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顶山：动植物基因库
具有“动植物基因库”之称的贵州佛顶山，位于黔东南、黔北、铜仁交界处，横跨三地，主峰坐落在石阡县境内甘溪乡南部，海拔1869米，兼有泰山之雄伟、华山之峻峭、衡岳之烟云、峨嵋之清秀、雁荡之怪石。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梵净山难分伯仲，从古至今乃是佛教圣地。
贵州佛顶山自然保护区，保护着大面积原生状态的森林，是一座动植物和微生物种资源的宝库。山中有植物1069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珙桐和红豆杉，二级保护植物水青树、香果树、鹅掌树、野茶树，三级保护植物白辛树、天麻、八角莲等。142种鸟类和50种兽类中，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有大灵猫、小灵猫、猕猴、豹、青鼬、斑灵狸、林麝、飞虎等11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有红脚隼、红隼、松雀鹰、鸳鸯、白冠长尾雉等12种。
除了贵州的这座佛顶山外，在辽宁也有一座佛顶山。更巧的是，辽宁佛顶山也以动植物资源丰富著称。
辽宁佛顶山自然保护区，不但动植物种类繁多，而且还保持了原生状态的完整森林生态系统，是开展科学研究的良好基地。由山麓到山顶，可分为四个不同的自然景观带：即阔叶林带、针阔叶林带、岳桦林带、高山苔原带。这里还有第四纪冰川浩劫幸存下来的世界稀有的古化石植物紫杉(东北红豆杉)，以及闻名国内外的天女木兰。20世纪60年代曾引起世界植物分类学家及古生物学家极大兴趣的双蕊兰，也是在这里发现。
辽宁佛顶山的植物区是长白山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因植物物种丰富，群落组成复杂，垂直分布带谱比较明显，被称为东北“小长白”。在这座庞大的山脉体系中，可以看到原始风光、历史风光、军用设施和山水风光，特别是金秋十月，雾海红枫，醉倒游人。佛顶山因其像一座佛，头顶光秃，前方乃木盂子镇，山体是一佛手敲木盂，因而称其为佛顶山，也是国内摄影爱好者的理想创作之地。
登上山顶，云雾缭绕。其壮美为历代人所赞美。据考证，抗日名将杨靖宇也曾在佛顶山留下足迹，使其更具有浓厚的历史人文色彩。所以它也是人们旅游休闲，体会大自然的理想之地。天柱山：擎天一柱天地间
有“古南岳”之称的天柱山坐落在安徽省潜山县境内，濒临长江，属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区和全国著名森林公园。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刘彻南巡，封天柱山为“南岳”，后隋文帝杨坚志在南疆，改南岳为湖南的衡山。南岳南移以后，人们仍尊称天柱山为“古南岳”。
天柱山地处大别山的东南麓，属南北交汇地带。因而它兼具北山之雄伟，南山之秀丽。333平方公里的景区内，以雄、奇、灵、秀的自然风光著称于世。
这里是峰的海洋。主峰——天柱峰，海拔1488.4米，它浑身石骨，状若石柱，直指苍穹。白居易有诗赞：“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雷。”在主峰的周围，有海拔千米以上的雄峰45座，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峰海”。这里是石的国度。天柱山是石头垒成的山，越到山顶，石头越多，有的山峰本身就是一块整石，给人铁骨铮铮的感觉。天柱山的奇石就遍布在众山之中，如：鹦哥起舞、蜒蚰爬壁、娘娘晒鞋、犀牛望月等，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里是洞的世界。天柱山知名的山洞有53个，其中大多汇集在海拔千米以上，其中尤以被誉为“全国花岗岩第一秘府”的神秘谷最为著名。置身洞中，仿佛进入洞天世界，迂回盘绕，其乐无穷。这里是水的宝库。天柱山被两河(潜河、皖河)夹峙，水资源十分丰富。由九条瀑布组成的瀑布群，令人叹为观止。飘云瀑犹如一条七色彩带飘荡在山问，全国第三大高山平湖的“炼丹湖”犹如一面明镜，镶嵌在群峰之中。
天柱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殊的环境给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天柱山现有植物119科，形成了“杜鹃闹春、白莲嬉夏、红叶醉秋、黄杨笑冬”的奇特景观。由于天柱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因而这里又是动物的王国，至今仍有虎、豹、野猪、小灵猫等珍禽异兽出没其间。
天柱山能跻身于首批44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列，不仅因为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更在于它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天柱山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是古皖国的封地。由于皖伯大夫体察民情，施行德政，皆称山为“皖山”、水为“皖水”。安徽省的简称“皖”来源于此。我国最早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亦在于此。诗中主人翁焦仲卿、刘兰芝之阎悲壮的爱情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自古江南出美女，三国佳丽大乔、小乔便是天柱山人。从胭脂井的遗址旁还能想象她们当年对井梳妆的倩影。历代名人如李白、自居易、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对天柱山情有独钟，他们不仅在此存留了近400方的摩崖石刻，而且还将此地作为自己理想的归宿。此外，天柱山一直是佛道两教明争暗夺的宝地。道家尊天柱山为第十四洞天、五十七福地，佛教禅宗三祖的道场也设立于此。如今，三祖禅寺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对外开放寺院之一。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天柱山钟灵毓秀、人才辈出。京剧鼻祖程长庚、现代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杂技皇后夏菊花、黄梅戏新秀韩再芬等等，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天柱儿女从这里走了出去，他们有的成为历史名人，有的成为时代精英，皆是天柱人的骄傲。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博大精深的人文景观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把最美的风光，最好的景点开发奉献出来，已成为当代天柱人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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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比如说孟子、苟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即对待人生、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i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的思维模式；善于协调，讲究秩序，在人伦日用中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中国文化的源头如此，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包括汉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