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生于1981年，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南方周末记者、编辑。读过一些书，到过一些地方，略有所获。

《纽约不顺利抵达》是一个中国记者（张哲）在他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手游历及采访记录。

《纽约不顺利抵达》是张哲从事记者生涯以来的精彩报道和记者手记的结集，篇篇精辟入里，见解独到，不乏幽默和生活化的气息。专业化与通俗化在他笔下自然融合，构筑了一个环球化人类学报道。其语言睿智幽默，见解看似柔软实则犀利，让民众近距离接触当代中国记者的视野。作品典范而不拘一格，怀抱理想精神又深具现代意识，以公众利益、思想自由和民智提升为新闻的最终目的。

《纽约不顺利抵达》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发行。

序

第一辑 在非洲开一个农场

现场直击“世界最大监狱”加沙

与哈马斯士兵面对面

巴以旅行手记

中国在赞比亚的真实存在

在非洲开一个农场

中国将失去赞比亚？

第二辑 纽约，不顺利抵达

纽约不相信仇恨

审判日

纽约，不顺利抵达

“这里是资本主义的心脏”

“奥巴马是黑人！”——关于肤色的选情观察

美利坚：改变前最后的时刻

竞选州长

第三辑 柏林：不再有围墙的日子

寻找中国人，在德国

永别了，史塔西！——参访东德秘密警察总部

柏林：不再有围墙的日子

缅甸改革进行时

卢武铉：一面韩国政治的镜子

留学朝鲜

被街头小贩改变的政治

他们眼中的卡扎菲

“超级总统”是怎样炼成的？

第四辑 奥运志愿者是怎样炼成的

奥运志愿者是怎样炼成的

香港的教养

“危险天使”桑兰

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

嫁个有钱人？

木鱼中学：地震中的一例校舍样本

震区手记：漫无止境

第五辑 整个佐治亚都在下雨

整个佐治亚都在下雨

最初的集体主义

我的爸爸

菜刀

醉酒

科特的睡眠问题

迟到的总结：我的2005

米沙先生

谁阻碍了社会流动：一场课堂游戏

俄克拉荷马的龙卷风

吃吃喝喝五十天

2008岁末印象

代后记

中国在赞比亚的真实存在

隐藏在非洲血脉深处的“中国”

“每当我在夜里醒来，躺在那儿侧耳倾听，我便满怀向往，向往重返非洲。”这是1930年代的海明威写在日记里的句子，也是我从赞比亚回国后一段日子里的真实念想。尤其今年，北京的春天寒冷得几乎有些古怪。在没有暖气的阴郁天气里，我会时常怀念非洲明晃晃的太阳。

我和摄影记者麦圈到达非洲是在3月26日。埃塞俄比亚航班经停新德里、阿蒂斯阿贝巴和津巴布韦城市哈拉雷之后，我们终于在长达超过26小时的飞行和候机之后抵达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午后湿热的空气和浓烈的阳光扑面而来。

这个时候，南部非洲大陆的雨季刚刚结束，雨水再次光临这片土地大约还要等候6个月的光景。于是，每一天的天空都是湛蓝色，阳光像是永远晴好，毫无顾忌地打在街道、矿山、绿色植物和人们黝黑的面孔上。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此次采访的行程。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街头，很多道路都有些失修的感觉。路面上的车子多数是二手的日本车，款型很旧，据说有不少还是通过走私进入当地。蓝色的丰田小巴士是当地最流行的公共交通工具，里面形同闷罐，大家接踵摩肩，气味逼人——每一排都挤得很满，甚至加了小板凳。

即便如此，票价也不便宜。随便乘坐几站地，就要收你3000“克瓦查”（约0.6美元）；而出租车一律不打表，2万克瓦查（约4.5美元）起，价钱具体再跟司机谈。所以，当地人更喜欢去找老板赊账买一辆自行车；如果赊不来钱，就干脆步行一个多小时上下班——当然，如果他有工作的话。赞比亚的失业率接近50%，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是一种类似玉米面糊糊，但粘稠度与土豆泥相仿的东西，叫做希玛（Nshima）。而配菜主要是些好像总也洗不净泥土气味的蔬菜，如果能吃到一种小的咸鱼干，就是比较小康的人家。

我和麦圈在卡皮里-姆波希（Kapiri Mposhi），坦赞铁路起点站的小镇采访时，终于鼓起勇气去尝尝希玛。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更多的选择——这里根本看不出其他的快餐店的影子，公共汽车站旁边破烂烂的苍蝇馆子就算是比较有型的了。

