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世卿而言，他生活在一个很坏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说很坏，是因为他身为汉人，却生活在契丹人的统治之下，而且时逢“比年以来，群黎凋弊”的辽王朝走向没落的年代；说很好，是因为他虽在异族的统治下，虽在一个破落的时代，却凭着家势和聪明，活得还不赖，甚至可以说相当成功。……”这是来自王兆成主编的《历史学家茶座(总第30辑2012第4辑)》的节选部分。

当下谈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确有几分尴尬。史学在今日中国的影响力，不但无法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相提并论，即使与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相比也已落下风。哲学已通过理论上的新陈代谢融人国际主流话语，文学则以诺贝尔奖迈出了其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唯有史学、特别是历史理论，至今仍处在“文革”造成的巨幅震荡之后的盘整阶段，甚至还滞留在“亚文革状态”。造成中国史学目前窘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史家社会责任感在近二十年来的持续弱化是重要原因。于是便有了《历史学家茶座(总第30辑2012第4辑)》。

而史学家们如果在这时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一点，相信中国崛起的历史根基必将得到重新理解和诠释。唯其如此，史学才会改变目前被边缘化的遭际，重获知识界的尊重，重返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这便是王兆成主编的《历史学家茶座(总第30辑2012第4辑)》的意义所在

卷首语

文明复兴，史学何为

封面文章

宣化辽墓：张世卿的世俗幸福生活

历史现场

冉昭德日记(四)

利比亚日记(2003年3月29日～4月10日)

学坛述往

我和胡适作邻居

黄永年与顾颉刚

高全朴其人其事

重读民国史

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的“青岛会谈”内幕

小数点之谜——1947年孚中、扬子公司结购外汇事件

人物春秋

孙科与陈世材

胡佛与义和团的战争

旧案重审

王直：海禁政策逼出来的“倭寇王”

还原“滇案”中马嘉理的真实身份

公私档案

曾国藩和赵烈文密谈录(上)

李劫人书信中的四川“大饥荒”(下)

掌故钩沉

夭折的晚清中国军工内迁计划

耄耄记吃

我和胡适作邻居

邓可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全家(父亲邓广铭、母亲、我和妹妹)于1946年春夏先后从重庆回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一号。而于1946年7月刚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我家住的南房和胡家的四合院仅隔着一条窄窄的院落，我家的屋门和胡家客厅高大的南窗相望。我们两家成了近邻。

“东厂”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明代太监的特务机构就设在这里。此后屡经变迁，到了清初，这里被建成屋宇园亭具备的王府。据记载，清代先后有三位“大学士”(瑞麟、沈桂芬、荣禄)在此居住。民国初年，曾被袁世凯买下送给黎元洪。及至抗战胜利后我们人住时，园林虽已荒芜，但遗迹犹存，格局未变。园内的几处房屋，住着著名学者梁思永(梁启超之子)、汤用彤。东南部的一座四合院，住着傅斯年、张政娘、王崇武。而胡适的住处则位于大院的西南部，离一号大门很近。这座“四合院”面积虽大，却并不太规范。北面五问正房，是胡适的书房和卧室；东西两侧有走廊；高大的南房，一进门是一面高高的镜子，右侧是连通的大客厅(或称“会议室”)。胡适的到来，更使这时的“东厂”成为名人荟萃所在。

父亲当时任职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同时又兼任校长室的秘书。他说这个“秘书”是纯义务的，既无聘书，又无补贴，他在系里的教学任务也未减少。但他和胡适的师生情谊渊源已久。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毕业论文《陈龙川传》的导师就是胡适。这篇论文得了95分，并被称为“这是一本可读的传记”。他研究辛稼轩，也受到了胡适的鼓励和帮助。经过八年抗战，师生重逢，父亲是很愿意尽这个“义务”的。

父亲除定时到孑民堂的校长室办公外，还常到胡校长家当面请教、处理一些事务。有时他也把我带去。记得每次见了面，胡先生总是客气地叫我一声“小姐”。当时我正读高中，年轻幼稚，只是旁听他们交谈。但胡适的学者风范、他的平和待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从他身上看到“校长”加“学者”的楷模。我读他的《藏晖室札记》(《胡适留学日记》)，也觉得这是日记的范本，后来我的日记也一度学其写法。我曾请他在我的一本小纪念册上题字，他写了一句老子的话：“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为什么不写他自己的名言，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呢，可能因为他想告诉我的，不仅是“治学”的方法，而且是为人处事的道理吧。