遵从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神的人生价值观，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适，或回归自然，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可以说，这些朝代，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最开人们心智、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从审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的观照，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主题得到了提升，感悟与生命同在，境界与天地相齐，一种深远的“禅意”油然而生……从总体境界上来看，这一阶段的各类艺术形式，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艺术的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土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近现代之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连连，再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渗入，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传统的艺术精神更进一步沉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实用主义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术精神缺失，艺术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士大夫精神更是变身为犬儒主义。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肤浅：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布衣青衫变成了披红挂绿，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洁身自好变成了争相取宠，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幽默风趣变成庸俗不堪……如果说是与非，美与丑是人类最基本标准的话，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基本标准都在丧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也分辨不了美与丑。“文革”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现在，似乎是一场“群魔乱舞”的电视春节晚会代表着最高艺术水准。这样的现象，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那么，以我的理解，当代教育最大的失败，甚至不是传统丢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这一点，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对于生活没有感觉，对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质，只是金钱，只是对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判断。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别力，以及对于艺术、心灵的觉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样表现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导向的结果。一个人的审美，是与道德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的缺失，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个对美缺乏判断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工业主义所奴役，成为过度现代化的牺牲品。在很多时候，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匮乏的机器。
现在，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该丛书旨在“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器物发明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继第一辑十本书受到业界、读者的广泛好评之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又趁势推出第二辑“物华灼灼”和第三辑“文质彬彬”，加在一起又有20本，这两辑丛书在第一辑相对比较宏大叙事的基础上，着力聚焦中华文化的细节之美，视角更为开阔，叙述更为细腻。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上个世纪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五育”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还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并且相对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为人接受。通过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培育出向上的力量。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美的熏陶，有对于美丑的正确判断，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并且，美与是非，与善恶，与道德，与人类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根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一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
也许，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众多高大雄伟的山脉按照不同走向构成了中国地形的“骨 架”，并形成许多山系。中国的山之美，或青翠欲滴，或高耸巍峨，或云缠雾绕，或苍凉雄壮，或色彩斑斓，一万座山肯定有一万种美。
从站在地球之巅的珠穆朗玛、世界的中心冈仁波齐、云中的天堂南迦巴瓦、蜀山皇后四姑娘山、香格里拉的坐标稻城三神山，一直写到上帝的盆景黄山、徐霞客钟爱的雁荡山、通往佛国的梵净山、令人疯狂的张掖丹 霞、漫步在云端的阿里山……《最美的山岳》全书力图通过这些山，让读者产生共鸣：游山玩水识地貌，感受中国的地大物博。
《最美的山岳》由郎西娜编写。
郎西娜编写的这本《最美的山岳》一部深入浅出的描绘大好河山的小书，以艺术性、趣味性为标准，打开一座地球和中华文明的巨大宝库，揭开进化的神秘，直面中国地理地貌的震撼。本书精心选择了中国50座山，涉及到人文、地理、风光等方面。单篇约1000余字，力求在较短的篇幅，通过诗意化的描述，写出每一座山的灵魂，以期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