结果却着实有些凄惨：我们的肠胃实在不能接受这种东西，连麦圈这样的饕餮动物都剩了大半。不知名的蔬菜都烧得有些粘软，吃起来里面满是沙土。希玛本身的口感实在奇怪，我们只好把那一小片肉吃掉，去小铺买点香蕉和苹果勉强充饥，挨过小镇的漫漫长夜。

在着装方面，除了对浓烈的色彩偏好度较高，街头大部分行人的服装款式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的中小城市没有太多区别。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应当大都是“中国制造”。当然，不同的是很多当地女性会用特殊的布把头型缠得更平整些，在上面放稳要搬运的物品或器皿，行走如常。

集市上熙熙攘攘，看起来有些劣质的凉拖、衣服，到各种小五金，脸盆、扫帚，一应俱全。黑皮肤的人们大声说笑着，有的人还拿出模样有些山寨的手机，播放着电子乐。他们大多数脸孔都很年轻，老人并不容易见到。由于贫困和医疗条件恶劣，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只有37.5岁。

但我们要做的，是在这样的异域里，在看来普通的衣食住行中寻找中国的“存在”。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茫然无措的任务——街头几乎没有什么黄色的脸孔，也没有任何与中国相关的独到之处。那时我甚至很难相信，“中国”就隐藏在这个异域国度的血脉深处。

十几天的走访之后，我们却发现，“中国”对这个南部非洲大陆地区的国度影响之深远，涉猎之广泛，都超出了我们的预计。

中国两家著名的通信工程企业在当地雄心勃勃地经营着。当我们在改签机票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办公室遇到其中一家企业的员工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们说：“赞比亚的通讯网络，无论固话还是移动电话、互联网，全部由我们架设……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让这个国家的通讯网络完全瘫痪。”

而另外一家通信工程企业的中国员工则半是认真地说过，真不知道在给非洲造福还是作孽，几年功夫下来，凡是人迹能到达的地方，甚至人迹没有到达的地方，都给他们架起了电线杆、拉起了电线，早先那种纯原始的生活方式恐怕是不好找了……

至于坦赞铁路，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倒更像是一种历经时光冲刷而有些褪色的遥远记忆，而非中国的“现实”。

前来“淘金”的中国“个体户”也越来越多。在从赞比亚返回中国的候机室里，我遇见了两位中国大叔。一位告诉我说，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一共有七家赌场，两家是中国人开的。他在最大的一家赌场“水牛”做荷官，生意很不坏。

另外一位大叔则在中国人经营的小煤矿工作，产的煤就销给中国的铜矿大公司。说到跟当地人的关系时他撇撇嘴说，“这些年不好管了，动不动罢工闹事，早先的时候不听话我们都可以随便打……”

中国企业的劳资困境

——“国内的工会主席好多都是人事经理兼的，哪有这么多麻烦。”

对于希望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而言，赞比亚有很多优势可言。比如，这里是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从物价到汇率、利率都没有管制；又比如，这里自然资源和矿藏都非常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独立几十年来赞比亚都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既无外战也无内乱，这种和平稳定的政局在非洲难能可贵。

但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几十天后，当富士康的深圳工厂出现“十连跳”、“十一连跳”，甚至“十二连跳”时，在非洲采访时的记忆片段会时时浮上脑海。

来到铜带省的第二天，我和麦圈进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色集团）谦比希铜矿区，并请求下矿井拍摄采访。陪同前来的一名经济开发区经理与矿区管理人员沟通后，表示有些难办，拒绝了我们。

他们告诉我说，每年一度的工资谈判刚刚结束，但当地工人们并不满意，有人“闹事”，把抽水泵的电缆都给烧了，这样几乎有淹井的危险。我有点儿没明白，问他说：“是怕我们下井有淹井危险么？但工人们不是还在上工吗？”

这名中方经理说：“淹井是不会的，电缆已经修复了。我是怕井底下有人给你们下黑手啊！……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实际上，进入矿区之前我们就感受到了这里空气中的张力。

谦比希矿区大门前的路旁，有一片光秃秃的地方，竖立着几十座白色的墓碑。一名中方经理告诉我们，2005年4月，矿区的炸药厂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死亡。

巧合的是，当时所有的中国工人都安然无恙。于是关于民族仇视的传言一度被反对党利用，与安全标准一起，成为攻击中国投资的热门话题。最终中方赔偿每名受害人亲属1万多美元，但官司至今仍未了解。

