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译文集(外国短篇小说)》汇集胡适翻译短篇小说21篇，汇总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都德等著名短篇小说巨匠佳作。选自1919年出版之《短篇小说第一集》及1933年出版之《短篇小说第二集》，可谓胡适翻译小说全集。译文还原民国时期语言风格，未作改动。本书由王新禧编注，对各篇选入篇目的时间、出处等逐一加注说明。文前将插入胡适手稿影印资料等，具有史料价值。

胡适，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糜，学名洪骅，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著有《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也始终坚持弘扬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不辍，影响深远。

翻译文学对白话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两千多年的文言文，同时也是文学翻译的实践者，他笔下译介的名家，从都德、莫泊桑到契诃夫、高尔基、欧·亨利等，均是百代不朽的文豪。这本《《胡适译文集(外国短篇小说)》》以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1919)《短篇小说第二集》(1933)为底本，参校以《胡适全集》，合计二十一篇译作，并收录胡适《论短篇小说》，力求以最严谨的态度，将胡适翻译小说的全貌精确呈现给广大读者。

别求新声于异邦，引来春水开先河(代序)

暴堪海舰之沉没

生死之交

国殇

最后一课

柏林之围

百愁门

决斗

梅吕哀

二渔夫

杀父母的儿子

一件美术品

爱情与面包

一封未寄的信

他的情人

米格儿

扑克坦赶出的人

戒酒

洛斯奇尔的提琴

苦恼

楼梯上

心理

附录一 《短篇小说第一集》译者自序

附录二 《短篇小说第二集》译者自序

附录三 论短篇小说

国殇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郎巴德独立之战郎巴德为意大利北部之总称，法、意联军既胜奥军于曼狄罗山，那时正当六月。有一天，清晨的时候，有一位大佐，一位士官，带了一队骑兵，向敌军方面徐徐进发，一路巡查各处村镇有无奥军踪迹。那时全军的眼光都射着前面一带树林，深恐林内有敌军埋伏。正行的时候，忽见前面有一所小小的房屋，四围都是大树，绿叶扶疏，亭亭直上。那房子面前，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站着，手中拿着小刀子，正在削一根手杖。那房子的窗上，高高的悬着一面三色的国旗。那屋内却静悄悄地，寂无一人。因为那些乡民，虽悬着意大利国旗，心中又怕奥兵要来蹂躏，所以都逃到他处避兵去了。

那孩子看见兵队，忙丢下手杖，脱了帽子，行了一礼。孩子原来长得很可爱的，英气勃勃的，面庞黄金也似的，头发水也似的，蔚蓝的眼睛，穿一件小衫子，露着胸脯。那位大佐见了他，勒住了马，问道：“你这孩子，在那儿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和你家中一块儿逃走呢？”那孩子答道：“我是没有家的，我是一个弃儿。我因想看看打仗，所以没有逃走。”大佐道：“你看见有什么？奥兵经过这里么？”那孩子道：“三天没看见了。”大佐听了，想了一想，跳下马来，走进屋内，爬上了屋，四面眺望。不料这屋太低了，在这屋上仅可望见乡间小小部分，稍远一些便望不见了。大佐一面下来，一面说道：“这可要爬上树了。”恰好屋面前便有一株极高的槐树，随风摆动，萧飕作声。

这位大佐看看这树，又看看自己的兵，回头对孩子道：“小猴子，你的眼光可好？”孩子道：“我么，我能见一英里外的雀子。”大佐道：“你可会爬树？”孩子道：“这棵树么？我么？哈哈！我不消半分钟便到了树顶了。”大佐道：“你上去之后，可能把你所见告诉我么？什么奥兵哪！马哪！滚滚的尘头哪！闪灼的刀光哪！你都能告诉我么？”孩子道：“我一定能够的。”大佐又道：“你办这一趟差，你要什么赏赐呢？”孩子听了，微微一笑道：“你问我要什么吗？没有什么。这是很有趣的事。但是若使那些日耳曼人叫我做，随他怎么说，我是不去的。我是郎巴德人，今儿为的是咱们自己的事。”大佐喊道：“好！上去罢。”

孩子脱了鞋，系紧了裤带，把帽子丢在草地上，双手抱住树，猫也似的爬上去了。大佐回过头来，吩咐他的兵道：“留心前面罢。”那时这孩子已爬上树巅，两条腿盘住树身。他那黄金也似的头发映着日光，衬着绿叶，越显得黄澄澄的，分外可爱。只听得下面大佐喊道：“看前面！”孩子听了，伸出右手遮住日光，看了一会，回过头来把一只手放在口边，对大佐道：“那边路上有两个人骑在马上。”大佐道：“他们走动么？”答道：“站着不动。”大佐喊道：“你看右边有什么？”孩子向右边一看，喊道：“那义冢旁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光闪闪的，很像刀剑的样子。”大佐道：“有人吗？”答道：“没有。恐怕他们埋伏在稻田里面罢……”道犹未了，只听得“嗤”的一声，一弹飞起空中，落在屋子后去了。……

