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或《原华》。是辜鸿铭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以英文写成。1915年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曾被译成德、法、日等多国文字。“春秋大义”是该书英文版封面上原题的中文书名。“原华”是1922年英文版内扉页梁敦彦所题写的中文书名。

《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由国学大师辜鸿铭的一系列英文论文结集而成，是其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早期代表作品。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以旁征博引、汪洋恣肆的笔法，论述中国文化的精神要义，在彰显中国传统的独特价值的同时，也揭露了西方文明的深层弊病。

本书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被译为德语、法语、日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并多次再版。德国因为本书而掀起数十年的辜鸿铭热。

序言

导论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妇女

中国语言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一个大汉学家

中国学(一)

中国学(二)

附录

战争与战争的出路

《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自序

《中国人的精神》法译本译者自序

《中国人的精神》日译本序言

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人们只能利用物质力量来压抑和克制其内心的情欲，于是，原始人群无法不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自己的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的力量更强大、更有效的力量，就叫道德力。在过去的欧洲，这种道德力就是基督教，它曾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人们情欲。可现在这场血腥的战争已超越了它，这种状况似乎已经表明，基督教已然失去了其作为道德力量的效用。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去控制和约束人们的情欲，于是欧洲人民只好重新运用物质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卡莱尔一语所道破了真相，目前的欧洲“是混乱加上两条来福枪”。这种利用物质力量来维持秩序的行为，导致了军国主义。实际上，在今日的欧洲，军国主义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欧洲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

可是，军国主义又会导致战争，而战争就意味着破坏和毁灭。这样，欧洲人民便被逼迫到了这样的绝境：假如他们想摆脱军国主义，混乱就会破坏他们的文明；假如他们要继续保持军国主义，那么他们的文明将无法避免战争带来的浪费和毁灭而导致崩溃。然而，英国人说他们下决心要打倒普鲁士军国主义，基齐勒勋爵(Kitchner)相信他能够以三百万训练有素的军队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捣碎。

然而，在我看来，就算普鲁士军国主义真的就这样被捣碎了，那么继之而起的也只是另一个军国主义——我们又不得不予以捣碎的英国军国主义罢了。这样看来似乎就没有办法能摆脱此种恶性循环。

难道就真的没有可以摆脱的办法吗？不，我相信是有的。美国人爱默生这样说过：“我能够轻易地看到庸俗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堂枪崇拜者；正如上帝存在一样。毫无疑问不能以枪易枪，唯有以爱和正义的法则，方能导致一场干净的革命。”如今，欧洲人民如果的确想推倒军国主义，那么他们就只能采取一种行动方式，如爱默生所说不以枪易枪，而只能以爱和正义的法则去做——实际上，就是依靠道德力量。拥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会失去存在的必要从而自行消亡。可问题是，如今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丧失了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民向哪里去寻找这种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有效的道德力量呢？

我深信不疑，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存在于中国文明中的道德力量，将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便是“良民宗教”的作用。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没错，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战争于中国而言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m)，可是在欧洲，战争成了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不是不会打仗的，但是我们从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实际上，在我看来，欧洲国家最让人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倒不在于他们有那么多的战争，而是出于一种担心，他们每个人都总是担心其邻居一旦强大到某种程度，就要来抢夺或者谋害他们。因此他们自己便赶紧武装起来或者雇佣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自己。这样，欧洲人民身上负担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战争，而是不断地武装自己的需要，一种必须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绝对的需要。

在中国，因为我们中国有良民宗教，所以，人们并不觉得有用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必要。他几乎都不叫警察或运用类似警察这种物质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中国，一个人会受到他的邻居具有正义感的保护；会受到他的同事自觉自愿的出于道德义务感的保护。事实上，在中国，每个个体之所以不觉得有用物质力量保护自己的必要，是因为他毫不怀疑，公理和正义被公认为是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而道德责任感被公认为是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现在，如果你能让全世界都承认公理和正义是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及道德责任感是人们必须服从的东西，那么，利用物质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就没有必要了，而军国主义就会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当然，每个国家都总会有一小撮人和犯罪分子，世界上也会有少数野蛮人、暴徒，可能不会认可公理和正义是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及道德责任感是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的。因此，为了镇压罪犯和野蛮暴徒，一定数量的物质力或警察武力乃至军国主义的存在，在世界上，在各个国家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肯定也会有人又问我，你怎么做能让人类承认公理和正义是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呢？我的答复是，你必须使人类确信公理和正义的功效，使他们确信公理和正义乃是一种力量，也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然而，你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好，我来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良民宗教，在每个小孩刚能识字的时候，就教给他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

我认为，当今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其根源正是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即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的错误性，导致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不得不依赖于武力来维系。在欧洲，人们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宗教，二是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欧洲人民所以就范于秩序，主要依靠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畏惧。畏惧在这里就含有使用强权的意思。而为了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民不得不养活一大批奢侈而又游手好闲之辈，名日教士，不说别的，仅就其所意味着的惊人的奢侈而言，它最终就足以变成欧洲人民不堪忍受的累赘。事实上，三十年宗教战争，就是欧洲人民意欲摆脱教士的行动。在摆脱这些教士之后，欧洲人民又试图通过畏惧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不幸的是，要保持对法律的畏惧，欧洲人又不得不养活另一个更加奢侈浪费和游手好闲的阶层，名日军警。现在，欧洲人民又渐渐觉得用军警来维持秩序，甚至于比用教土还要糟糕。事实上，正如同在三十年战争中欧洲人民想要摆脱教士一样，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欧洲人民真正要做的，是摆脱军警。可是，如果欧洲人民要想摆脱军警，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重新招回教士以唤起人们对上帝的敬畏，要么去寻找其他的东西，像敬畏上帝和畏惧法律一样，帮助其维持社会秩序。我想，如果把问题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大家都会承认，这是战后摆在欧洲人民面前的一个非常之大的文明难题。p16-19

再版说明

本书于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出版。当时作为附录的一篇文章题为“战争与战争的出路”，现在“一战”已成历史，再印已无必要。因此这次再版时，我们拿掉了这篇附录，而代之以一篇题为《文明与无政府状态》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从出版于庚子事变后，即1901年的《尊王篇或总督衙门论文集》(现已绝版)一书中选出来的。

辜鸿铭

著名学者、散文家张中行

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哪些贡献，他(辜鸿铭)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

他(辜鸿铭)足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吴宓

辜氏久居外围，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悔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

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