与国内矿难赔偿20万人民币的“潜规则”相较，1万美元的死亡赔偿并不算太高。但在非洲，中国企业方却认为这在当地已经是一个绝对不小的数字。“早些年开车撞死了人，赔两袋大米，给二百美元，他们就高兴的不得了了。”

但不论如何，企业大门前就是墓地，这在中国人心里总是不大吉利。中国人曾经试图在坟前种树和草，希望至少能把它遮掩起来，但总会被当地人砍掉。“他们不让种，就埋在门口故意恶心你。”前面所说的中方经理告诉我们。

矿区的炸药厂至今没有复工，这个之前矿区最能盈利的工厂之一，被人形容为“印钞机”一般的炸药厂，就此沉寂。据说中色集团本来也有将炸药厂复工的打算，甚至当地人也同意，但是中国大使馆的指示否定了这种计划。

2006年，谦比希铜矿的工人为了反对拖延支付工资自发罢工，进而引发骚乱，混乱中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

近年来，尽管业绩一再上涨，中国企业最为头痛的工会谈判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每年一度的工资谈判都会让资方付出更多的人力资源成本，而罢工和游行则是他们可以祭出的最有力武器。如何与工会相处是中方管理层的重要课题，而企业家们最常用到的词汇是“没有经验”。

“国内的工会主席好多都是人事经理兼的，哪有这么多麻烦。”他们如此抱怨。

但对付工会的经验也在逐渐增长。比如，讲大形势——“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好转，企业随时可能面临重大困境，在其他国家都纷纷放弃，无力维系海外投资时，中国的投资对当地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需要你们支持……”

又比如，中方企业已经会请当地工会的领导人去深圳和东莞参观，请他们跟中国企业里的工会领导座谈。“要给他们上上课，讲一个道理，工会怎么能和企业的利益对立起来呢？我们应该是一致的嘛，只有企业发展好了，每一个人的利益才能有保障；否则企业跨了，我们拿什么来保障工人呢？赞比亚工会的人也觉得有道理。”

中色集团总经理罗涛在采访中回忆到，2007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来赞比亚访问，听完中色集团的汇报完之后，握手对他讲：“罗涛同志，你们干得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两条，一是要让环保、安全达标，二是一定要讲和谐社会。”

实际上，中色集团在赞比亚当地各个企业都在强调，除了解决当地就业，自己也已经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包括捐助当地中小学、修建医院（除了给企业员工提供医疗保障，也低价诊疗当地社会其他人）、捐献公共汽车站的遮雨棚、甚至给当地的酋长免费修建一些工程。

对企业管理方而言，工会的有些要求是不可理喻的，他们就是在反对党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闹事”！

“你想想，有人要求工资涨幅为100%，甚至200%！”实际上，有的公司领导已经开始抱怨，当地矿区的人工成本甚至比国内还高。而中方企业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这里是赞比亚，不是欧美国家，它全国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怎么还用这么严格的法律保障劳工权益？

“50%的人没工作，还要搞这么多房补、教育补、交通补，还不能随便辞人，要有不良工作记录才可以。雇主都不敢随便雇人开人了。这就培养了很不好的作风啊，有工作的跟大爷似的，没工作的苦哈哈。”

而劳资纠纷不仅仅是在赞比亚的中国企业所独有，而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整体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我在采访赞比亚贸易工会（Zambi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秘书长罗伊-穆瓦巴（Roy Mwaba）时，他拿出一本研究报告给我看。

我接过来看，报告题目为《中国投资在非洲：工人的机会或威胁？》。在封面的照片上，一位愁容满面的中国男子面对着大批抗议示威的黑皮肤的非洲人，他们手举标牌，写着“中国人必须遵守纳米比亚法律、尊重劳工权益”，等等。

“资源掠夺”VS“资源报国”

——“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也有政治意义和外交使命。”

在采访结束，临回北京的前夜，我和麦圈以及新华社驻当地一名记者一起去一家中餐馆吃饭。正吃着，却遇到中色集团总经理罗涛，以及中色驻赞比亚经济开发区各个企业的领导，一行大约十几人，浩浩荡荡走进来。

见到我们，罗涛和其他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老总热情地过来打招呼，说他们刚刚结束赞比亚总统班达的“家宴”，从总统府过来。他们向我们形容，总统府内很豪华，是一片很大的庄园，“里面有鹿和好多其他野生动物”。晚宴也很高档，喝了不少红酒，“但是吃西餐感觉不习惯，大家好像都没吃饱，只好再来这家餐馆吃点面条什么的”。

罗涛说：“每一次来赞比亚，班达总统都会接见我，我们也算老朋友了。”

