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与虚构》无疑是王安忆极富自传色彩的一部作品，是一个城市人的自我“交待”和自我“追溯”。《纪实与虚构》作为“自传性”小说，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的虚构，同时有对虚构行为的纪实性呈现。即它不仅告诉了我们她经历了什么，而且在告诉我们在如何“叙述”。

王安忆所著的《纪实与虚构》运用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我骤然间来到跃马横戈的古代漠北，英雄气十足。为使血缘祭奠至我，我小心翼翼又大胆妄地越朝越代，九死一生。我还虚构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这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也是个伤脑筋的工程。《纪实与虚构》中我还是采取这城市教给我的归纳方式，将社会关系归为几种。这关系有时很不好分，它错综复杂，盘根交节。我希望这两类关系放在一起有一种美丽的形式，后来我设计那纵向的关系如一棵一树，那横向的关系如周转的水波，一圈一圈荡漾开来。这是一幅田园风景。”

正文

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就像是个外来户。母亲总是坚持说普通话，虽然她明明会说上海话，且还比普通话更标准。普通话是我们家中的语言，这使我与人交往有了困难。‘我常常闭口无言，人们就以为我是个沉默孤僻的孩子。等我将上海话越说越流利，不再惮于开口的时候，人们反以为我变得聒噪了。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认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至于这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我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内心就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我时时警惕着，却不知应当警惕什么。可是偶尔的，我的某一个表现，便会遭到母亲严厉的批评。母亲批评我们从不以激烈的态度，她只是使我们感到强烈的羞惭，这羞惭将伴随我们一生。母亲批评我们的标准，我很久以来难下判断，不知该往哪。一类型归纳，这其实反映了母亲的经过了嫁接的价值观念，这是我后来才弄明白的。母亲从不带我们去看越剧这样带有村俗气的剧种，可是要抵制越剧的诱惑在我们所住的那幢房子里几乎不可能。越剧里后花园私定终身的故事是各家保姆奶妈们热心的话题。保姆偷偷带我们去看了一场《梁祝》，那绚丽的服饰和婀娜的身姿使我们顿时倾倒。从此，我们的游戏便是站在床上，披了毛巾毯作水袖，演出后花园里的悲喜故事。心里则充满了犯罪的感觉，生怕被母亲发现，便做贼似的蹑着手脚。有一回，母亲到我学校去开家长会，出于向母亲表现的动机，这晚上我便分外活跃，走进走出，喊这喊那，情绪亢奋。回家的路上便被指责为：行动琐碎。和同学胳膊挽胳膊走路也是不允许的，这是俗气的姿态。母亲还经常检点我们诚实、勇敢、勤劳、俭朴的品格。汇总起来看，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屏除市民习气，再具有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品质和理想。

