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家族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家族之一。吴氏家族中世人罕知的五件业绩：吴纶、吴仕首创紫砂“供春”壶。吴正志、吴洪裕保存《富春山居图》。吴瀛与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吴佑孙、吴琳、吴瀛助推“辛亥革命”。吴瀛及家人支持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的早期革命活动。

王凡编著的《文华世家(吴祖光和他背后的五百年吴氏家族共2册)(精)》一书两册，分为“文字”和“影像”。“文字”部分全面展示了戏剧大师吴祖光和他背后的五百年家族史，讲述了吴家历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影像”部分通过一百八十来张珍贵照片来直观展示这段历史，包括老照片、家谱、书画、信件、日记、剧照等等，具有重要价值。

吴氏家族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家族之一。

王凡编著的《文华世家(吴祖光和他背后的五百年吴氏家族共2册)(精)》全面展示了戏剧大师吴祖光和他背后的五百年家族史，配有一百八十张精美老照片。讲述了吴家历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映照出吴氏一脉的五百年沧桑，留下了一段充满抱负、荣耀、摧折与情义的传奇。

引言 一个五百年文华世家的话题

第一章 美国人选了文华世家之后做“使者”

第二章 “神童”与美人

第三章 不该湮没的故宫元勋

第四章 京城最大的文化沙龙

第五章 水未吹皱而人吹皱

第六章 一言难尽“二流堂”

第七章 两个女人撑起一个家

第八章 没有在患难中倒下的家族

第九章 生正逢时 各领风骚

后面的话

吴祖光少年时期，他的家总是一两年、两三年就得搬迁一次。其实，也不是他父亲生性喜好搬来搬去，而是因为孩子不断地生出来，家中雇佣的人便随之增加，旧家没多久就显得局促狭小了，就要搬到更大一些的宅子里面住。

吴祖光在小草厂胡同出生后，前后搬到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南河沿金钩胡同、南池子葡萄园、景山后太平街等处的院落住过。这些寓所，除了景山后太平街一处稍嫌远些之外，始终围绕在王府井、东安市场跟前。因此，吴祖光少年时期更鲜活的记忆，大多与东安市场有关。

早些的记忆是东安市场内有个名叫“明星”的电影院，吴祖光的父亲曾带着他去看过一部国产影片，片名叫《孤儿救祖记》。那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是黑白的无声影片，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摄成于1923年。五十多年后，吴祖光依然还能回忆起这部影片中的某些画面和场景。

东安市场最吸引少年吴祖光的地方，是吉祥戏院左侧的一片空地，那是一片杂耍场子。杂耍场子里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有变魔术的，摔跤的，攀杠子练武术的，拉洋片的，踢毽子的，说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

对上述种种表演行当，吴祖光最感兴趣的是说相声。在那一时期，东安市场说相声的演员名叫赵蔼如，捧哏的演员很年轻，名叫什么他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但捧哏演员那装傻充愣的憨厚样子，却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相反，他能记住名字的赵蔼如表演时的神态，他的记忆倒模糊不真了。由此可见，占据舞台中心的角色，有时并不是台下观众自然记忆中最有声有色的角色。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其中很大成分被人叱之为耍贫嘴，但吴祖光觉得耍贫嘴有时候并不见得就会让人讨嫌，而往往会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甚至含蕴一些哲理，也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给人灌输某些知识。

吴祖光说他自己最初知道的一些有关性的知识，就是从赵蔼如的相声里听来的。相声是滑稽表演，而生活里的两性关系从某个角度观察也同样是很滑稽可笑的，但它就来自对实际生活的体察。

有一次，吴祖光和几个同学下课之后去东安市场，又是去听赵蔼如说相声。有一个女同学也想凑热闹，就跟着他们一同前往。

赵蔼如出台时，发现观众群中有个女孩，就对她鞠了一个躬，说：“小姐，您到那边儿瞧变戏法儿的去吧。我们这儿不文明。”几句话说得那女同学臊了个大红脸，便转身跑开了。第二天上学，女同学就骂吴祖光等缺德，带她去听相声。然而她并不清楚相声到底怎么个“不文明”法，所以骂完之后，又一个劲儿地追着吴祖光询问究竟。