实际上，当前中色集团拥有的谦比希铜矿区年产铜约5.5万吨，在赞比亚近70万吨的铜产量之中并不占很大的比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色集团又以相对低的价格收购了卢安夏铜矿，期望在未来可达年产量10万吨。

但罗涛，这位中色集团的最高决策者这天显得很开心。他跟我们透露，班达总统又承诺批准另外的几座矿山给中色集团开采，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中，中色集团在赞比亚所有的矿山公司排名中，绝对可以位居第一，并且大踏步把其他公司甩在后面。

不仅如此，中色集团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以矿山开采企业为龙头的采矿、冶炼、甚至加工运输的完整产业链条。比如，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CCS）也正在准备扩大投资规模，争取达到年冶炼铜25万吨。这意味着它不仅仅可以完全消化中色集团自身开采的铜矿石，还可以从其他矿山公司收购。

中色集团权威人士透露，CCS和中色集团赞比亚湿法冶炼公司每年冶炼的铜，基本上绝大部分都会被运回中国，“我们是资源报国”。据中色集团在当地企业一名领导透露，最初在1998年中色集团中标谦比希铜矿时，虽然标的只有2000万美元，但涉及中国海外资源战略，当时七个常委都签了字的。“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也有政治意义和外交使命。”

矿区的领导们在谈到铜矿资源是否运回中国时，都流露出极大的谨慎。赞比亚当地媒体和西方不少媒体都一再将中国的这种矿产开采称作“资源掠夺”。

中国作为全世界的制造工厂，对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可想而知。但中国生产的商品也销往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市场。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全球采购和行销的行为本身无可厚非。

反对党UPND政策与研究局主任Beyani博士也向我们坦承，只说中国掠夺资源是一种西方的宣传策略，这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中国并不是赞比亚能源业的主导者，但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成为了他们在非洲主要的竞争者，并且有可能正在取代他们在非洲的控制地位，所以他们要传达这种信息。”

但与此同时，赞比亚的智识经营均对本国资源输出、工业成品输入的贸易模式感到担忧。

赞比亚贸易工会秘书长罗伊-穆瓦巴说：“铜矿和棉花被出口到中国，中国人把它们加工成工业产品和衣服，再销回赞比亚，我们希望赞比亚这种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和成品进口的状况得到改变。希望中国的制造公司也能进入赞比亚，更多地在本地加工，提高本地的工业能力。”

Beyani博士直言，如果反对党UPND或者PF上台，新政府的经济政策会更重视贸易和投资上的策略和优势。“比如赞比亚有很好的牛肉生产，有农产品，可以更多地出口半成品、成品而不只是原材料。……中国的投资不会被改变，会改变的是产品的种类。我们会一点点从出口原材料发展到更多。”

至于中赞间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关系不会改变，Beyani博士认为新政府上台并不会带来太多改变。但中方企业和当地华人却都开始密切关注当地选举形势。

执政党MMD与中国关系较好，尤其班达总统，是众所周知的“亲华派”，今年年初才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而反对党以PF和UPND为主，均要求在劳工权益、生产安全状况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加严格地管束外国投资，尤其针对中国投资。这两个政党的领导人将与MMD角逐明年的总统大选。

其中，PF领导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在参加2006年总统选举时，曾接受台湾捐赠，并一度声称若当选会承认台湾独立。

在我跟当地民众的交谈中发现，支持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民众几乎势均力敌，明年的选举谁能获胜将很难预料。对于中国企业、商人是否会以任何方式影响选情，中国人大多讳莫如深。他们至多表示，“会在使馆领导下统一行动”。

不同世界的生活逻辑

——“我在非洲有一个农场，就在恩恭山的脚下。”

“我在非洲时有一个农场，在恩恭山的脚下”，电影《走出非洲》的开始，凯伦夫人就这样缓缓地讲述着，“赤道从农场高地一路走过，向北绵延几百英里……白天你感觉高得接近太阳，而早晨和夜晚则清澈宁静，夜深时还有些冷。”

在我们前往中垦农场采访的路上，伴着颠簸的红色砂石路，道路两旁茂密的植物奇异而突兀，有时能看到远处的草地和天边聚集的云彩。我的头脑中一下就出现了《走出非洲》的场景。