胡适先生的婚姻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胡太太给我的印象是心宽体胖、待人亲切。她有时到我家串门，找我母亲聊天，说得一口安徽家乡话，总是乐呵呵的。他们一家过得和谐安详。小儿子胡思杜和他们一起生活。听说吃饭时儿子给父亲盛饭，父亲还要说声“谢谢”。

1947年和1948年，胡适、黎锦熙和邓广铭三人合编了《齐白石年谱》。初稿编成时，父亲就交给我一个任务：用毛笔誊抄一份。1948年9月的一天，父亲带我到西城跨车胡同拜访齐白石老先生。胡适特地写了一张名片：“这位邓可因小姐即是帮我抄写《白石年谱》的，她要想来瞻仰老先生的丰采。所以我替她介绍。”齐老先生看了名片，很高兴。那年他已是88岁高龄，精神还很饱满。他当场画了一幅凤仙花送我，并写了较长的题款。

1949年初，父亲将《年谱》订补完成，又交给我抄清。这时，胡适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他收到父亲寄去的书稿后，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三月份排印出来。在他写的《序文》中说：1948年11月，“我又请我的朋友邓恭三(广铭)先生把全稿拿去细看一遍。邓先生是史学家，曾做过陈龙川、辛稼轩的传记。他和他的夫人，他的大女儿都曾校读过我的‘白石自述编年初稿”。“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开始的几天，恭三夫妇和他们的大女儿可因分工合作，抄成这一部白石年谱的定本，辽远的寄给我……”在胡先生笔下，竞不忘给我记上一份“功劳”，真使我感动!

话再说回来。1948年9月，我入了北大法律系，真正成了胡适校长的学生。但因我要住校(住国会街北大四院)，和他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记得在此后的十一月份，有三次在不同场合见到他。一次是1948年11月1日，四院没有公费的同学因生活困难，到沙滩找胡校长请愿，要求全面公费。我也参加了。胡校长在孑民堂接见学生，与学生对话，态度是和蔼的。近年见到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竟也写着“第四院一年级学生无公费的居多，他们生活甚困苦，今天排队到松公府请愿”。(那时北大的南校园门外是沙滩，西北校门外是松公府)这体现了他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而且问题也较快得以解决。第二次是11月6日，北大法律系同学到东厂胡同一号校长家中请愿，要求更换系主任。那天正碰上胡先生在大门口，急着乘车出去，但还是停下来听了学生们的要求并做了答复。问题也得到解决。第三次是11月17日，齐白石在庆林春饭店请客，客人有胡适、徐悲鸿、黎锦熙、邓广铭，我也“敬陪末座”。席上白石老人谈笑风生，谈到当年他在黎家当差(当木工)时，黎锦熙还是个小孩子：“你要想坐到板凳上，还得我把你抱上去呢。”引得一片笑声。

 作为学者，胡适在校务繁忙的同时，不忘潜心学术。这一时期，他写了多篇关于《水经注》的考据文章，内容是为清代学者戴东原辨诬，论证戴对《水经注》的校订工作并非剽窃。1948年，胡适还发表了他的旧作《(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他发现印刷有些错字，让我帮助改正了，为此还送我一本作为“答谢”。

自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胡适在东厂胡同住了两年半。如今，昔日的王府大院几乎全部被拆毁。我们两家的住房也已不存在，盖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高楼。

P53-55

文明复兴，史学何为

王学典

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激增，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几乎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来展示自己的生机和活力。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声喧哗中，唯有历史学家缺席。实际上，最不应该成为中国崛起看客的就是史学。因为文明的复兴，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史学家担任着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史学家们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绝不能因为历史学面对的是静寂的历史，就有理由躲避火热的社会现实。史学家完全应该也能够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文明复兴的伟业中，历史学家肩荷着特殊的重任和使命。

坦率地说，当下谈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确有几分尴尬。史学在今日中国的影响力，不但无法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相提并论，即使与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相比也已落下风。哲学已通过理论上的新陈代谢融人国际主流话语，文学则以诺贝尔奖迈出了其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唯有史学、特别是历史理论，至今仍处在“文革”造成的巨幅震荡之后的盘整阶段，甚至还滞留在“亚文革状态”。造成中国史学目前窘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史家社会责任感在近二十年来的持续弱化是重要原因。古语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中国崛起文明复兴，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更难得的机遇。而史学家们如果在这时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一点，相信中国崛起的历史根基必将得到重新理解和诠释。唯其如此，史学才会改变目前被边缘化的遭际，重获知识界的尊重，重返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