我的书房里，书籍更替的频率很高，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这套书分量不小，长长一排多达六十多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一种重要经典。书的初版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算，已经三十多年了。
时报出版公司出过我的不少书，因此很熟。有一次，我对莫昭平社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要。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是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令人愉悦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琐，那么纠缠不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这套书的优点。
第一，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文化的主要典籍，不管是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还是科技、宗教、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不难想象，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浩荡规模。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其实，这套书的开阔胸襟、坦然情怀，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如果不知这种第一品性，也就失去了根本。
第二，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质感。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说：“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不赞成那种过于学术化、滥情化的中国文化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沉的误会。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里都很流行，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而越是浮薄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第三，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力。
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等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代的对话。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卉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成功。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题，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当贴切。
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恃怀，并由此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我感兴趣的还有以下这些标题：
《泽畔的悲歌》(楚辞)；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
《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
《瓜棚下的怪谭》(聊斋志异)；
《文学的御花园》(文选)：
《袈裟里的故事》(高僧传)；
《净土上的风烟》(洛阳伽蓝记)；
仅举这些例子，大家也许已经能够感受到白话文的特殊魅力。在这些白话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这就怪不得，在欧洲，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说了以上三个优点，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拜，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当作了至高无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好了，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多数是从大陆过去的，应该说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除了承认“触礁”的诚恳外，这套书的编写者还表现出了另一种诚恳，那就是肯定“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误”。为什么“必然”和“无可避免”？因为工程太大，经典太多，时间太远，而当代文化思维的变化又实在太快。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认真翻阅了这套书中的部分内容，发觉其中的主要缺点，并不是“偏差或遗误”，而是功力。什么功力？那就是横跨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功力和表达功力。以我看，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典的讲解能力不错，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深度，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学人和作家来继续做这件事，因为这套书毕竟编写于三十多年前，已立草创之功，已开风气之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大陆由于政治运动，曾经中断过对古典文化的亲近，但毕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陆在文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在风雨岁月中的深刻体验，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知，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惊人，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也容易期待。
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是为推荐。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孙子兵法是影响了中国史，也影响了世界史的一部智慧书。《孙子兵法(影响全球史的中国谋略)》叙述了孙子的身世和孙子一生事迹，使读者对于孙子其人，有较清晰的轮廓。重点对《孙子兵法》做了进一步分析，就战争原理和战略原则两方面研究孙子军事思想。同时附上《孙子兵法》的原文，及《古代的攻城器械》、《古代的守城器械》、《古代的火攻器械》，就古代作战时各项攻守武器作一分类说明，使现代的读者对古代战争形态有所认识。《孙子兵法(影响全球史的中国谋略)》由徐瑜编著。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年孙武所著，为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备的军事学著作。该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这部兵书共十三篇，内容涉及对战争的基本原则、作战原则、战略战术等问题的论述，对后世军事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不仅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视，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军事家所重视。
《孙子兵法(影响全球史的中国谋略)》由徐瑜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