农场的女主人李莉给我们翻看她的相册，讲牛群、养鸡场，讲她以前忠诚的老仆人，在车祸中过失的丈夫，还有那巨大的浇灌车如何工作。

对于现代人，农场真的是一种有着田园诗色彩的生活方式。这大约也是当地人比较适应的一种生活方式。

很多中国投资者都抱怨说，发了工资就几乎找不到工人了——全喝酒去了；一个月100美元的薪水，先不管老婆孩子吃饭，更别说储蓄，可以拿去先买个漂亮手机玩；如果恰巧上午干活顺利，全天任务提前完成了，下午他就去树荫底下休息喝啤酒了。“什么，加班？给加班费？不干，给加班费也不干。”

中国人概念里的赶工期、挣钱、挣更多的钱，对当地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逻辑。

一名福建福清籍的中餐馆老板说：“黑人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有个煎蛋有点面包就可以跳舞了，差不多可以跳一天。你看他们的眼神，都是空洞的，根本不想以后会怎么样……一百个里面能找出一两个想好好干活的就不错了。”

赞比亚员工对中国老板们也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中国老板不错，愿意帮助自己，很好相处；也有人说中国老板好像不喜欢过节——几乎每一天都要工作，不得休息。

当地的小商品批发零售市场Kamwala市场上，我随便进入一家服装店，跟赞比亚员工们攀谈。他们对于自己的中国老板似乎已经不抱希望，“我们几乎没有休息日，只有星期天能休息半天——甚至有时候圣诞节也要上班半天，而且完全没有加班费。”

“总体上来说，似乎欧美的公司更遵守赞比亚的法律，而很多中国商人只想获取超级利润。”赞比亚贸易工会秘书长罗伊-穆瓦巴说。

而在经济领域之外的中赞交流也颇有些趣味。赞比亚大学的中国交换生杨青告诉我说，本来以为他们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书法、剪纸或是包饺子，感兴趣，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有人就总喜欢问我，谷歌为什么要退出中国市场？中国为什么要统一台湾？”，杨青说，“这个时候我就只好说，No！Stop！……我不喜欢谈论政治。”

坦诚地讲，来到这里之前，如果没有做任何功课，我对非洲的想象与身边大多数朋友没什么不同。除了美联社那幅描述饥饿的苏丹的著名照片——凶残的秃鹫守候在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身后，就是《动物世界》节目中，茫茫草原上野生动物奔跑追逐的场景。耳边似乎还能响起一位大叔充满磁性的声音：为了家族能在广袤的草原上繁衍下去，角马每一年都要历尽艰险进行长途迁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怀揣着对非洲大陆各种的期待来到这里，中国与赞比亚之间的各种故事，恐怕才刚刚是一个开始。P26-37

世界观从这里开始

我小时候崇拜过一位父母单位的青年工人。他技校毕业，但喜好关心大事，是厂里唯一一位自费订阅《参考消息》的人，谈起当今世界风云，他会立即转成普通话——由于缺乏口语环境，他模仿新闻联播播音员但很像县城话剧团的念白。他当然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周围人都把他当做怪物。

“三国四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他给我启的蒙。他很享受“三国四方”这个词，他宿舍床头上的世界地图，中国周边小国的腰部，都有橡皮擦反复擦涂的印记，为那些小国的南北分治问题，他与总统特使之类的谈判对手该有多少次不为人知的激烈交锋啊——他那些遭人腹议的奇怪的身体语言，我猜应该是来自纪录片中的基辛格与周恩来。

虽然失去联系，但我一直没忘记这位栖息着外交家灵魂的工人，甚至为将来把他写进小说安排了归宿：他终于遇见知音——隔壁肉联厂的电工张师傅——这位离异单身的资深外交家，对我们年轻的外交家极为激赏。有个休息日，年轻外交家主动出访肉联厂冷库——张师傅正好加班检修完电路——这屏蔽了外人的密室，可不就是把小国的两位代表晾在门外的理想场所吗？总之，谈判一定非常细致认真，数度陷入僵局，是否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我们无从得知，因为几天后，人们打开冷库的大门，才发现两位外交家殉职，地上粉笔头画的地图，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涂改痕迹。

我深信中国是出产外交家最多的国家。我供职的《凤凰周刊》，曾经有近三分之一的读者来信，是给中央提供粉碎“台独”、瓦解日本，以及组建中印俄建立轴心遏制美国之类的外交策略。我甚至曾交代同事，如果有读者来电找我，一定说我不在。这些年来，我几乎成了一些民间外交家的电话倾诉对象。好几位电话里还有汽车的声音，显然这是攒够了一次长途电话费后，特意在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我该感到幸运，偶然原因我成了新闻民工，中国千万民间外交家的大军，从此少了一员。因为当我真开始接触国际新闻时，仅仅学会了遵从最基本的技术规范，就无可避免地发现，我那由《参考消息》之类搭建起世界观，并不比一直呆未庄的阿Q对城里的看法更高明。

