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屋以后》是尤迪特·海尔曼第一部短篇小说集，1998年在德国出版后广受好评。全书包括了九个故事。《索尼娅》中的男主人公是个高傲自大的年轻画家，他沾沾自喜地发觉一个固执倔强的姑娘索尼娅在接近他，虽然他觉得她并不吸引人，但仍然享受着同她一起的时光，最后却出于胆怯，匆匆与原来的女友结婚，在与索尼娅分手时还表现出了施虐狂。《飓风》叙述两个年轻女子在加勒比海岛上度假的最后几天，即将到来的热带风暴给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情投下了阴影，与其说是叙述爱情，不如说是叙述对爱情的想象。《红珊瑚手镯》中叙述者的所有努力，将她男友和她本人拽进一则涉及爱情和背叛爱情的童话般的故事，没有任何结果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一切看似虚无缥缈，实则刻骨铭心的情感描述构成了《夏屋，以后》全书的基调。作者所描绘出的这幅贫乏苍白感情的静物写生，被德国当今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称为“几乎是德国整个一代人的状况和情绪的表达”。

尤迪特·海尔曼所著的《夏屋以后》包括九个短篇，多描写柏林普通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其中，艺术青年的生活更是她喜爱的主题，因为她原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们疏离于扰攘的主流社会，没有确定的生活目的和生活轨迹，也无法以常规来衡量他们的喜与悲，但他们并不是令人无法理解与接受的怪物。海尔曼以女性的细腻，大量描写细碎的生活琐事，然而那不是为了铺垫或渲染，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姿态，似乎便可以使读者产生“蓦然同首”的感动，对这些艺术青年的情绪产生共鸣。

红珊瑚手镯

飓风

索尼娅

某种东西的了结

巴厘岛女人

洪特尔—汤普森—音乐

夏屋，以后

暗箱

在奥德河的这一边

译后记

红珊瑚手镯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治疗医师就搭上了那只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

那只红珊瑚手镯出自俄国，确切地说，出自彼得堡，已经上百年了。我曾祖母把它戴在左手腕上，它要了我曾祖父的命，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我没把握。没十分把握。

我曾祖母很漂亮，她随曾祖父去了俄国，因为曾祖父在那里给俄国人建炼钢炉。曾祖父在彼得堡瓦西里岛上给我曾祖母买了栋大宅子，瓦西里岛由大小涅瓦河冲刷而成，要是曾祖母在马利广场上的宅子里踮起脚往窗外眺望的话，大概会看见那条河还有宽阔的咯琅施塔得湾。然而我曾祖母不愿看到那条河和咯琅施塔得湾，不愿看到马利广场上高大漂亮的房子。我的曾祖母不愿往窗外眺望一个陌生的国度，她拉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关上所有房门，地毯吞噬了一切声响。曾祖母闲散地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椅和有天盖的卧榻上来回晃着，思念着德国。马利广场上大宅里的光线昏暗朦胧，仿佛一种海底的光线，曾祖母或许想到过这异国他乡、彼得堡城，整个俄国不过是一个深沉的、朦胧的梦，她不久便会从中苏醒。

我曾祖父却跑遍全国给俄国人建炼钢炉，他建起立式焙烧炉、煅烧炉、火焰炉、反射炉还有利弗莫尔炉。他长期滞留在外，给我曾祖母写信，每当这些书信寄到时，曾祖母就把窗户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稍稍朝边上拉拉，在一道狭窄的日光缝隙中读起信来：我要给你讲讲，我们在这儿正在建造的哈森克勒费尔炉是由几个马弗炉组成的，这几个马弗炉由垂直管道连接起来并通过炉箅火焰增温——你回想一下我在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德国最北部与丹麦接壤的州。布洛梅荒野建造的那座坩埚炉，就是你当时特别喜欢的那座——这么一来哈森克勒费尔炉上的矿石启动后就装进最上面一个马弗炉，还有……读这些来信把我曾祖母搞得筋疲力尽，她已经回忆不起布洛梅荒野上的那座坩埚炉，但是能回忆起布洛梅荒野来，回忆起那里的牧场和平川，回忆起田野上的草垛子还有夏日苹果酒那甜甜的、淡淡的口感。她再度使房间沉陷进朦胧的光线中，疲惫地躺在一张沙发上，喃喃自语：“布洛梅荒野，布洛梅荒野。”这听上去像是一首童谣，像是一支催眠曲，听上去美妙动人。

这几年除了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家眷外，在彼得堡瓦西里岛上还居住着许多俄国艺术家和学者，这些人少不了对那个德国女人、那个美人、那个浅黄色头发的冰清玉洁样儿的人有所耳闻，说是她就住在马利广场的顶端，几乎总是形单影只地待在屋里，就跟大海一般神秘、柔媚和沉静。艺术家和学者前来登门拜访，曾祖母用纤细无力的手指示意他们进来，她寡言少语，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在忧郁的眼睑下慵懒地、像是在梦中观望着。艺术家和学者在厚软的沙发和沙发椅上落座，深深陷进深色厚实的靠背、坐垫织物当中，女仆端上肉桂红茶还有越橘果子酱和黑梅果子酱，曾祖母在俄式铜暖壶上焐着自己冰凉的双手，疲倦得都无力打发走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就这么待着，注视着我曾祖母，曾祖母连同朦胧的光线熔化成了某种忧伤的、美丽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而正因为忧伤、美丽和异乎寻常是俄罗斯魂灵的精髓，艺术家和学者迷恋上了我曾祖母，我曾祖母由着他们去倾慕她。