其实，当时相声里的所谓“不文明”，就是表演过程中夹杂的一些荤话，类似于今天人们茶余饭后说的“黄段子”。后来，从事文学和戏剧创作久了，吴祖光察觉在叙事中夹杂一些荤话，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回想当年专演京戏的广和楼剧场，演出时就不卖女座，其原因就是剧目中或对话里，时不时有些“荤”的内容，或有一些双关语，是涉及两性关系中的“性”的。

东安市场里还有个对吴祖光诱惑力特别大的地方，是个颇有些年头的会贤球社。会贤球社里面有个地球场，所谓地球，就是现在的保龄球。吴祖光说那是他“小学生时代十分向往的地方”，其实那儿还是他第一次当众丢人现眼的地方：

我年纪小，个子也小，见那木头的大球似乎很有分量，从不敢尝试，只能趴到栏杆外面看别人打。一个猛劲把球扔出去，然后就看见那个大圆球笔直地滚滚向前，一家伙把那立得稳稳的一堆木瓶子全部撞倒，多么痛快!但我总觉自己力量不够，怕上去闹笑话而不敢打。终于有一天我决心试一下，买了个牌子。

轮到我了，我脱了外衣，一拿起球来就感到了球的重量。我掂了几下，该怎么助跑几步，怎么扔出去，我都早已看会了。我使足了劲，拼全身之力，抛球出了手。可是糟了!球不是往地下滚的，而是上了天。方向也偏了，直飞出栏杆上端，冲着一群围观者砸过去了。人群齐声惊喊，一下子跑散，球沉重地落在地上。我趁着大家还没缓过神来，抓起地上的衣服逃出场外，有人笑，有人骂，全都顾不上了。在大庭广众之间当场出丑这是第一回。万幸没有伤人，但却是生平丢人现眼的开始。

还有一件对学生来说是个天大的错误，但吴祖光回忆起来却丝毫不觉得羞愧，反而颇为得意的事，那就是他在上中学时居然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下午都逃课，跑到剧场去看京剧。如此行径对视考试升学为第一目标的当今中学生来说，简直不可思议。P68-70

引言 一个五百年文华世家的话题

几年前的一天，吴欢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不好了，江苏宜兴来人了，要把我带走！你快到我家来。”这没头没脑的话，除了让我吃惊之外，更多的是纳罕。倘若这个时有出人意外之举的家伙犯了什么事，我这个成天扒拉陈芝麻烂谷子的人如何救得了他？

带着满肚子狐疑的我赶到吴欢家，才知道宜兴来人是宜兴博物馆馆长邢娟。正是她要把吴欢“请回宜兴认祖归宗”。

吴欢之所以急匆匆唤我过来，是因为此前他将写吴氏家族传记之事郑重地托付给了我。此事源起于他得到常州博物馆送给他的一份厚礼，清光绪年间续录的《吴氏宗谱》复制本。宗谱最后一代名录中有他的祖父吴瀛及其兄弟、姐妹五人，整个家族历史由此可上溯近四百年。

我当初翻看这部家谱，见封面上写着宜兴北渠，不免心生诧异。因为此前吴欢和他的家人日常念叨和用白纸黑字写下的，都是祖籍常州。经查相关资料我才弄明白，吴家人所说的并非狭义的常州，乃是在宜兴曾划归常州治下时的那个常州。

那天，邢女士告诉吴欢：“宜兴曾长期归常州府管辖。因此，您的家乡在常州没有错，但您家族的根在宜兴。我们在宜兴县志和吴氏其他支脉的族谱等资料中查到很多重要历史事实，发现你们家和宜兴吴家的血缘关系，你们家族的历史由此可追溯到五百年前。”她以此为由，非要吴欢跟随她马上赴宜兴“认祖归宗”。

吴欢认祖归宗之后，我亦有幸到宜兴探访吴氏渊源。在追溯和梳理吴氏家族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感观接踵而来。随着一点点看清这个家族历史延伸的痕迹，我思考了许多以往不曾思考的问题，许多认知是我在正正经经钻研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没能悟出和体会到的。例如一个家族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联系，一个个文化世家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积累的作用，文化的内涵和力量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怎样一种潜移和多维的影响……

在反复的看阅、研判和交谈中，我渐渐意识到我面对的这个吴氏家族，并非此前定格在我意念中的那个吴氏家族，并不是只有我所认识的吴祖光、新凤霞和吴欢、吴钢、吴霜，其有文字可考的家族历史，可上推五百年。

