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根·鲁格的《光芒渐逝的年代》这部长达426页的家庭小说讲述了东德一家四代人从上世纪50年代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直至本世纪初近半个世纪的经历。祖父威廉和祖母夏洛特属于信仰共产主义的一代，希特勒上台之后全家逃至苏联，后在苏联共产党指示下移居墨西哥，1952年返回年轻的民主德国，并积极投身共和国建设。父亲库特幸运地逃出斯大林时期的沃尔库塔劳改营，和苏联人的妻子伊蕾娜返回小市民的民主德国，作为一名声望颇高的知识分子，他虽偶有不满，但还是坚信民主德国的可改造性。而对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作家本人的化身）及其孙子一代来说，民主德国已过于狭隘——亚历山大恰恰选择了1989年祖父90岁生日之际逃向了西柏林。从祖父、父亲、儿子到孙子，民主德国逐渐衰退，四代人对民主德国的感情和信仰一代淡比一代，这也正是小说名字“光芒渐逝”的隐喻所在。

《光芒渐逝的年代》堪称鸿篇巨制，作者欧根·鲁格让历史事件融入一个家庭的历史中，他们有过流亡生涯，度过1989年东西德合并的转折年代及此后的种种变迁，历经二十世纪的繁盛和低潮。从墨西哥经过西伯利亚，再回到东柏林，小说给我们展现了四代人的故事：祖父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了支援新共和国的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返回了新建立的民主德国。他们的儿子，年轻时流亡去了莫斯科，后带了一个俄罗斯女人返回小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为他仍相信一切可以改变。然而祖辈以及父辈所选择的第二故乡对于孙辈来说，明显过于狭隘……本书为我们讲诉逃亡，讲诉返乡，讲诉岁月中的那些曲折故事。

作者细腻的表达，诙谐的文风，以及他那收放自如的文笔和幽默搞怪的故事情节，为本书增色许多。

小说荣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和德国图书奖。

致中国读者

2001

1952

1989.10.1

1959

2001

1961

1989.10.1

1966

1989.10.1

1973

2001

1976

1989.10.1

1979

2001

1989.10.1

1991

1995

1989.10.1

2001

译后记

他像死人一样在牛皮沙发上躺了整整两天，然后爬起来，彻底冲了个澡，把医院空气残留在身上的最后一些微尘洗去，驱车前往诺因多夫。

和平常一样，他走A115高速公路。他向外眺望着，看世界有没有变化。变了吗？

感觉汽车更干净了。干净吗？颜色似乎更杂了，更蠢了。

天是蓝的，还能怎么样。

秋，悄然从背后走来，给树点染了黄色的标记。已是九月时分。如果星期六出的院，那今天当是星期二了。这些天他把日期丢到了脑后。

诺因多夫最近有了自己的高速公路匝道口——在亚历山大看来，东德易帜到现在，都还是“最近”。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台尔曼街(路名没变)。路面铺着光溜溜的柏油，两边是红色的自行车道。刚整修过的房屋，外墙按照欧盟的什么标准进行了保暖处理。新盖的房子，看起来像游泳馆，被称作城市别墅。

然而，只消往左拐一下，沿着弯曲的石头街走上几百米，再往左拐——时光仿佛在这里停住了脚步：一条狭窄的街，种着菩提树。人行道上的石块，让树根顶得凹凹凸凸。朽烂的栅栏，红蝽。花园深处，草丛后面是别墅死寂的窗户。而别墅的产权归属问题，在远方那些律师事务所里争讼不休。

还住人的房子不多了，其中一幢位于狐狸洞街七号。屋顶上是苔藓，墙上是裂缝。接骨木丛已然碰到了阳台。那棵苹果树，从前一直由库尔特亲自动手剪枝，如今横七竖八地朝天长着，乱糟糟的。

装在保温盒里的“轱辘便当”已经搁在篱笆桩子上了。是星期二，盒子的日期印证了他的推想。亚历山大拿起便当往里走。  虽然有钥匙，他还是按响了门铃，试试库尔特是否来开门——没用。料想库尔特是不会来开的。吱呀一声，听着耳熟，是过道门的响声。透过小窗往里瞧，只见库尔特——像个幽灵——出现在半明半暗的门厅里。