或许，把我和许多人无师自通成为外交家的原因归罪于《参考消息》并不确切——长期阅读这份原本是专供首长了解动向的报纸，确实会让人产生身份错觉；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我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居然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我们对世界一无所知。我甚至迟钝到从《参考消息》里看到的世界，已在几十年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却从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这该是怎样的世界观呢？

我转行新闻业的那一年，先是发生“9·11”事件，接着中国加入了WTO，这两件大事，让我充分见证了中国人不同世界观的冲突。由于我胸膛中那个外交家已经死去，所以我很没出息地物伤其类，而不是为死掉很多美国人而兴高采烈。当然，这种情感和价值倾向，自有坚实的逻辑支撑：如果你认为中国应当加入WTO，那么民族主义的主张就是错的，反之亦然，因为排外、封闭乃至仇恨，与全球分工协作格格不入。

我那时才知道如果从新闻报道角度看，中国当时根本没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不错，中国是有不少驻外记者，但这些海外同行获取国际新闻的方式与我们一样，都是呆在办公室里看人家写的新闻，区别在于，他们是在海外的办公室看当地油印的报纸，我们是在电脑前看网上新闻。大家都不过是从国外同行的眼中挑自己想看的东西。

如果多少还算矜持的一身黑灰色中山装的《参考消息》不是一个好窗口，那么，它另外那身浓艳热烈的红配绿、言语带着强烈《故事会》风格的乡村版角色——《环球时报》，更不是好的选择。毕竟无论是《参考消息》还是《环球时报》，真正在意的是别人怎么看我们。它们缺少一种平实的好奇心。

种种阴差阳错，我当时负责编辑的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版，实际上充任了国际版块的功能。而负责撰写报道的记者安替，无意中充任了拓展当时中国媒体国际报道模式的开路者。这种由驻华外交官专访和直接从英文报道中获取信息和灵感的混搭，与直接转载新华社国际报道相比，多少算是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虽然还只是呆在屋子透过门缝看两眼。

中国人民显然不满足只通过各种版本的《参考消息》来看世界。

第二年，有两份专业国际报纸诞生，一个是南方报业的《21世纪环球报道》，一个是新华社的《国际先驱导报》。前一份报纸，有安替在内的一大堆昔日同事，我好奇他们如何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雄心勃勃，他们彷徨无计——无论透过玻璃还是门缝，呆在屋子里算不上真正看世界，但走出国门的开销在当时又大得难以想象。于是乎，有了一种在国内采访外国人或熟悉国外的中国人的国际报道模式。这种试图用自己的眼睛，而非转述国外报道，同时又不打算走出国门的看世界，终于难以为继，它很快随着这张报纸退出历史舞台。

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中国人终于历史性地派出记者，用自己的眼睛记录这场战争。安替有幸成为那两三个吃螃蟹的人。当然不能对第一次像真正的记者一样走出国门的他们寄予过高期望，搞得像阿姆斯特朗爬上登月火箭一样隆重地举行了出征仪式，只能注定此行意义大于实质。不管是“被临阵脱逃”，还是到了现场激动得只顾抒情却忘了采访，好歹，中国人出现在现场了。

再然后，我居然“转进”到一家国际报道的专业报纸，好奇心被任务取代，建立我的世界观变成了建立读者的世界观。如果不是有幸领到为张哲这本书写序的任务，我可能根本不会留意，在这几年中，我做国际新闻报道的关注点，竟然经历了一个不小的变化：从中国视角的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到国外社会形态，甚至偶尔出现个人命运。

是的，我发现我身上那种中国特有的民间外交家的东西，并没有真的一下死去。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日本时，准备的一大堆问题当中，竟有很多属于国家领导人才会关心的问题，好在，“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那些同行准备的问题甚至远远超出了日本首相的职责——譬如日本年轻人该如何树立正确而健全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之类——这让我回想起自己，不致于太过羞愧。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一下，前述种种做国际报道过程中关注点的不经意变化，依然是属于呆在屋子里看世界，按照行话讲，这些报道基本属于“攒”稿。说它是看世界，我会难为情。还好，今天我们居然能经常派出记者出国采访，但对记者来说，“去过”是远比“采访过”更稀罕更重要的经历。

