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不仅仅是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安妮·弗兰克心灵世界的独白，更是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一个花季少女，她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记者，却因为一场战争，于妙龄之际惨死于纳粹集中营。安妮的日记坦率、透明，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无病呻吟。在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个女孩内心成长起来了，并在日记里将自己的成长丰富地展现了出来。安妮这名在15岁花季就不幸去世的少女因日记中表现出的惊人的勇敢、毅力一直让人们深深感动。

《安妮日记》是以犹太小女孩安妮·弗兰克的视角记述“二战”期间密室里的人的生活实录。安妮原来居住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纳粹兴起后随家人避难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3岁时她收到一本日记本作为生日礼物，从此开始写日记。在漫长的25个月内，她用她的笔，用她对写作的梦想，刻录下顶楼内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成长。面对战争、反犹太人主义，她思考与父母的关系、自然、爱情、上帝、宗教等等问题。

正文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写日记了，因为我先要认真地思考记日记的目的和意义。如今我将要记一本日记，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从来没“写”过日记。我估计，以后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会再对一个13岁的女学生的内心隐秘有兴趣。但是实际上我写日记的目的也根本与此无关。我喜欢写，我只是想让我的心灵彻底轻松一下。

“纸比人有耐心。”每当我在有些感伤的时候，双手托着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当儿，经常这样想。一会儿我想留在家里，过一会儿又想出去，大多数时候我待在同一个角落里，坐在那儿胡思乱想。是啊，纸比人更有耐心！我并不打算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装订好、有着“日记”这个响亮名字的本子给任何人看，至多是给朋友看，其他人可能不感兴趣。我的全部思想都围绕着日记转的原因是：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我想详细解释一下，因为谁能理解，一个13岁的女孩子为什么感觉这么孤单呢。这也是很奇怪的。我有亲爱的双亲，一个16岁的姐姐和加在一起大约三十个熟人或者可以叫做朋友的人。我有一大群崇拜者，他们一切都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几个小时拿着镜子偷看，直到看到我的笑容。我有亲戚，可爱的叔叔、婶婶，一个美满的家，应该说我什么都不缺，除了朋友！我和我的许多熟人干的都是些没意思的事，只是说说笑笑，谈些日常话题。我没有可能把自己袒露出来，我就好像被封闭起来似的。也许问题在于我缺乏足够的自信，但是情形已经这样了，尽管我也十分遗憾，但是我无法改变。

所以，我开始记日记。现在我长期以来想象有一个朋友的念头进一步升华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日记里只记一些具体事实，而是把日记本身当成我的朋友，给这个朋友起名叫基蒂！

假如我就此开门见山地说，没有人能懂我和基蒂的谈话。因此我想讲讲我的情况，尽管我不愿意说。

我的父母结婚时，父亲36岁，母亲25岁。我的姐姐玛戈是1926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的，接着我生于1929年6月12日。作为犹太人，我们于1933年流亡荷兰，父亲在那里当了特拉维斯股份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和柯伦公司有业务联系，在同一栋大楼里。

我们的生活充满动荡，因为留在德国的家庭成员也没有躲过纳粹法律的迫害。在1938年大屠杀之后，我母亲的两个兄弟逃往美国。我的外祖母来到我们这里。当时她已经73岁了。1940年后，好时光就更是一去不复返了。先是战争，然后是投降，再后是德国人人侵。如今苦难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法律出台，对犹太人尤为不利。犹太人必须佩戴有一颗星星的标志，必须交出自行车，不许再使用电动交通工具，汽车就更不用说了。犹太人只许在三点到五点之间——而且在犹太商店——买东西。晚上八点后他们不许再在街上行走，在这以后也不许出现在花园里或阳台上。犹太人既不许进戏院也不许进电影院，其他的娱乐场所也不许涉足。他们也不被允许游泳、打网球和曲棍球，一概不许再做体育运动。犹太人不许再进入基督教堂，犹太孩子必须上犹太学校。如今我们就是在这么一大堆的禁令之下生活。约皮总是说：“我干什么都没有信心了，因为我总害怕，那是被禁止的。”

这一年的一月，外祖母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爱她，她的去世使我多么难过。一九三四年我已经进了蒙特梭利学校的幼儿园，后来也留在这所学校里。最后几年校长K女士当了班主任。年底我们告别的时候，两人都动情地流下了热泪。玛戈和我后来一自1941年起——进了犹太中学，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好，就这样，我到了现在，今天这个日子。

1942年6月2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基蒂：

我们全班人心惶惶：教师会议即将召开。半个班的人打赌，谁将升班，谁会留级。米普·德容和我为坐在我们旁边桌上的两个同学笑得要死，他们俩打赌，已经输光了他们所有的零用钱。“你将升级、你留级，是、不是……”从早到晚嘴里一直这么喋喋不休地叨咕。不管是米普乞求的目光，还是我想讲的有趣故事，都不能让他们俩清醒。要照我看半个班的人都得留级。这些懒虫。世界上有些人是喜怒无常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也许这回老师们的情绪变化对我会有好处吧。

我和所有的男教师及女教师的关系都相当不错。他们一共九个，七个男的，两个女的。开普勒先生，年老的数学教师，有一段时间很生我的气，因为我总是话太多。他一再警告我，直到让我做一次惩罚性的作业。我必须以“一个多嘴婆”为题写一篇作文。啊，一个多嘴婆！这能写什么呀？但是我对此并不担心。我把作业本藏到书包里，现在试着闭上我的嘴。

晚上，当我做完其他作业后，我又想起了作文。我咬着钢笔的笔杆，思考着作文题目。随便写点什么，然后尽可能乱说，那每个人都会。但是找到必须多嘴的有力证明却是一门艺术。我想呀，想呀，突然灵感来了，我飞快地一句接一句写满指定的j页纸，我成功了。关于理由我是这样写的，多嘴是女人的本能，我将努力克制，但是我的母亲也那么多话，像我一样。可惜克服遗传的天性，很难做到。P4-7

弗兰克，名安妮，是德籍犹太人。1942年7月，刚刚过完十三岁生日的安妮·弗兰克随父母、姐姐与父亲的朋友凡·丹先生一家为躲避纳粹的搜捕，搬进了一问阁楼。隐匿生活是艰辛甚至残酷的。为了保证安全，他们从此不能再出门，白天不能随便走动、大声说话甚至上厕所。在这间拥挤狭小的阁楼里，在头顶上不时传来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的日日夜夜，在缺吃少穿、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每一天，这一群人安静地读书、日常起居有条不紊、孩子们一丝不苟地继续学业……

1944年8月4日，安妮一家被人告密，遭到德国警察逮捕。他们从此辗转于各个集中营之间。1945年3月，安妮姐妹都因伤寒死于营中。安妮的日记被人保存了下来。1947年得以成书出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安妮日记》不仅仅是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心灵世界的独白，更是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一个花季少女，她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记者，却因为一场战争，于妙龄之际惨死于纳粹集中营。安妮的日记坦率、透明，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无病呻吟。在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这个女孩内心成长起来了，并在日记里将自己的成长丰富地展现了出来。安妮这名在15岁花季就不幸去世的少女因日记中表现出的惊人的勇敢、毅力一直让人们深深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