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赔了本不说，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跑了，而第二个的我，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件易碎品，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叫做维思巴登。第二日，我穿了一条牛仔裤，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上了火车。火车沿了莱茵河行驶，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想家，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始终、永远地梗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旅行中，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因此，我再不可能彻底地快乐起来，而以后的旅行，意义也全不在于“‘陕乐”这两个字了。
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袁小平带了我去海德堡，为了一场露天广场举行的贝多芬音乐会。
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第一次到海德堡，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磨房”的地方所路经的。是一个雨天，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后来雨停了，我们不冒雨地逛了老城。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穿过几条小街，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向“磨房”进发。汽车驶进了海德堡，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好像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
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最后停在一爿小小的珠宝店门口。街上静静的，停了几辆汽车，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店铺关着门，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天气很好，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暖烘烘的。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她按了铃。
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在波恩大学读中文。我问她，为什么要读中文，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她回答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么简单，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然后，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门“嗞”一声响，我们推进门去，走过珠宝店的侧廊，上了楼梯。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叫，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另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这两位学生合租的。一共有两间卧房，一个厨房兼餐室，一个淋浴房，厕所则在外面楼梯转角处，这一层楼面合用。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望出去是一片屋脊，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难免又要惆怅一时。
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他早已做了准备，腌了蒜汁，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我几乎呛了起来，好像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很香。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一盆番茄沙司，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此时此刻，我并不懂得南方与北方的含义，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就向他询问德国的当代的著名音乐家。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显得斯文而持重，他学的是医学，于是便谈针灸，还有艾滋病。饭后，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便送了我们出来。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书店关了门，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其中有我的一篇，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然后，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便上了车，去大学了，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这一天晚上，在内卡河的对岸，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在四十年前，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场上，有一个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我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
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走出停车场，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使你不得不听懂了，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地抱歉，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史耐德，他们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便说，好像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是的。可是她是女的，而我是男的。”这时候，我看见了我们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那小店就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对面，很近很近。见我望那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想不想吃冰淇淋。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他却一径微笑着。然后史耐德告诉我：“音乐会是七点，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因为要爬山。现在是三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可以喝咖啡，谈话，也可以玩。”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那都是一些狭狭的长长的小街，两边是高高的墙，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会激起清脆的回音。P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