大佐喊道：“我的孩子，你下来罢，他们看见你了，我不要你再看了，下来罢。”孩子答道：“我是不怕的。”大佐道：“下来罢。你再看看左边，可有什么？”孩子道：“左边么？”答道：“是的。”孩子回过头来正待看时，只听得半空中又是“嗤”的一声，一弹飞起，这一弹的声音更清锐了，落下的地方也更近了。孩子也吃了一惊，口中骂道：“魔鬼！他们当真朝我放枪了。”那大佐忙喊道：“下来罢。”答道：“我要下来了，但是我这里有树遮着，请你不要害怕罢。你不是要我看左边吗？”大佐道：“是的，左边。但是你还是下来罢。”那孩子把身子伸向左边，喊道：“那边礼拜堂后面我看见……”嗤的一声，第三弹丸空中飞来……只见那孩子急急下来，尚未到地，一个倒栽葱，跌下树来。大佐见了，喊一声嗳呀！赶上来，只见那孩子仰卧地上，四肢挺直，一缕热血自胸前流出。那时马上的士官和前面两个兵，也跳下马来。大佐鞠躬，解开孩子的汗衫，只见那弹丸深入左肺了。大佐喊道：“死了。”士官道：“还没有死。”大佐喊道：“唉！苦孩子，好孩子，勇敢！勇敢！”大佐喊到“勇敢”的时候，只见那孩子把眼一睁，便自瞑目长逝了。大佐面无人色，眼睁睁地看了一会，在地上捡起孩子的外衣，抱住尸身，徐徐放下。那下马的兵丁和那士官，也是惨惨相对。其余的兵，都朝敌人方面望着。

大佐一面喊着“苦孩子！”“勇敢的孩子！”一面走进屋内，取下那面三色国旗，盖在那死孩子的身上，当作丧服。那士官便捡起地上的鞋子、帽子、小刀子和那根小手杖，都放在孩子旁边。大众又默默无言的站了一会。那大佐对那个士官说道：“这个孩子死的和军人一般，应该我们军人来葬他。”大佐说着，低下头去，亲了死者的手，回过头来发令道：“上马！”大众都上了马，飞驰去了。

那天日落的时候，意大利的先行队全军向敌军方面进发，那条路上，密密层层的拥着一队大兵，这都是前几天把他们的血洗了曼狄罗山的好男子。那时这孩子为国而死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军。他们行到这条路上，第一队的人远远的望见那槐阴之下卧着那孩子的尸身，身上盖着三色的国旗。这一队的军人都朝着他举起枪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内中有一士官便向道旁小河的岸上采了两球花掷到孩子身上。全军的人便也都采了许多花掷到他身上。不上几分钟，那孩子已是满身都是花了。那些士官们，军人们，走过的时候，个个都朝着他行礼。口中喊着：“勇敢的郎巴德！永别了！我尊敬你，好孩子！呀！光荣！永别了！”有的人把自己的金牌掷到他身上，有的人走了上去亲亲他的额，那花朵便雨也似的掷到他脚下，掷到他那流血的胸前，掷到他那黄金也似的头上。那孩子睡在地上，脸上微微含笑，好像他心中觉得这为祖国而死是很快活的。  P6-9

别求新声于异邦，引来春水开先河(代序)

——胡适和他的翻译小说

1910年盛夏，炎炎酷暑中，一位十九岁少年，在上海登上轮船，与朋友们依依惜别后，向着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乘风破浪而进。少年本名胡洪骍，因受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自行改名为胡适。此刻，他的身份是“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留学生。