不难想象，我们做的最有成就感的报道，都是极其粗线条的。这是它今天必须承载的功能使然。就好比欧洲人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一百年间，虽然有了一个世界地理轮廓，但那些陌生土地的内陆，往往画着大象、怪兽、食人族之类，得靠探险家先把那些奇怪的生物从地图上一点点抹去。——这话并不夸张，我还记得当年参观日本爱知世博会时，一位同行很认真地向日方世博会负责人表示他的不解：众所周知，你们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为何这次世博会要冠名“爱·地球博”？

看经济数据，中国是个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它对外贸的依存度甚至早就超过出口导向经济的日本。但从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着眼点，你或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物质上，中国是个开放社会，在观念上，是个封闭的部落社会。在今天，即便对“全世界为何羡慕我们”或“中国惹谁了”这样的话题，感兴趣者也逐渐变少，但你很容易就能看到，国际报道有意无意间经常拿中国做对比衬托。

在中国，了解和认识世界，显然承担了以此认识自己的奇怪功能。

就我个人而言，日本媒体的世界观是最值得推崇的。这不是因为专业性上的高水准，而是相比欧美国家，它平和、细腻、含蓄、内敛，且不乏深沉的明显特征。除了自身文化因素之外，历史上日本复杂多重的身份——被欺凌的非西方国家、崛起的列强、失败的军国主义国家、重新崛起的和平国家，使之拥有能灵敏体察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世界观。

我偶尔会好奇，将来中国媒体会有怎样的世界观？你将翻开的这本书无疑传递的是乐观的信号。张哲这几年积累下的国际报道，无论是题材还是报道方式，令人惊讶地全部都像是在报道国内新闻，这种国际报道时纯粹而又干净的平常和从容，今天就已出现在中国，真的出乎我意料。甚至第一遍读他稿子时，我一时无法接受这种“随意”得令人有些愤怒的态度——他这一个人花掉的差旅费比我们杂志这些年来全部的出国采访费用都要多！

呵，正常的世界观，可不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很久没有收到攻台方略、对美大战略再思考之类的读者来信和来电了。

芝加哥Downtown高楼压顶，我守在小巷深处的小宾馆门口，左顾右盼不见斯人踪影。一小时后，张哲才从人群里高调出现，破洞牛仔裤，拼色上衣，袖子撸起，帅气地向我挥了一下手，大步走来。视线移到两边，矮半头的若干师弟师妹随行。哈，还是那魅力十足的“孩子王”。

2006年9月，我开始知道地球上有张哲这号人物。那时我在芝加哥苦读生物Ph．D，他在俄克拉荷马念新闻学硕士。但他恨不得在半年里驾遍全美，这次他一高兴，就携了几位同学开车北上做一番随意旅游，这一站正停泊在我的“地盘”。

我掩不住灿烂的迎客表情，他却忙着装卸行李，似乎“在路上”的状态稀松平常，没有目的地的感觉，也没有接风洗尘的必要。那时我和他相识只有数月，对他所知几乎全来自那个叫做“张小哲”的博客。我一篇篇看到过去，再一篇篇看回当前，并期待下一季连载。他是个讲故事天才，嬉笑怒骂，从不故作深沉。从小时率玩伴飞檐走壁，到亲编亲演《东宫西宫》和男人抱作一团，到喝酒打架大学毕业，最后穷游美国征服新大陆，桀骜不驯的灵魂在文字间闪烁。

尽管我们在同一校园混迹三年，先后来到美国，都爱戏剧和文学，认识同样的朋友，竞从无交集。我感叹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有如此别样的活法。我们过的都是标准生活——我是标准纪录片，他是标准青春偶像剧。有一天他突然在我博客出现，照他的话说“冒了个泡”。

后来，除了偶尔几次一起出去玩，张小哲对我来讲，又恢复成二维的MSN对话框。我们在这个对话框里至少码了几十万字——大多是贫嘴，还有一些严肃、愤怒甚至忧郁的话题。他曾说他对工作和感情喜新厌旧，这些质疑，是成长中真真的无奈和伤痛，虽纠结，也挺美的。

他一直说我对他帮助大，可实际上是他改写了我的人生，鼓励我写作，教会我采访，逼迫我去亲近和倾听不同的人，让我最终成了科研逃兵，再没那福气死在实验台上，这是后话。

张小哲的出现，在我孤独的博士生涯中是个分水岭，使我的人生撇出了正轨。可惜他速战速决，把美国精神体会透了，把价值充分挖掘一遍，就不再留恋，闪电战一般撤了。临走时，扔给我一本毕业论文，说这世上只印了五本，致谢里还写了我的名字。