早期的吴家一脉，其思维行止言论，竟然牵连着五百年来历史上众多政治文化的重头人物，如明朝的大画家唐伯虎、文徵明、沈周、董其昌曾是吴家座上客；吴家最早为宜兴紫砂壶注入文化内涵，赫赫有名的《富春山居图》曾是他家藏品；其祖上因对“中国历史上杰出内阁首辅之一”张居正不守规制穷究不舍，于史籍留有“直声震天下”的记载；风靡近代经世致用思潮之源常州学派创立者庄存与、刘逢禄和吴家有着亲缘关系，晚清开风气之先的魏源、龚自珍皆受之影响……

而到了近百年间，对吴氏家族历史的描述，所涉及的清末耆宿、民国政要、中共领袖，更是长长的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张之洞、张謇、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孙中山、黄兴、蔡锷、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张学良、张群；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瞿秋白、习仲勋、李富春、蔡畅、陈毅……文艺界则有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于非誾、李苦禅、李可染、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田汉、夏衍……基本囊括了中国现代文艺界全部名流。

盘点近现代中国大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南北议和、民国肇始、溥仪出宫、故宫博物院的创建、文物南迁、第一部抗战多幕剧的问世、毛泽东亲莅重庆谈判、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四十周年庆典、联合国秘书长连任庆贺、连战近年几度来访……总会看到吴氏家族的人台前幕后摩顶放踵不辞辛劳的身影。

像吴家这样，绵延数百年，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有着如此难解难分的因缘，或隐或彰的影响力始终不衰，实在是不多的。特别是这种因缘和影响力，并非简单凭借多么雄厚的政治背景和资源，而更多的是倚恃文化底蕴与人格操守。

然而，一个极其有意思的现象是，虽说自晚明以降，吴家与众多政界巨擘、文坛硕彦有着非同泛泛的交情，本该左右逢源，长袖善舞，仕途得意。但近百年来的吴氏家族却更专注于自己喜爱的文化事业，心无旁骛，疏离政治与官场，为国家和民族做的事不少，但遭的难却更多，而在其蒙难之际，又处于万般无奈万方无助的凄怆之中，这就特别耐人寻味。

跟随舅舅为民国肇始奔走的吴瀛，北洋当局忌其与国民党声气相通，国民党政府又疑其与中共瓜葛粘连，罗织构陷惊天冤案，毁了他半生的清白；弃名利不顾一片赤诚从香港投入新中国怀抱的吴祖光，却因其家族与国民党渊源深厚和其本人直言敢谏，几经整肃封杀，且殃及妻子新凤霞，一代名伶在最为熠熠耀眼之时被撵下舞台，继而惨遭摧折以致残疾，后半生与轮椅为伴郁郁而逝……星移斗转，风云变幻，如今国共两党关系改善，吴家五百年的文化根基、广结的善缘又被视为正面资源，人到中年的吴欢，成为国共政要的座上宾。吴家遭际映射出的政治之吊诡无常，着实让人感叹，拍案惊奇。

我想，在太平盛世，文化是会被恭请上座的，但近代以来的文华吴家偏偏赶上了“战争与革命”的纪元，而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帷幕的，民国前后的政治，更是用枪杆子说话才算数，文化人的知识与激情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让信奉枪杆子的政治家们讨嫌。

和平宁静才是文化生长的理想温床，但近代中国文化却长年在武化争斗的夹缝中挣扎，以致政治、经济总与文化别扭相拗。出现这样的局面，当然还有意识方面的因素，大概是因为我们真的还蹭蹬在文明进程的初级阶段？

文化的气质和意义，高于政治、经济，是形而上的，特别是成为文化精华的部分，超越了政治分野、经济利益，不同的政治群体、经济阶层，公然表态视风雅如粪土者极为鲜见；文化的生命力比政治、经济的生命力更持久、更顽强，政治、经济的产物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历史的尘埃覆盖，但文化的硕果却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被湮没，反而历久弥新，更具价值。

然而，政治、经济总是硬道理，而文化却是软实力；文化纵然在政治、经济面前没有弯下腰，却也曾在漫漫历史中屡有长年抬不起头来的时候。

文化与政治、经济本不该是相互违拗的关系，政治、经济有文化的支撑才会精彩，故而有时政治、经济要拉文化装饰门面，但文化人有时“不识相”，又对政治、经济外行，结果时不时受到修理和摧折，以致每每出现黄钟毁弃瓦缶长鸣的局面。