青衫磊落，负箧西行。这一去，令少年眼界大开。西方思想精华的灌溉孕育，为未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位掣旗驰骋的大将。他和同侪们引来滚滚域外春潮，为中国新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探索借鉴作用。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此时的中国，皇朝已去，共和得立。社会新旧交缠，方死方生。已是满腹新思想，要求新变局的胡大博士，理所当然地站在革旧鼎新的前沿，出力鼓与呼。他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发起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既为领袖，自然要振聋发聩，身体力行。胡适认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进行新文学建设是绝对必须的，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该当循序渐进。其次序有三步：工具、方法、创造。工具就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为此，他不但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指点新文学创作，自身更努力实践，为新文学拓荒。早期的《新青年》上，不少名家的作品仍是文言文，而胡适已大胆地尝试起白话诗来。尝试了三年，他的白话诗已积累了几十首，在1919年8月，编成了一本小集子，于次年出版。这便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然而胡适这个人，一心服膺“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性格上过于理性，缺乏诗人应有的浪漫气息。《尝试集》中诸篇，大都是为了因应“诗体解放”这个目标，拘束困囿于文字的形式，缺乏实质内容，格局狭小，境界平平。所以总体而言，胡适的白话诗成就并不高。

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胡适除了努力写白话诗外，在翻译外国小说方面耗费了更加巨大的心力。他在1916年4月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将小说捧至一流文学之列，认为小说亦能登大雅之堂。虽则如此，他自己却无力创作小说，难以作出示范，所以要“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而“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则是当务之急。“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人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这一观点，当他在美国攻读学业时已然形成。1912年，他即着手开始翻译外国名家作品，从中吸收异域营养，务求能以西洋的文学方法作为我国文学创作的模范，进而改造中国文学。在此之前，他已译过三篇小说：不过《暴堪海舰之沉没》和《生死之交》，确切而言，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只能看作介于札记与故事之间的“准小说”；而译《国殇》时，彼方十八岁，仍在中国公学。译此篇之目的，显然在于受严复、梁启超等人影响，以“救国图存”为期盼，心中尚不存新文学革命之思。

胡适为自己翻译西洋小说定了一个原则：“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故而由后世观之，胡适挑选名家名著的眼光还是颇高的。1912年9月26日，当他铺纸汲墨时，这起手第一篇，便是名振中西，迄今犹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杰作《最后一课》。

胡适赴美留学时，最初读的是农科，但他自身极爱文哲。出于对西方文史哲名著的渴慕，在必修英语后，又选修了德语、法语，因此他对这三种语言，都有相当的阅读理解能力。方1912年之际，正当民国肇建，乱象汹涌、百弊丛生，胡适痛感国家境况，丧权失地、民不聊生，与都德笔下战败的法国几无二致，遂慨然援笔，数日之间，译毕华章。通观全文，满腔爱国热忱跃然纸上，与都德彼时心境若相符合，可谓文情交融，神追先贤。

《最后一课》初以《割地》之名发表，用这样的译名，所要表达的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一目了然。国土沦丧、国亡旦夕的焦虑，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屈辱与悲愤感。胡适又是以“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出洋，其留学本身就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因此他比一般国人的体验更为痛彻。精心选择这样的小说主题，不啻回应了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最大呼声。

胡适所译Ⅸ最后一课》，是都德作品汉译引进中国的第一篇。胡适以简洁朴素的白话，将一段至悲惨事娓娓道来。尽管略有细节的删改，但那以天真孩童的口吻所传递出的深挚伤痛，深深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此后，这篇小说虽经多人重译，但总的文字基调已由胡适奠定。一百余年来，它一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已在本土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无论时空与意识形态如何转换，它都已深切熔铸人中国人的文学情感史。

胡适此后所翻译的都德的《柏林之围》、吉卜林的《百愁门》、莫泊桑的《二渔夫》，笔下情感莫不与《最后一课》相类。在这里，翻译价值的选择，是与爱国情愫的表达紧密连接的。

胡适翻译的小说，不单有教化启迪之功，对于中国的语言改革，也有着重大贡献。某年，美国《展望杂志》推选全世界“百名闻人”，胡适当选其一。他去看当选理由，读到一段颂词，不禁失笑。原来，当选理由是——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

是啊，新语言！

从文学发展角度来看，当时世界正进入现代阶段，老的语言工具已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胡适在寻找新语言工具的过程中，注意到了短篇小说。借小说以开启民智、唤醒人们自强救国意识，这是胡适翻译小说的初衷。但粗通文墨者对于文言文较难理解，诉诸大众的目的靠文言文无法实现。因此必须演成白话文，凭借明白晓畅的文字，迅速地直达人心——这正是“新语言”的威力所在。

在一次与通俗小说大家周瘦鹃的会晤中，胡适曾言道：“译作当然以明白为妙，我译了短篇小说，总得先给我的太太读，和我的孩子们读，他们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由此可见，胡适对于新语言，着重强调的是要一种“明明白白”的表达方式。外国小说叙述的是别国的事件，传达的是别国人的情感，不仅有文化鸿沟问题，里面还存在着如何异质趋同的交流问题。倘若翻译文字不够大众化、生活化，以普罗大众的文化程度，怎能达到“明白”的层次呢？绝没有叫人读不懂、看不下去的文学书，而能收到教育与宣传的功效！所以胡适终身都坚持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努力做到叙述通顺流畅、意义清晰明了——新语言也正是“新”在此处。

