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作品系列：山里山外》的主要人物，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时至今日，“流亡学生”这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当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军队大举侵华，占领中国广大的土地。在日军占领区（当时称为沦陷区），日本改变了教育的精神和课程内容以配合侵略，许多青年不肯进入这样的学校，冒险穿过封锁线到后方流亡，即所谓流亡学生。在广大的后方有很多专设的学校收容他们，这种学校常为了战局变化而游动迁移，被称为流亡学校。

《山里山外》是《碎琉璃》的姊妹篇。是以作者王鼎钧的亲历为基础，经过艺术处理，多层次展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和基层民众生活的纪实散文长篇。《山里山外》描写流亡学生的生活实况，他们的感怀、理念、梦想和抱负，以及对前途的焦虑与信仰的空虚。黑暗中见光明，困苦中有诗意。又以另一只眼，观察到号兵、教官、难民、壮丁、保长、山里村民等普通民众境况、心态，堪称抗战社会史。

序言

天鹅蛋 1

号圣的传人31

申包胥 63

谁在恋爱 91

战争压力 123

捉汉奸 163

车上车下 201

山里山外 247

小媳妇 299

分久必合 339

合久必分（一） 371

合久必分（二）403

跋（袁慕直）445

1

“他的年龄还小，正好是读书的时候。”“他的年龄不小了，可以照顾自己了。”两句话看起来互不相关，却像把钳子有个交叉点。它夹住了失学的我，把我推到县城南关来了。

2

南关住着百来户人家，有一座高大的教堂，站在城南门口可以望见教堂绿色的屋顶，站在教堂门口可以望见城门楼上白里透红的太阳旗。城门口站着日本兵，日本人个子矮，步枪上的刺刀却特别长。为了离那刺刀远一点，南关的人轻易不肯进城，四乡来的人也多半尽量在南关盘桓，于是南关渐渐有了它特殊的地位，产生了一些人物，酝酿一些令人兴奋的事件。

我到南关教会找杨牧师，由他安排我到大后方去读书，我一想起他宽阔的骨骼，厚重的肌肉，就觉得他可靠。有人说，只要看看杨牧师走路，就知道什么是脚踏实地。听说大后方有一座学校专门收容日军占领区失学的青少年，公家负担一切费用，还发给每个学生一支钢笔，一把手枪。学生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出操打靶，晚上演戏唱歌，已经有很多人千里迢迢投奔到那里去了。我想进这座学校想得心发烫，恨不得一箭射到。那时没有想到，箭一经射出去，自己就不能回来了。

路远，心急，虽然季节是凉秋，也走出了汗来，走到暮色苍茫才走进杨牧师的家，是匍匐着环绕在礼拜堂旁边的许多住宅之一。那礼拜堂大得出名，成了附近的一个名胜，晚上黑漆漆、空洞洞的，里面好像藏着天使天军，令我悚然快步越过。杨家客厅里灯光昏黄，除了牧师和师母，有两个女生在座。师母一看见我，就问我吃晚饭了没有，牧师一看见我，就用他温热肥大的手抓住我：“你来得正好，你的心愿，令尊令堂对我说过好几次了，现在有机会。我给你们介绍，你可以跟这两位女同学同路，求主引导你们！”

师母听说我吃过晚饭，就不再说什么，静静地坐在旁边。牧师忙着替我们三个交换名字，两个女生，比较胖的叫虞歌，有一张银盆脸，留一条满把粗的大辫子，要是在夏天，这条辫子下面的衣服一定被汗湿透。另一个又黄又瘦，看样子秋风一吹就倒，可巧名字就叫吴菊秋！

牧师这天晚上很高兴，他一高兴就黑脸膛发亮。虞歌的辫子和眼睛也发亮，电灯虽然昏黄，小屋里另有一种光华。牧师称赞：“感谢主，你们有志气！虞歌，你比他们两个大，算是他们的姐姐，以后要照顾他们！”两个女生四只黑溜溜的眼睛看我，好像要看出我有没资格做弟弟，我哪里禁得住这样看，慌忙低下了头。虞歌说：“看他的样子怪老实的。——你到大后方去，家里不反对吗？”我知道后一句是问我。我抬不起头来，只好提高声音：“不反对。”第二个问题逼得紧：“如果你家里反对，怎么办？”我说：“我要急死了。”第三个问题：“除了急死，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答不上来，更不敢抬头了。屋子里的人都笑，师母说：“老实人就是这样！”