——开门哪，亚历山大喊道。

库尔特走近几步，瞪着眼。

——开门！

库尔特还是没动。

亚历山大打开门，拥抱他的父亲，虽然拥抱久已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了。

库尔特身上有股子气味。那是年岁的气息，深植于细胞之中。库尔特洗过澡、刷过牙身上还有气味。

——你认得我吗，亚历山大问。

——是，库尔特说。

他嘴边残留着李子酱，早班护理员这回又是来去匆匆。针织开衫扣错了纽扣，歪斜着，脚上只穿一只便鞋。

亚历山大给库尔特热饭。微波炉，打开保险。库尔特兴味盎然，立在旁边。

——饿了吗，亚历山大问。

——是，库尔特说。

——你肚子老饿。

——是，库尔特说。

今天有红焖牛肉配紫叶甘蓝(库尔特有次差点让一块牛肉给噎死，此后只订小块的)。亚历山大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随后把库尔特的红焖牛肉从微波炉里取出来，放在依格利特塑料台布上。

P1-3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读者：

出版社请我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我首先想到两位中国女大学生，当我在“北大”朗读完作品后，她们向我走来，问我如何评价书中人物库尔特的行为。她们从我朗读的篇章中得知，库尔特到莫斯科出差时欺骗了他的妻子，后来还梦想三人做爱。这两位女生几乎是在催我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还记得，她们的道德热忱令我惊愕。

我在上海、南京和北京访问了三个星期，我所经历的中国，从表面看，对传统价值和行为准则并不特别在乎。尽管这个国家仍由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但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觉察不到多少政治色彩，至少在局外人眼里如此。

诚然，人们可以参观明代古迹，故宫大门上还挂着毛泽东像，但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国的都市面貌，乍看之下非常西化、美国化。高楼大厦林立宛若曼哈顿(只是更多)，车辆拥堵一如伦敦(只是更糟)，大街上的妙龄女郎穿着性感花纹连袜裤和迷你裙，跟柏林一样(只是更短)。

三周中国之行我经历了这一切，因而对两位女生的发问感到诧异。

我的回答呢？

我说，谴责书中人物不是我的创作意图，相反，我试着理解他们，用他们的眼睛看世界。我还说，我的书不是道德说教，不对是非问题提供答案。既不评判小说人物不同的政治观点，也无意褒贬他们的个人行为——而只是呈现这一切。小说无非是叙述——不多一分，不少一分。

我的答复约略如是。可这对吗？写小说能没有主观意图吗？能回避判断吗？再则：不作判断就一定对吗？——不少行为方式是有必要加以谴责的呀。

亲爱的读者，别指望我回答这些问题。我只想简短地谈谈我写书时的一些体会。

这本小说发表之前我是一个剧作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我一直认为，小说叙述有别于戏剧叙述。作者在小说叙述中不仅把自己的声音，而且往往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把自己对世界和人物的判断织入文本。作者在叙述人物和世界时，语气中已流露出自己的倾向。

初次写长篇小说，我尝试寻找一种适当的语气——却没有找到。确切地说，找到了一种语气没几个星期，有时候没几天，就又困惑起来：这世道真那么善(或那么恶)吗？人物真那么可笑(或正经)吗？有关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上帝德国女总理美国税法或德国外交政策这样那样的看法，真那么荒谬(或正确)吗？

我是一个人，我活在世上。我在变。只要活着，我就在变。倘若期待一个既定立场从天而降，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写小说。

于是我决定置身事外，不关注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而是去关注人物的。我写了一部小说，里面有七个主要人物，七种不同的视角。我尽可能进入七个人的内心，设身处地理解他们，是的——爱他们。没有哪一个视角是我的。但每一个我都能理解。长篇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就这样诞生了。

然而，这部小说真的“客观”吗？真的有某种意义上的“真实”吗？小说真的没有政治表述和寓意吗？真的不排斥任何态度、任何观点吗？

亲爱的读者：请把这部小说视作一段鲜活的生活，去评判她！别怕带有倾向性！别怕褒贬甚至谴责书中人物——必要的话就改变你的判断！去评价人物所处的国度和他们信奉的理念！我只有一个请求：请带着同情心去读！设法理解他人！亲爱的读者，这正是我们和动物的区别所在。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欧根·鲁格

2013.11.21千柏林

译后记

欧根·鲁格(Eugen Ruge)是德国当代作家，2011年9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In Zeiten des abnehmenden Lichts)问世，10月即获德国图书奖，一举成名。

鲁格出身在一个德国共产党人世家。继祖父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流寓墨西哥多年。父亲也是共产党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亡苏联期间差一点被当作德国间谍枪毙。在劳改营经历饥寒和精神磨难，九死一生，后与一位俄罗斯女子结婚，五十年代携妻挈子回到民主德国，成为知名历史学家。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记忆对鲁格影响至深，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因和素材。