邻居们称呼父亲母亲为“同志”，态度恭敬，这使我觉出我们与他们的区别。这种称呼延续了许多年，后来的改变是由于我们家新来的保姆。她进门就称父亲为“先生”，母亲为“师母”，无论母亲怎样纠正，请她叫“同志”，她只说：我不会叫。她是那种生来就为保姆的人，一看见她，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随她去米店买米，一见如故的心情油然而生。她十七岁就来上海帮佣，那时已是四十岁，懂得一切雇佣和受雇的规矩。在这点上，她对母亲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头就是关于称呼这一件事。我觉得，对于我们进入上海城市生活这一桩事，她是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她还喜欢带我们到她昔日的东家家中去，让我和那些人家的孩子结成朋友。在她离开我们家后，同样也带了她新东家的孩子来玩。这拓展了我们家的单一的“同志”式的社会关系，对于我们家契入上海社会，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她帮佣过的人家形形色色，她对各家的底细，也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们被引进宽阔的客厅，她和她昔日的师母娓娓而谈，我则流连于一排玻璃橱前，橱内满是指甲大小的玉做的飞禽走兽，一层又一层，这给我的童年印象抹下了深刻的一笔。我们有时候只能坐在黑暗的灶披问里，小孩子在后弄里冲来杀去。她不时出去拖进一个，喝斥着擤掉他的鼻涕，拉直他的衣领，再放他回去。我跟随她走过上海许多明亮的客厅和黑暗的灶披问，那里的生活与我的都是大相径庭。保姆她还在外国人住的公寓里帮过佣，所以她会说几句英语：早安，晚安，去，来什么的。她称外国人为长毛，极其蔑视，说那长毛只穿了三角裤在阳台上晒太阳观街景，恨得她立即辞了生意，掉头就走。她的民族气节虽然只是体现在这些小事匕，却并不减弱强烈的程度。“长毛”的蔑称又与义和团运动偶合，其中总有些渊源关系。她时常和母亲说她的亲见亲闻，我在一旁听着，觉得她的阅历真是了不得。我还注意到母亲的表情，当她听到“长毛”的情形总是开怀大笑，有时则悲声叹息，这是在听到某个人家遇到了不幸，再有时她会收敛了笑容，面无表情，眉宇间还有一些恼怒似的神气，这往往是在保姆她醉心于某家某户的奢华生活，她每日里不须干别的，只须坐在小凳上，用小刷子刷洗红木家具的雕花，她还描述那些精致菜点的制作过程，以及女主人的丝质内衣的洗涤方法。母亲的不悦是出于一个革命者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义愤，还是一个破落户后代的小心眼儿？母亲是一个破落户的后代，我是后来才了解的。

总之，保姆是上海这城市里信使一般的人物，又有些像奸细。她们可以深入到主人的内房，以她们独特的灵敏的嗅觉，从一切蛛丝马迹上组织情节，然后她们再将这情节穿针引线似的传到这家又传到那家，使这里的不相往来的家庭在精神上有了沟通。我想，我们对自己所居住环境的了解，是从她走进我们家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串门走户，被母亲严格禁止，而她视我母亲的法律为粪土，母亲说母亲的，她行她的。于是，自她来后，我开始走进了我们邻居家的门。再由于保姆她的带领，人们也相继以“先生”和“师母”这样的称谓称呼我的父母，这使我欣喜若狂，我认为这是我们一家真正走进这个城市的第一个信号。我从小就这样热衷于进入这个城市，这样生怕落伍，是母亲对我最感失望的地方。有一次，我和母亲路过一幢楼房，我告诉母亲这是我们区的少年宫。母亲先不作声，只是驻步仰望了一下那楼房的尖顶，红瓦顶上正飘扬了一面少年先锋队的队旗，背景是蓝天白云，似乎还飘荡着悠扬的鸽哨。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有一种微妙的表情，她望了一下楼顶，然后说：这是我的姨母家。这话使我大受震动，后来每当我心感寂寞的时候，我就会走到这座楼房前，楼房里总是喧声震天，孩子们的脚步几乎将楼板踏穿。目睹他们的热闹，我心里想着：虽然你们中间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这座房子是我母亲的姨母的。想罢我便骄傲地转过身子，向回走去。有了这幢房子作背景，我在这城市里就不再是孤独的了。而我根本弄不清我母亲的姨母是什么人物，现在去了哪里，和我母亲的关系又如何。我有一回试图向母亲提出这些问题，母亲却不快地反问道：这对你有什么重要呢？从此我就不敢再提这问题，母亲也闭口不谈这话题。但是，我却从此坚信，我们在这城市里不再是无亲无故。在我童年的时候，这座房子对我的作用就是这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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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都像是个外来户。我们没有亲眷，在春节这样以亲眷团聚为主的假日里，我们只能到一些“同志”家中去串门。我们家的小孩子和这些“同志”家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里变得很孤独，就像是乡巴佬似的。当然，假如是在上海的徐汇区，事情就又是一番面目。徐汇区是“同志”们比较集中的区域，许多重要的学校里，是“同志”的孩子们的天下，普通话是他们的日常语言，假如有谁说上海话，就会归于“小市民”之流。“小市民”在那里受到普遍的歧视。在上海城市边缘的有些区域，比如杨浦、普陀，则又是以苏北话为主，纪念着他们在战乱与饥荒中离开的故乡。他们是撑着船沿了苏州河进上海的一群，在上海的郊野安营扎寨，形成部落似的区域。在那里的学校，倘若不说苏北话，便将遭到排斥。这就是上海这城市的语言情况。我们是属于那一类打散在群众中间的“同志”，我们居住在最典型的上海的区域：卢湾区。这使得我们必须学习说上海话，不会说上海话使我们很自卑。从整体上说，像我们这些“同志”是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入上海的。腰鼓和秧歌来源于我们中央政权战斗与胜利的所在地延安，延安这山沟沟里的小东西后来成为上海最主要的一条东西大道的命名。而个别到我们家，再个别到我们家的我——一个“同志”的后代，则是乘了火车坐在一个痰盂上进的上海。据说未满周岁的我当时正拉稀，进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就去了某医院的急诊间，打针引起的哭嚎声惊破了上海的优雅的夜空。