3

这天夜里我住教会的招待所。大家分手的时候，牧师说，他明天给我们准备证件，后天可以上火车，下了火车，还有几天步行。夜里太兴奋，睡不稳，一心幻想以后的情况，好容易睡着了，又做噩梦，梦见火车走着走着，忽然听见一声“立正！”声音洪亮威严。这时候，同车的一个小伙子蓦地站起，说时迟，那时快，两把刺刀对准他，然后拿绳子的过来，把小伙子五花大绑捆好牵出车厢。我一惊而醒，四肢动弹不得，好像绳子捆在我身上。我怎么会做这个梦，这是唐老师告诉我的故事呀！唐老师说，受过严格军训的人，一听到立正的口令，会忘记一切，笔直站好，东洋特务利用这个办法试探行人，捉拿国军。我们这一路关卡重重，惊险想必不少，想着想着，又觉得新鲜刺激，又觉得害怕。猜不透，更想猜，一心等着猜破了是什么样子。

4

南关后面有条小河，一直向东流去。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到河边散步，恰巧吴菊秋来洗衣服，她提着一只大篮子，里面衣服堆得好高。我说：“你要洗这么多衣服！”她淡淡地说：“我家人多。”我见她手指在水里泡肿了，蹲下来想帮她的忙，河水冰得我骨节酸痛，只好把手缩回擦干。她顺手捞起一块圆石塞在我的手里：“拿去，好好收着，这叫天鹅蛋！”她倒不在乎水冷，把湿透了的脏衣服放在石头上揉搓，扬起棒槌准备捶打，望也不望我一眼：“你再不走开，冷水要进到你脸上去了。”

巧中有巧，虞歌也来了。她很惊讶：“你在什么地方找到天鹅蛋？”我也惊讶：“你怎么也跟它叫天鹅蛋？”她说：“你真的不知道？这条河叫天鹅河，它发源的地方叫天鹅山。”我说：“我只知道有个天鹅山，不知道有天鹅蛋。刚才吴同学送给我的时候，我还以为她开玩笑呢！”仔细看这枚圆石，果然像蛋一样椭圆，而且外表细致光滑，真的像是掉下去会摔破的样子。

P3－7

这本书本来没有序，现在发现序言必不可少。

书前有序，等于一个陌生人来到你家先拿出一封介绍信。

《山里山外》的主要人物，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

时至今日，“流亡学生”这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当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军队大举侵华，占领中国广大的土地。在日军占领区（当时称为沦陷区），日本改变了教育的精神和课程内容以配合侵略，许多青年不肯进入这样的学校，冒险穿过封锁线到后方流亡，即所谓流亡学生。在广大的后方有很多专设的学校收容他们，这种学校常为了战局变化而游动迁移，被称为流亡学校。

《山里山外》就是以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为背景写成的。

笔者是因为做“流亡学生”而少小离家的，流亡期间，历经匮乏残破的种种场景。后来年齿增长，阅世渐深，回首前尘，发现了画面之瑰丽奇伟。

那些流亡学生，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腋毛初生，夜间尿床的习惯未改，竟也辞枝离柯，漂泊在兵凶战危的边缘。他们的父母是怎样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呢？

那些流亡学生，有些来自富商巨绅之家，既来之后，苍白惨绿的青年，立刻剃光头发，穿上有虱子带汗臭的军装；血色艳丽的大姑娘，立刻脱下丝袜，换上能磨出血泡来的草鞋。他们又是怎样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呢？

当时，整个大后方的门户为流亡学生打开，任何机关都会为你提供你需要的消息，任何家庭都可以接待你一宿一餐，从没有人向你要证件，没有人卑视你是乞丐，怀疑你是间谍。

那时，社会又怎会有如此的坦荡宽容呢！

据我所知，流亡学生是一群梦游的人，杀风景的是，周围有许多精于测算长于透视的眼睛注视他们。有人设想流亡学生很浪漫，在半饥半寒中行吟大地，那是只看到（或说出）一个层面。

八年抗战有似一条弹道，有升弧、降弧，最后弹头落地开花，炸醒了各式各样的梦，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和流亡学生的。身为大气流中的一尘，流亡学生也走过升弧和降弧。

无论如何，对日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总算躬逢其盛。日军侵华是中国的大灾难，青年人及时接受了这场灾难的磨炼，却可以视之为得天独厚，不管后来造化怎样弄人，都不能夺去我们的收获。

弹头落地也能成为跳弹，重新创造一个升弧。

我中年以前崇拜英雄，中年以后把感情交给无名的苍头众生。所以致此，是因为我发现了“英雄不仁，以群众为刍狗”。我不能控制情感的转移，我的机遇、处境、文学旨趣都起了变化。