P1－3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干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人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暖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竞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

新时代精神背景下的尤迪特·海尔曼小说创作

一九九九年对德国文坛具有特殊意义，在二十世纪终结之年，德国文学新世纪的开端提前到来：延宕多年之后，君特·格拉斯实至名归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此为标志，德国文坛春潮涌动，大众媒介一片对文学“大觉醒”的欢呼，其成就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这其中，“捷报”、“叙述艺术的年轻狂徒”、“君特－格拉斯的继承者”乃至“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说辞纷至沓来、不绝于耳。这类对德国文学未来充满信心的预言并非一厢情愿，或仅仅是“格拉斯效应”使然。文学作品在德国有广泛的读者基础，仅以一九九九年德国图书市场为例，在80799种出版物中，有12．4％是文学类书籍①。一大批脱颖而出的新锐作家吸引着庞大的读者群。这些新人年纪虽轻，却已显现大师风范①，书店往往对其作品独辟专架，以展示新一代作家的傲人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批作家不仅大多相当年轻，有的甚至极为年轻②，而且其作品既获得专业评论家肯定，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纯文学类作品在德国初版印数至多不过五千本的常规被打破，发行量迅速突破十万册的作家不乏其人。影剧院也纷纷上演他们的作品③。一时间，真可谓形成了另类“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君特·格拉斯终于有了一批年轻作家承其志业。

……启示给予更多关注和探索，而这一切与德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并非没有关联。当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出生的作家——如莫妮卡·马隆、马丁．瓦尔泽、克丽斯塔·沃尔夫等——尚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历史回顾和对德意志民族心理状态的反思时，众多一九六。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似乎能够摆脱这种负担，摆脱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大地上被打开的潘多拉之盒遗留下来的众多顾忌和羁绊。而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这种顾忌和约束使阿多诺说出“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的重话。与老一代作家背负历史的沉重相反，新一代作家自视为新的文学的后继者，他们重新发现了叙事艺术，重拾了对自己语言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所缺乏的。他们并不惧怕“陈词滥调”和丰富的感情，对好的故事兴趣盎然并且没有任何顾忌地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从而满足了当代人的需求，满足了读者不分时代追求美好故事的阅读欲望。难能可贵的是，新一代作家对他们的前辈及其传统知之甚深，这一点提高了他们作品内涵的密度。他们的文字特色鲜明、比喻丰富，写作技巧高妙，布局精心铺陈、读来引人入胜，艺术风格多姿多彩，使德国当代文学重新成为国内外广泛谈论和关注的话题。

失败、失落、失魂的经验；不确定、不可名状的渴求和欲望；迷惘、彷徨、无望、忧伤……这一切看似虚无飘渺，实则刻骨铭心的情感描述构成了《夏屋，以后》全书的基调。这种基调是挽歌体的，似乎没有什么能令作者惊异，正因如此也没什么必须加以谴责。作者所描绘出的这幅贫乏苍白感情的静物写生，“几乎是德国整个一代人的状况和情绪的表达”①这一出自当今德国最具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的论断，部分解释了尤迪特·海尔曼的作品产生巨大反响的原因，同时构成了解读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在她笔下，历史的沉重让位于个人心灵的沉重，她让新一代人登台亮相、张口说话。“新”之所在，缘自他们无拘无束，随便自然，不抱幻想，冷静现实，没有多大期待地走自己的路；缘自他们并不因没有父辈信仰过的远大理想和乌托邦而自惭形秽或不自在；缘自作者对这类现代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完整性和他们对事物短暂易逝的感受的描写，在这种意义上，尤迪特·海尔曼表达出了一代人的生活感受，拨动了一代人的心弦。当然，她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德国的青年一代，在她笔下，也有着寄身异域冰天雪地中的巴厘岛女人和纽约贫民公寓里孤独的老人。冷静的笔触后面，可以感到作者悲哀而无奈的目光。

在尤迪特·海尔曼所描述的种种当代人的不安情绪中，读者会在平铺直叙中领会到渗透其中的人生感悟，几多思恋，几多哀愁。平淡无奇中，让人感到人生的悲哀：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人在天底下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物质生活的富足带来了便利和享受，但并未带来人们渴望的幸福和心灵的平静安慰，幸福在哪里？人们启程找寻幸福，一次又一次，锲而不合，恐怕我们就像尤迪特·海尔曼在访谈中用以自况的西绪福斯一样①，过程就是目的，因为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难以持久存在；或者正因如此，人类才有了孜孜以求的动力去追求探索，或者……

任国强

二〇〇六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无一字多余，无一处不到位。

——《新苏黎世报》

海尔曼笔下的人物都有些蠢蠢欲动，他们的欲望问接又模糊，脑中的记忆比实际生活更现实。虽然小说中充满了对德国当代社会的犀利观察和简洁的语句，但她的故事却不会超越对这些人物忧郁的关注。

——《出版人周刊》

海尔曼精简平实的写作达到了成熟，令我们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旋转起来，太吸引人了。

——《纽约时报》

这部作品是当代德语文学最意外的发现。

——《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