在有了记忆之后，上海就以其最高尚和最繁华的街道的面目出现在孩子我的眼睛里。这条街道以那场最具关键性的战役为名。这场战役决定了我们的政权挺进中原，又渡长江，从野到朝。一个同志和他的后代居住在这条街道上，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这是一条美丽的街道，两侧有茂盛的法国梧桐，人行道铺着整齐的方砖，橱窗里琳琅满目，五光十色，马路中间有一条铁轨，走着叮当作响的电车。这个孩子在她有了记忆的日子里，就喜欢上了这条街道，与它形影不能分离。她一来到她家弄口，面对了这条街道，喜悦的心情就一点一点滋生。人群与车辆永不停息地流淌，生气勃勃，喜气洋洋。太阳照耀在建筑物上，阳光变成有实体的存在。街道的美丽就在这里，那就是把抽象的自然物变成具体的实物，它给无形的东西做了一个盛器，使之变成有形的了。比如阳光；还比如电——那本来在雷雨之夜转瞬即逝的东西，在此成为夜晚的辉煌装饰，这使世界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再比如空间，街道具有给空间命名的特性，本是混沌无状的空间被街道切割得又整齐又清楚，好辨别好称呼。这其实是使人对世界的认识来个大改变，这使人认识世界有了现实的依凭。从前，认识世界是像参禅一样。从前，描述世界也总是用“混沌”这样的字眼。比如以色列人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叫人摸不着头脑。中国神话中的盘古，说是执一柄大斧，开天辟地，究竟是怎样的天与地，中国神话也含糊了过去。然而，城市的街道却把这混沌的世界弄清楚了。它们划分了平面，建筑物进一步规划了空间，从此，一切就都有了名目。这些平面与空间的划分富有秩序感和节奏感，具有严格的合理性，呈现出严格的逻辑的美感。由此出发，我便以为像我们这样生长在城市以观赏街道为乐事的孩子，是有一个具体化的头脑。我们善于领略具体的景物，不喜欢抽象的东西。其间的区别有点类似中西方的画派。我们喜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油画；而国画的那种空白的理论，要我们从空白中去想象无穷的存在，是打死我们也做不到的。而我们还具备逻辑性的归纳概括能力，我们会从一般性的事物中去推论出特殊的性质，又从特殊性的事物中去推论出一般的性质。举个例子：根据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的特例，我们可推论出一个香蕉加一个香蕉等于两个香蕉而最终理解为一加一等于二的普遍规律，我们决不会在“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上吊死。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一加一等于二”的普遍规律出发，应用到苹果香蕉及一切个别事物上去。所以，在我们的城市上海，计算的人材层出不穷，计算是逻辑能力的一个代表。再因此，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所匮乏的东西便可一目了然，那就是想象力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上海特别缺乏诗人，即便有也不成器的最重要原因。我们极少数的“小猫三只两只”的诗人，也都是从街道的夹弄里生长出来，就好像一颗乡下的草籽，很偶然很奇遇地落到了墙缝中，风吹日晒，最后长出了一株狗尾巴草。