我们那群流亡学生都是天地预设的小人物。“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灵数十年。”数十年音讯断绝，他们的遭际常使我惊疑忧念。如果一颗陨星沉落了使人震撼，那么满河繁星流泻一空又何以堪？

不仅此也，我虽在乡镇生长，对农村农人却甚陌生，对土地亦不亲切。战时流亡，深入农村，住在农家，偶尔也接触农事，受农人的启发、感动，铸印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抗战八年，实在是农民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军人是血肉长城，其兵源也大半是农家子弟。他们的形象和我的意念永远联结。流亡期间，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和大地有了亲密的关系。祖国大地，我一寸一寸地看过，一缕一缕地数过，相逢不易，再见为难，连牛蹄坑印里的积水都美丽，地上飘过的一片云影都是永恒。我的家国情怀这才牢不可破。  做流亡学生扩大了我关怀的层面，这份关怀，多年以来是我精神上的郁结，纾解之道，对我来说只有写作。有一次（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和一位电影导演同赴基隆演讲，事后又同乘一辆吉普回台北，路上谈天，才知道彼此都曾是流亡学生。我们在车中同唱当年的歌曲，泪眼相看，彼此都说要用流亡学生做题材完成一部作品。那时已有人听不懂我们唱的歌。那时已有人说，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抗战经验，对抗战的题材没有兴趣。那时我就说，如果欣赏作品以重温自己的生活经验为限，世上将没有几本小说几部电影可看。我们正要从作品中看别人的生活，看那些与自己不同的生活，以增进我们对人的了解与谅解，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境界。时至今日，又是多少年过去，我的意见没有改变，——别人的意见似乎也没有改变。

《山里山外》在一九八四年由台北的洪范书店出版，最后一章写得很差，常引以为憾。今日海峡两岸已打破隔绝，故人的消息陆续传来，得以重新回顾当年的甘苦，当年懵然不知或知而未详的事件也得以补充。现在把原书最后一章删去，另写三章增入，少一缺陷，了一心愿。书成，商得洪范同意，由我自己继续印行。

无论如何我得感谢当年创办流亡中学的人，他提供机会使我们有书可读。事无全美，读书便佳。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中自有人师。估计沿着沦陷区边缘设立的数十所中学，吸纳造就了大约二十万青年。在非常时期、非常地区创办这样非常的学校，定非寻常人物，事到如今，那些人一世勋业皆成镜花水月，唯有“偶尔”办了这么个学校，是不可磨灭的一大功德。

俱往矣，但是你做的好事，人们永远记得；你做的坏事，人们也会永远记得。

然而本书并不是某人某人的传记，也不是某一学校的实录，它的内容有许多来源，作者再加以综合变奏，以纳入文学的形式。它努力扩大了现实，也隐藏了现实。书中人物只能作“甄士隐”看。来，我们何必穿凿附会？我们一同激浊扬清。

袁慕直

我和鼎钧兄是抗战时期流亡中学的同窗，数十年来虽流离播迁，却常常不约而同住在一个城市，音问不断。他以流亡学生为背景的《山里山外》写成，我是第一个读者。现在他把这本书增删改写，重新出版，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当然不能推辞。

抗战八年，流亡学生极多，情况不尽相同。有大学、有中学，有的在战事初起全校集体内迁，有的在沦陷几年后个别弃家投奔；有的读书环境甚为安定；有的随战局推移辗转游动。《山里山外》的背景，是收容个别投奔的青少年组织而成、因日军进逼而横越三省的一所中学，那是我们熟悉的生活，也是变化极多、磨炼极大的一种生活，我想，当然也就是最宜作为文学题材的一种生活。

对于我和鼎钧兄这一代人来说，抗战是我们的峥嵘岁月，因为：第一，我们曾全力投入；第二，我们的身心发展人格形成皆受其影响；第三，无论如何抗战最后是胜利了，给我们一个圆满的安慰。自此以后，一人一家仍有其兴奋欢乐，但再也未能跻登“普天同庆”的层面与之融合。鼎钧兄以“过来人”身份，为“未来人”说出色声香味触法，一片心血，无限天机。无论如何这才是他最重要的一本作品。