但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却是不会被绞杀的，她会潜入文化家族的血脉得以珍藏传承。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拜吴欢兄所赐，我对文化家族加以关注，并从中悟出了“文化不灭定律”。

文华世家之所以成为文化传续的承载，恰恰在于其领悟到文化的真谛，心灵经过文化的洗涤而清澈，栽种下至高至美的精神追求，“仁义礼智信”所涵盖的道德恪守，以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寒不能移，桎梏不能羁。这在以理想、文化、法制立国兴国的当今，似乎是尤为值得关注和汲取的资源。

绵延数百年的吴氏家族，虽说在近百年来名声并不十分显赫，隐而不彰，但文化之脉丝丝不断，精神和魅力长存，辗转参与和影响着历史和文明的不断递进的里程……附着在这个世家之上的如许现象，对一个有历史癖的文字工作者来说，是不乏吸引力的。

《富春山居图》名画在吴家来了又去，不过寻常轶事；吴中行和炙手可热的当朝宰相较真，被打得皮开肉绽，无怨无悔；吴瀛抛弃官场仕进优裕生活，投身国家文博事业故宫博物院草创的筚路蓝缕，毅然决然；吴祖光劝父亲捐献了两百余件珍藏文物，妻子新凤霞捐献一百余件戏剧行头，一家人清风两袖搬出自家在王府井帅府园的大院，晚年过着普普通通的清贫生活，安之若素；一生经历起伏坎坷，世人为之感叹唏嘘，然而吴祖光却淡然自谓“生正逢时”……相对于这些年来越来越让人厌恶的官场某些人的蝇营狗苟，巧取豪夺，为官不检，寡廉鲜耻，文化清流们的瑰意琦行着实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虽说有关吴祖光、有关他的家族的文字面世者洋洋大观，可从文化家族与社会演进这个层面去展现曾经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并对之做更入微体察、潜心探究的，始终未能得见。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现状，我在接手吴氏家族传记的写作之前，并不曾通过已有的文本对卓尔不凡的吴家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吴欢兄认准了我，非要让我这个长期专注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圈稍显疏离的人，来担当他们吴氏家族故事的撰述者。

事情有时就是这么有意思，一个在吴祖光印象里没有印象的人，一个当初对吴家没有多少了解的人，如今却最终成了书写吴祖光家世的人。我之所以应下这件事，实在是磨不过同吴欢兄的友情。人的一生，被友情绑架的事情时有发生，而此次接下吴欢兄这个力所不补的重托，却真的让我备尝艰难。

诸位读者，看到我的这一番感慨和唠叨，是不是也会对这样一个家族的历史已然生出一窥究竟的兴致来了？在经历过一度严重湮灭毁损历史文化的时期之后，居然还能发现这样一个有谱系参差辗转引证延绵至今五百年的家族，实为罕见和值得珍视。我们就闲话少叙，赶紧切入正题吧。

然而叙述这样一个超逾二十代的文华世家，关联之人颇众，所涉之事浩瀚，从哪里下笔呢？我突然记起，钩稽笔录吴家数百年来历史现状一事，实际上吴欢兄早在八年前就萌生念头并向我提起，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情形触发了他对溯源家族的意趣呢？我们就从这儿说起吧。

说实话，我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才对常州(更确切地说是宜兴)吴氏家族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把数百年吴家的人与事诉诸笔端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搁下笔，陷入沉湎，这个时候，有关“士”这个中国特有的群体的畅想便会弥漫于我的思绪……数百年的吴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士德、士文化与精神的人物化缩影。

中国的士，似乎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还有些不尽相同，他们不止有对现实的冷眼批评，不止有缜密思辨的逻辑和崇尚理性的铁面；他们也许要多了一些性情和热血、道德和良知，除了对国之兴亡、历史演进的责任担当，还讲究自我操守的深省修为。

居庙堂之高则忧大众，处江湖之远仍念社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刚正不阿，含冤不怨，逆来硬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谋国而不谋身，尽责而不居功，功成而后隐退。不求功勋加身，但求人格完美。

固然，中国的士德与士的精神，也有被现代理念和意识诟病的一面，有当予扬弃的成分，但勇于担当，尊于有格，清风两袖，富在精神等优秀内质，依然是我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国梦所必需的精神滋养和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