这个坐在痰盂上进入上海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具体的事物，善于推论，又有想象力，惟一有点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春节这样的传统假日里，别的孩子都去走亲戚家，而孩子她只能走“同志”家，这时候她会有一点寂寞，有一点孤独。她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都不同，人家有的她没有，这使她产生了一种外来户的心情，好像她是硬挤进人家的地方似的。什么才是她的地方呢？孩子她渐渐还发现这城市中有许多街道是她所未涉足过的，比如说老城隍庙。站在她生活的街道上，想象一座庙是不可能的，她对庙这样东西毫无经验可言，而她同志式的父母从未带她去过老城隍庙。有邻家的男孩向她炫耀从老城隍庙买来的香烟牌子，上面画着面目狰狞的古人，一个又一个。老城隍庙因此便有了恐怖的神秘色彩。还有玻璃弹子，那样子的光溜溜的、在男孩肮脏的手指间准确弹射的弹子，会使孩子她心里生出一种暗淡的甚至有些猥亵的感觉。过了许多年之后，孩子她做了一个作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想象力的孩子怎么会做一个作家？这作家是不是那作家？我想，孩子她多年后做了作家，根源就在当人家去走亲戚家，孩子她只能走“同志”家，她心感寂寞时，得到了一个冥思的机会，这机会就像墙缝里的狗尾巴草一样露了头。总之，她后来做了作家。这时候，她再回想幼年时，从邻家男孩顽劣的游戏中透露过来的老城隍庙的气息，其实就是历史的气息。历史这样的字眼，对孩子她是陌生的，对这城市街道上所有的孩子都是陌生的。等他们到了读书的年龄，这字眼便成了一门功课的概念，这就更糟了，这说明他们对“历史”这字眼的认识走上了歧途，并将越走越远，尤其是那些“历史”得满分的学生，这和“南辕北辙”的道理相同。

在孩子她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中，她总是对老城隍庙心怀向往，她常常有意无意地选择老城隍庙附近的地方去做她的事情。比如当她需要调查学校的时候，她就去老城隍庙旁边的小学校。当她接近老城隍庙的时候，她会想起时间这一个问题。时问只有当它过去了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因为它会留下痕迹。孩子她生活的那条街上，只有现在，现在是一个点，而时间的特征是线，未来则是空白，时问无所依存。孩子她一旦注意到时间，就会有一些奇异的感动，她沉寂的想象力受到了刺激。她觉得走在老城隍庙附近的人，面目都带有沧桑的感觉，可是谁会对她说呢？谁认识她呢？外来户的感觉又一次升上心头。孩子她其实特别愿意和人交朋友，却很少机会，白天人们都不在家，夜晚敲人家的门很不礼貌，街上的人都是过客，行色匆匆。她语言已经掌握得很好，将这种不上书面的语言说得滚瓜烂熟，可是这丝毫没有减轻她的孤寂。孩子她如果不做作家问题倒不大，问题就在于她做了一名作家，她需要许多故事来作她编写小说的原材料，原材料是小说家的能源问题。孩子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作家非常倒霉，她所在的位置十分不妙。时间上，她没有过去，只有现在；空间上，她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样，她新旧故事都没有，寻找故事成为她的苦事一桩。她有时候去远处旅行，有时候则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渐渐地，她就有些模糊了目标，故事不故事对于她不再那么重要，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孩子她这个人，生存于这个世界，时间上的位置是什么，空间上的位置又是什么。这问题听起来玄而又玄，其实很本质，换句话说，就是，她这个人是怎么来到世上，又与她周围事物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孩子她用计算的方式将这归之于纵和横的关系，一切就都简单多了。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城市里的孩子都具有逻辑头脑，推论对他们不在话下。再后来，她又发现，其实她只要透彻了这纵横里面的关系，就是一个大故事。这纵和横的关系，正是一部巨著的结构。现在，一部巨著的结构已经有了，别的就都好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