我们流亡的时候幕天席地，全班四十人只有三本几何，那时我说这样的学校将来只能出文学家不能出科学家。鼎钧兄数十年来写作不辍，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效忠；他这本书不突出自己，不粉饰丑恶，不埋没善良，不阿谀权要，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效忠。至于写作技术，如章法之严谨，描写之生动，寓意之深远，那真是“余事”了。流亡学校何幸，当年收了这么一个学生；有志于文学的鼎钩兄又何幸，得进入这么一个“作家预备学校”。

我特别指出：《山里山外》虽以流亡学生为干，却又巧妙地向外延伸，有枝叶繁茂花果鲜美之盛。以“山”来说，“抗日靠山”，鼎钧兄对山自有其体会。他写到流亡学生入山之后：

……有一座山叫飞母峰，这个名称的来历是：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走那悬藤般的小径，下面是一泻千里的河。突然，孩子失足掉下去了，母亲看见波浪接住孩子，缠裹着孩子，以惊心动魄的速度，把孩子冲到下游去了。她，一个弱女子，长啸一声，绝命追赶，竟然赶上了孩子，竟然飞到波浪的前面，立时化作一座大山，挡住了河的去路，要河交出她的孩子。那凶神恶煞似的河水吓了÷跳，急忙转个弯儿，翻了个筋斗，兔脱而去。而那母亲，已经化作了山，不能移动，眼睁睁看着孩子消失，至今待在原处无计可施。

这一段小穿插可谓奇峰突起，它固然影射了“儿行千里路，母担万里忧”的场面，但更进一步也可以说有“服食求长生，多为药所误”的感叹。今人所说的“无力感”，也可以借此表露无遗了。

再看一段：

山是怒气，山是冤魂。当初(天晓得那是什么时候)这里是平地，是良田美池鸡犬人家。在某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这里的人誓死反抗，征服者来了个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一夜之间(夜可以变出许多奇迹来)这里忽然涌出一群山峰，像一锅沸腾的水涌起，泻落，拒人千里，家畜都化为山中的虎狼。新皇帝征服了这片土地，可是没有办法统治。据说这些山本来还要拔高，还想扩大，玉皇大帝知道了说不行，说此事应适可而止，唯恐山峰戳破了天，山脚压翻了地。天帝命仙女用金针刺每一座山的尖顶，山就停止发育，并且露出了受挫折的模样。这样写山已是“前无古人”，更警人的是接下去：

山披着灰衣，是一群沉默的吊客，可是太阳出来了，山换了浅色的上衣，梳洗过，用筋骨脉络显示了仪容。太阳升高，山的眼睛亮了，服饰灿烂了，身段架势摆出来了，由天地舞台的一角走到中央来了。山是在举行时装表演，我看不出它蓄怒反抗，不共戴天。也许那是历史陈迹，是它们祖先的事，现存的山已是子孙，没有切肤之痛。也许自从挨了天帝的金针以后它们就软化，代久年湮，由不甘而自然。

凡是懂得“象征”的人，都不须别人注释。这“看山不是山”的写法，贯通人性，笼罩历史，极高明而道中庸。

本书的大事件大情节并无传奇浪漫之处，它的手法十分写实，作者不曾也不该把流亡学生写成嬉不知愁的少年游。流亡学生主要的心结是前途的焦虑和信仰的空虚，此二者，这一代和前一代都有的吧，下一代青少年也会有的吧，那么，表现此二者的文学作品，不论其背景是历史宫闱，十里洋场还是边疆荒原，都是可以通古而贯今的吧！

我们熟知的抗战文学俱以写实手法完成，《山里山外》亦然，前述我认为象征的部分，也放在民间传说名下，以沿途见闻处理，好使风格统一。抗战前后正值写实主义挂帅，那时期抗战文学是此一风尚的重要产物，鼎钧兄为后出的作家，他的作品早有追逐现代主义的倾向，如今以抗战为题材，却又纳入故道。鼎钧兄在《文学种子》里说写小说的人有记录癖，尤其是长篇小说。(也许可以加上一句：尤其是写抗战背景的小说！)只有写实手法最能满足此一癖好。抗战是我们不忍任其与时俱逝的时代，也是我们可以率性恣情笔之于书的时代。

由于写实之故，《山里山外》留下若干社会史的材料掌故，足以入“渔樵闲话”。例如流亡学生生了一身疥疮，男女约会只能背靠背坐着，后脑勺儿摩擦后脑勺儿，由于用火药治疮，爆出顾兰和曹茂本轰轰烈烈的恋爱。流亡学生跑警报，带着“文具板”疏散到野外上课，这文具板是：