2007年夏天，他回国实习前在芝加哥转机，我去机场看他。两人坐在机场外的长椅上。他似乎有点忧心忡忡，没有回国该有的欢天喜地。他讲起很多年前，他在国内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天黑了，坐在楼下马路牙子上抽烟，那是对自己的困惑；多年后，他在地球对面的美国，生活美好而便利，往来行人，但一切却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他对自己不会满足。我们暂时分道扬镳。走出机场，我不知不觉间竞热泪盈眶。

后来他在报社转正，网络版的“张小哲”蜕变成铅字的“张哲”，他在“天下”穿行，如鱼得水，逐渐把博客废了。我只好成了《南方周末》的不忠实读者，通常只在回国的时候蹲在报纸堆前简单翻翻，若时间紧，就只看该作者，再紧点，就连他也顾不上看了。

一如既往，他随遇而安。他在北京很快开起一辆白色的小车。我回国玩，坐他的车，他得意着，一扭头，车就撞上了一辆大巴。但他坚持顶着车头的大坑送我去北大赴“西门鸡翅”夜宴。

当记者和写博客不同，要把“自我”给裹起来，不再锋芒毕露。他的眼睛里，开始揉合起一些真正的冲突。一方面是由来已久的压不住的自信，另一方面却是自知和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关注。两个特点的叠加，让他变得越来越淡然。他逐渐褪去《我和小树》里的张扬，收敛了那些无所顾忌，在每个酒局上有所克制，照顾别人，极少放纵。

再后来我要答辩无心上网；他也忙着满世界乱飞，一会儿没联系，就得在另一大洲寻找他的行踪，我想象他仍旧穿着破洞牛仔裤，撸起袖子，两手叉兜，在地球表面乾坤大挪移。

回国第一次见面就在大街边上，这次他没穿破洞牛仔裤，却踏着和尚款式的草鞋。我们脸上毫无惊喜，仿佛我就是随手推开任意门，昨天去了，今天又来。他送我纸袋，里面有赞比亚木雕和柏林墙皮，是他给我看的那些稿子的副产品。

又一次回国，我约他去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糊涂蛋，居然跑到先锋剧场去了，那是孟京辉的戏啊同学!他摸黑跑上台阶。我在心里说“别来无恙”。

就在写这篇文字之前，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琥珀+恋爱的犀牛》，是2008年回国玩的时候张哲送我的。他把书递给我，扉页写着：“橘子，很多时候我也问自己，多年以后，我们是否还能像年轻时一样简单、倔强。”

如今那些感情丰沛并充分外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方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这些年，张哲愈加低调，却同“年轻时”一样潇洒和磊落。回忆吃下的过去，我们变得越来越浮肿；而我也看到他走过自得、自伤、自责、自省，逐渐尝试自知，逐渐懂得轻装前进。

随着中国卷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所面对的“他者”不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而且越来越多地是亚非拉地区。张哲作为《南方周末》国际版的记者，以珍贵的一手采访资料和颇具洞察力的问题意识，将这些“地平线之下”的国家拉入我们的视野，呈现全球化漩涡下的个体命运，并启发我们深思“中国模式”的国际多米诺骨牌效应。

——刘瑜（作家，清华大学副教授，《民主的细节》作者）

长期以来，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一直在“宣传”和“隐喻”之间摇摆，不是从官方意识形态角度对任何国际事件进行“亲华/反华”分析，就是从民间自由立场“借外喻中”，用国际来变相讨论中国不可讨论的敏感问题，鲜有人关注新闻本身。这不必苛责，但的确有一些年轻中国新闻人，当人们还在兴奋地大发阴谋论或者指桑骂槐时，他们已经赶赴各国现场，试图用不预设立场的观察呈现原汁原味的当地故事。既然中国注定要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国家，读者终归要寻求更加专业的国际报道。为这个目标默默准备的国际新闻人中，张哲是一个佼佼者，无论是采访奥巴马到还是深入中东现场，他细节、沉稳而又平淡的笔触，就是读者需要的专业国际报道。

——安替（哈佛尼曼学者，《纵横周刊》创办人）

张哲入选南方报业年度记者时，我对他的点评是：“新闻永远留给有准备的记者。”看了他的这本书稿后，我更想说：“这是一个有准备的行者。”

——江艺平（《南方周末》前主编）

做记者这行，最要紧是见大世面，真见过了写过了，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张哲就属于这类，俗话讲，能力到了，人类已经不能阻挡。这位爷还是多情青年，写文章追忆酒精与青春。我觉得从人比人得死的角度说，他做得太过分了。

——李海鹏（作家，《人物》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