不仅他的家族，鲁格自己的生命历程同样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他1954年生于苏联乌拉尔山区的索斯瓦(Soswa)，4岁踏上陌生的民主德国土地，17岁爱上了他的数学老师，成年后还一度与她结为夫妇。他就读洪堡大学数学系与这段爱情不无关系。大学毕业后，在波茨坦地球物理学中心研究所工作，不久辞职，到一家电影公司制作纪录片、写剧本。柏林围墙倒塌前一年移居西德，两德统一后，又回到东部写作和生活。

长篇小说(《光芒渐逝的年代))酝酿了二十年之久，但作者迟迟没有动笔。直到几年前他被诊断出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以为将不久于人世，这才开始抢时间写这部以家族史为素材的小说。写到中途，生计没了着落，准备变卖母亲留给他的一栋小屋。这时候，他得知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是为未发表的作品所设，便寄出80页手稿，荣获此奖(2009年)，得以专心完成这部生命力作。而书成之后，他的绝症竟也奇迹般地痊愈了。  小说共二十章，由独立的片断拼接而成。每个片断以所叙述时间为题，展现乌姆尼策一家四代人历时半个世纪琐细而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七个主要人物，七个视角，交替着叙述。“2001”都是亚历山大(第三代)的视角，计五章：首尾两章，其余三章散落其间，宛如一根链条，将过去的五十年巧妙地串联起来，时光交错，乱中有序。

1952年，二战结束七年，祖母夏绿蒂、继祖父威廉从流亡地墨西哥返回柏林；2001年，两德已统一多时，孙子亚历山大离开德国远走墨西哥寻访祖母足迹——家族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与这个圆圈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兴衰。1952年是“其兴也勃”之时，威廉和夏绿蒂夫妇迫不及待地赶回故国：“在新的国家，人家正在分新职务呢。”而2001年民主德国“其没也忽”也已过去十一个年头，亚历山大这个红色家庭的不肖子孙，撂下老年痴呆的父亲，跟女朋友连个招呼也不打，浪迹到地球的另一端……

这部家族史的大背景是民主德国的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家族史乃是国史的缩影。国之“兴”，体现在威廉夏绿蒂一代人莫名的憧憬和不乏奉献的投入，但对第二代—夏绿蒂的儿子库尔特来说，乌托邦已经褪色。这位在逆境中奋斗、最后进入学术殿堂的历史学家，备尝新社会求生的种种艰难：他“不知道什么是禁区，什么场合可以笑……更不用说在社会主义学术圈内精致的敌友关系中如何自处了”。如果说库尔特还没有完全放弃年轻时信奉的意识形态，那么，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已经彻底绝望，在继祖父威廉九十大寿那天，索性一走了之，投奔敌国西德。

历史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维度。四代人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叙述，放在历史大框架中考察，会显出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一代以威廉为代表是在创造历史(政变、起义、地下活动，主要以破坏为手段)，第二代库尔特则在见证、叙述和反思历史。作为历史学家(书架上的著作有一米多长)，库尔特不愿做权力的附庸，试图拒绝撒谎，然而，当他不敢直面历史包括自己的苦难史时，实际上已俯首于他不认同的权力，沦为撒谎机器的一部分。在柏林墙倒塌前夕，他才下决心反思历史。第三代亚历山大也是学历史的，但他身上已没有父辈那种与权力委蛇周旋的耐心，他“不想一辈子撒谎过日子”，选择与这台编造历史的国家机器决裂。亚历山大中断了历史学业，最后“叛国”出逃，意味着民主德国历史的终结。到了第四代马库斯这个小混混那里(吊儿郎当、吸毒、舞场上跟女孩子动手动脚)，不仅民主德国作为沉重的话题烟消云散，而且贯穿乌姆尼策家族三代的历史感也荡然无存。绵延四代的家族史与民主德国国史平行并步，它既是后者兴盛的镜子，也是其自我消解的谜底：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社会实验，因缺乏自我反思能力而注定失败。

但鲁格无意从抽象的政治理念出发，对民主德国的社会实验进行简单的辩护或挞伐，而是以细腻而幽默的笔触，试图还原不同时代的生存状况以及人们不同的憧憬、忧虑和迷茫，揭示生活艰辛中的真趣、荒谬中的合理性。他语言朴素风趣，人物性格鲜明，读之令人难忘。德国图书奖评委对他的小说作了这样的概括：“欧根·鲁格的家族小说折射出民主德国的历史。他成功地将四代人五十多年的经验压缩在一个编排巧妙的布局中。他的书讲述的是社会主义乌托邦、其要求个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以及它的逐渐熄灭。他的小说表现出极大的娱乐性和强烈的谐谑感。”