作为迄今仍被追捧的“文学革命的建筑师”，胡适借由翻译小说，着着实实地干了一番推广新语言的事业。他全力以赴地使用活的通俗语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作为教学工具和文学媒介。1919年出版的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就是他尝试推广新语言的一个标本。该书所收录的小说、文论，大多数已全用白话。虽然尚有三篇小说系以文言文译成，但字里行间，亦已在力求流畅与易懂性了。他在该书自序中说，这些小说“不是一时译的，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如果来得及，想必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小说全部用白话文呈献给读者的。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胡适逐渐建立起了完备的翻译理论，并以其指导自我的翻译活动。对作品主旨、题材、立意布局和创作手法等方面的选取，都是他翻译观的具体体现，而他的翻译观点、思想，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他在文学革命中的追求。

在翻译手法上，胡适主张直译。此前鲁迅与周作人所译的《域外小说集》，虽为“直译”小说之始，但因用文言文而显得古奥艰涩，读者颇难理解。而胡适尝试使用白话或者白话式文言，精粹的口语化表达，使他成为白话翻译外国文学的模范。

细读胡适的译文，可看出这是经过了加工淬炼的民间语言，生动活泼、细腻传神。譬如在描写人物的动作神态上，《二渔夫》中的两位朋友，从河岸边到偷越敌军防线的一连串动作，动词使用准确、形象；他们面对敌军军官以及死亡威胁时的神情，则刻画得生动感人、意态灵活，将人物形象衬托得跃然欲出。这样的用字用词，都是文言文所难达到的。

再如《一件美术品》这篇小说，偏重于心理描写，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虽然内心都对裸女艺术品十分喜爱，但出于封建守旧的道德观念，只能欲爱还休。这时他们的心理活动被胡适以一连串缜密、委婉的白话词句曲折地表现出来，所思所想自然流淌，毫不做作，可见胡适当时的白话水准已达到较高程度。

胡适从事翻译活动，有着多重目的。相应地，他也采取了多种翻译策略与手段，包括间接翻译、直意译结合、译文前后添加介绍评注等，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试举一例，其所译欧·亨利小说《戒酒》，所采用的就是直意译结合的方式，并不完全恪守原文。他认为“有时原文的语句本不关重要，而译了反更费解”的，就“删去不译”。《戒酒》开头的原文有一百多字，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费解”，胡适毫不犹豫地将原文浓缩成一句话：“巴伯·白璧德戒了酒了。”如此一来，便为不熟悉欧·亨利风格的中国读者扫清了障碍。虽然人为地消解了原著的时代语言特色，但对接受方的顺利阅读是有益处的。

纵览胡适翻译小说的时间线，可以发现他选择小说的标准一直在变化。从一开始以启蒙、教化民众为主，到中期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再到后期回归小说的文学性本身，这样的变化是与胡适自身的境遇变动紧密相连的。但无论小说的主题如何改变，通过所翻译小说的形式、结构和表现手法，从中引介新颖独特的叙事视角与写作技巧，是胡适永恒不变的目标。他笔下译介的名家，从都德、莫泊桑、吉卜林到契诃夫、高尔基、欧·亨利等，均是百代不朽的文豪。彼等佳作经胡适翻译者，合计二十一篇，文学养分充足。可以说，我国新文学最初一代的作家，大多数都曾经从中吸收过营养。

作为纵横学界、政界的文化偶像，翻译外国小说的先锋，胡适当年堪称仅次于鲁迅的畅销书作家。《短篇小说第一集》于1919年初版，《短篇小说第二集》于1933初版，均风行一时，不断加印。至1947年时，总销量计有数十万册之多。这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是极罕见的。胡适翻译小说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不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这正是我编注此书的初衷。盼有发微抉隐之功，则是我辛勤浸浸后进一步的心愿。

本书以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8月第19版)、《短篇小说第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4月第2版)为底本，参校以《胡适全集：第四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逐字逐句认真勘证，同时对繁难处做了必要的注释。力求以最严谨的态度，将胡适翻译小说的全貌精确呈现给广大读者。

百年风雨，俱化纸上年轮。钩沉故纸，不望名动，但求有知音同赏。唯愿这本小书，能给予读者哪怕薄物细故的裨益，那都将成为我如愿以偿的喜悦。  王新禧

2013年12月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