我们每人有这么一块木板，如果你坐着，就把它铺在膝上，如果你站着，就把它挂在胸前。它在左上角有一个洞，正好放你的墨盒，它的右上角和左下角各有一个小孔，穿上一根绳子就是背带。他们把植物的杆削尖，蘸着墨汁写笔记，这是现代的“囊萤、映雪”。到了后来，学生根本买不起纸，于是数学课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场面：

她(数学老师)掏钱买纸，用毛笔大字抄写课文，再把它像壁报一样贴在墙上，学生面壁研习，手拿瓦片树枝，墙根地面权当演算用的稿纸。……她常常从办公室里拉着椅子出来，坐在操场中心，看学生在她四周伏地解题，在烈日下挺着大肚子走满操场改卷子。

这是现代的“欧母画荻”。从这样的学习环境走出来的学生，现在已有人做了大学校长！今人常叹劝学的故事难找，说来说去仍是囊萤、映雪，这真是“卖金的遇不着买金”的了。

《山里山外》几个主要的人物都经用心刻画，工笔白描，一丝不苟，作者对少时的伙伴显然热切怀念，而以“画面写真”遣之。《山里山外》主要的场景在农村，对农村行政则出之以冷酷的观察，作无言的讽刺。在“捉汉奸”一章，当一个跛腿的不识字的村长出现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省府要他照顾流亡学生：

“公文？好像没有，也许是油印的吧。公文到我手里我先用鼻子闻一闻，闻到了油墨的气味，我是不拆封的。”……我仍然要他看公文，他干脆告诉我：“我孙子拿去擦屁股了！”

为什么油印的公文可以不办？我再解释一下。凡是油印的公文都是大量行文，各县各区各镇各村都有一份，当时物质条件很艰难，只能油印，其中大约都是堂皇的空话，或是乡村无法实行的全国性规定，地方基层只有搁置了事，至于“孙子拿去擦屁股”，那就完全无情了。

我还记得，抗战时期有人称保长办公室为“仰止堂”。当年公文程式烦琐，下行文结尾照例有一句：“仰即遵办为要！”中央行到省，要他“仰即”如何如何，由专员公署再往下一层一层地转，到县、到区、到乡，一路“仰即”，到保长为止，保不再往下行文，故日“仰止”。在“仰止”之处抬头看，黑压压一大堆“仰”字如泰山压顶。作者写到《山里山外》一章时干脆把形势点明了：“她们虽然住在山下，却像是压在山底下。”

流亡学生以“学兵”身份借住农家，顺理成章。“这年头，哪家没住过兵？……”“再小农家，也能为路过的大兵挤出一间房子来。”入我堂，据我床，饮我浆，农民哪还有隐私，“军事第一”诚非虚语。写到上英文课时，作者在千万句英文中引了一句英国人说的“吾家者，吾之堡垒也”，恐怕是有心拈来映带前文吧。军民关系如此密切，但日本飞机丢下来的未爆弹却无人代为除去。这颗炸弹插在四合房的天井里，使全家逃迁，房屋废置，军队少了几间可住的房子。庶政失修，细民失所，政府的空间随之缩小，立竿见影，因果有定。于此等处，作者其有意耶，其无意耶？

我细读了最后补写的三章。作者的企图很明显，他想把前面许多独立的线头拢合编结，使全书多完整。全书结束，于主要人物从军出走，当时外侮深入，年轻人慷慨长征自是壮举美谈，但那该另写一本书。“人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人的此种心理常常借阅读反映出来，多数人乐于看见流亡学生修成正果，如果《山里山外》最后没有学潮，没有从军，仍在学业与爱情上做文章，最后作一附录，说书中某某人后来做了大官，某某人后来发了大财，某某人成就了大学问，画龙点睛，何等生动！市场效应必然不同。但鼎钧兄志在写自己的回忆，不在写想象，所以，《山里山外》虽说不是某一人的传记，虽说不是某一学校的实录，“想象”究竟只决定了战术，没决定战略。但愿知音常在，文心不朽，鼎钧兄反映的江山世界，伏设的微言大义，功不唐捐！

读王鼎钧的《山里山外》，就是在读着一个灵魂在战乱里的烙印，读着一颗心在烈火里的锻炼。流泪是因为他的伤痛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伤痛，微笑是因为幸好他有着一个真诚的灵魂。

——席慕容

流亡期间，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和大地有了亲密的关系。祖国大地，我一寸一寸地看过，一缕一缕地数过，相逢不易，再见为难，连牛蹄坑印里的积水都美丽，地上飘过的一片云影都是永恒。我的家国情怀这才牢不可破。

——王鼎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