威廉九十大寿那天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是小说的叙述主轴。

威廉本是个手艺不精的五金工人，在共产主义大潮中，摇身一变成了弄潮儿。他早年从事地下活动并受过克格勃间谍培训，虽然没有作什么实质性贡献，但他擅长显摆和暗示，周围的人把他视为值得尊敬的传奇式人物。威廉九十寿辰，区委领导亲临致词，向他颁发“祖国金勋章”。庆祝活动是在柏林墙倒塌前夕。怕刺激到威廉，夏绿蒂不许客人提暗潮汹涌的民主德国民主运动，不许提戈尔巴乔夫，当然更不能提亚历山大叛逃一事。这样，庆典成了一场与现实无关的自娱自乐。不仅与现实无关，也与历史无关。区委领导历数威廉的丰功伟绩，听众中他的继子——历史学家库尔特默默抗议着：“全是谎言”，“致词里没有一句是真的”，一面盯着坐在身旁的前儿媳性感的连袜裤，心猿意马，偷偷手淫。寿辰之虚伪，连威廉自己都看着不顺眼。客人捧着鲜花向他祝寿，他没好气地说：“把这菜拿到墓园去。”区委领导致词，他觉得那些词噼里啪啦穿过脑袋，“却不显示意义”，是“噪音”。给他颁勋章，他不经意来这么一句：“我鞋盒里的铁片片够多了。”望着排得齐刷刷的花瓶，觉得酷似墓碑。最后不无悲怆地哼唱起((党歌》……这位有着七十年党龄的威廉隐隐预感到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党岌岌可危。而老寿星自己，在九十大寿当晚，喝了老妻——有意？——放错的药，一命呜呼了。

摆放盛宴的自助餐台轰然坍塌，颇有戏剧性和象征意义。适才还是宾客满座，其乐融融，顷刻间满地狼藉，不欢而散。都是那张抽拉桌惹的祸。以往，总是由孙子亚历山大用巧劲把它拉开，偏偏威廉九十大寿这天，亚历山大左等右等等不来_原来投奔西边去了。威廉自恃学过钳工，一时找不到抽拉桌的机巧所在，干脆来硬的，抡起锤子把桌面牢牢钉死。遗憾的是，桌子并不配合，重压之下，还是散了架。于是盛宴戛然而止。如果说，盛宴象征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那么，亚历山大的出走意味着理想的破灭，而餐台骤然倒塌则不免使人联想到柏林墙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前后由六个人物叙述。同样的场景，但经历、观察、感受各各不同。正是这些因视角不同而产生的龃龉、参差、矛盾赋予同一事件多面性和立体感。用第三人称单数叙述，使叙述者与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给人一种若即若离之感。读者可以重构书中折射的历史，形成自己的判断。

小说中历史的痕迹无处不在。大到战争废墟、心灵创伤，小到诸如墙上揭去乌布利希头像留下的空白，历史不停地在现实中延伸沉淀，以致有时分辨不清，是历史向现实投下了阴影，抑或现实本身就是历史的虚影？

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威廉家的那栋楼房。原本是发了战争横财的纳粹暴发户精心营造的梦庐。甫一建成，便落人苏联红军之手。后来红军撤走，这栋“建筑品味错乱到了极点”的房子，便成了归国共产党人威廉夫妇的居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共产党接管了纳粹的摊子，威廉夫妇只淘汰了印有明显纳粹标志的餐具，其余照单全收。小说作者没有片语点明这房子和政治制度有无关联，但他大写平时游手好闲的威廉唯有在折腾房子一事上乐此不疲，不能不引起读者的联想。威廉封死过道门，敲碎马赛克瓷砖，在好端端的露台上铺水泥，把衣帽间、扶手、楼梯以及所有的门漆成棕红色，结果电路中断、暖房进水、地板脱落、玻璃裂缝……连一张抽拉桌都拉不开的把式，“鼓捣他不懂的东西”，“修到后来全报废”。直到民主德国易帜，房子物归原主，老纳粹的后人把共产党人威廉折腾过的地方统统复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蓦然回首，仍在原地。空转了半个世纪。

然而，五十年的生活，不管处境如何，不管怎样艰难，都有着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也正是小说向读者所展示的。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