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末，她都带着两个孩子消失，去巡视她的特许经营土地。一千六百公里，往返需要两天时间。因为母亲找到了奇妙的解决办法：堤坝。所以她每个周末都要回去监工。堤坝，这也是父亲近乎天才的想法，在夜半时分传递给她。只要我们超越它，大海就是可以战胜的。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里，玛格丽特·杜拉斯描绘了母亲当时的那份狂喜，当她“发明”了这种用堤坝抵挡海潮的办法，玛格丽特具体地写道：“我们招来了一百多个工人，堤坝在我母亲的监督下造起来了，正好是在干季。又是不幸，堤坝给涨潮时躲在泥沙里的螃蟹啃噬一空。”
于是母亲想到了石头，但是，在这块随时会被海潮吞没的土地上，石头非常少。母亲最后倾向于用红树的树干。“又一次，她找到了办法。每一次她找到事情的解决办法时她都会告诉我们，这些夜晚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日子之一。”红树很牢固，稻子终于长了出来。奇迹终于发生了，但是还高兴得太早！母亲的雇工由于不满于她的专制，恨她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他们，没有告诉她稻子有收成。稻子还没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收割了，并且卖给了邻近的庄园主。钱一到手，他们就从海路逃走回到了交趾支那。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过特许经营土地。学校放假的时候，母亲发现了这一片狼藉。玛格丽特后来回忆起母亲当时的反应：“又一次，母亲死了心。母亲的那份纯洁或许只堪用她的麻木来表示。她厌倦了堤坝，她不想知道第二年，这些支撑了一年的堤坝是否还会坍塌！”
母亲仍然留着这块特许经营土地，但是决定在彻底地放弃前只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开垦，在离大海最远的那些坡地上，进行所谓的试验。她彻底垮了。她时常还会带着两个孩子回去。只是在那儿做做梦而已。一整夜的旅途，一家人坐着《堤坝》里那辆快要散架的破车。保罗擦着他的武器。玛格丽特梦想着有朝一日写点什么。在那里母亲终于能够得到休息了。他们一起望着蓝天，呼吸着天鹅绒般的深夜的气味。《堤坝》里的房子成了度假屋。马克斯·贝尔吉埃在1931年第一次遇到玛格丽特的母亲后，曾经寄宿在他们西贡的家，他也记得他们曾经在暑假的时候到那儿去待了两个月：“我们总是在夜里出发。保罗总是带着他的枪。车子很旧，车顶都没了。路也很糟糕。一路上我们会碰到野兽，狍子和大象。那里的房子下面支着木桩，一直开着门。周围全是沼泽地。到处都是鳄鱼。涨潮的时候，海水拍打着房子。房子就像是一座农舍，真的非常简陋。四周一片荒凉，再就是深不见底、令人担心的森林。整个地区都是以危险出了名的。到处都有猛兽出没。保罗带我去打过猎。他有两支枪。一路上我们还会碰到半裸的莫伊斯部落。有一天，保罗打猎回来，乘着一辆威利斯一福特汽车，车上装着三只狍子，还带回了一只活的山猫。他把小山猫留下了，用奶瓶喂它，晚上，它就睡在他房间的抽屉里。”
皮埃尔没有通知任何人，一声不响地回到了沙沥。道纳迪厄家的房子里再次为不和和暴力所侵占。《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一开头就是这样一副家庭场景。皮埃尔要杀了保罗。玛格丽特则想要皮埃尔死。皮埃尔偷母亲的钱，母亲只好再一次向印度高利贷商借钱。皮埃尔又买了一只狒狒，他视之为唯一钟爱之物。晚上，他给它弹钢琴，让它吞硬币。但是与爱相随的是折磨。他让它吞下了那么多的硬币，狒狒几乎都动不了啦，老是耷拉着脑袋。他还给它买了一只公鸡，让狒狒仔仔细细地剥它的毛。公鸡叫个不停。狒狒继续下去。接着公鸡就死了。皮埃尔再给它买一只。在主人的鼓励下，狒狒变得很恶，成天在阳台上满足自己的淫欲，主人则在一边看得十分高兴。母亲是不是终于明白过来她要把女儿从她邪恶的大哥手上救下来呢？她和她谈心，让她放心。《情人》里，玛格丽特安排母亲这样对她说：“你不应当为他痛苦。作为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来的确很可怕，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他不值得。” P63－64
杜拉斯的一生带有20世纪的鲜明印记……她将她的经历转化为荒凉、诗意的小说，即使不熟悉这些作品，阿德莱尔这本精心建构的传记也会如杜拉斯的小说一样紧紧抓牢读者。
——《纽约客》评论
杜拉斯曾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容忍杜拉斯。”通过这本传记，读者对此可能会同意一半。
——《出版人周刊》
觉得再说任何关于杜拉斯的话都是多余的。
爱，恨，传奇，写作，绝望，死亡，这本五十余万字的传记都囊括在内，让人再也不想说，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作者是个历史学家，有历史学家的冷峻和苛刻。欣赏与贬损都被包裹在平静的叙事语调中。
也许我们从此以后可以遗忘她了，杜拉斯，一个世纪的传奇，印度支那长大的穷白人，没有提交论文的法学院大学生，抵抗组织的成员，“总统的朋友”，其作品畅销世界的作家，电影家，戏剧家，给了无数个版本的自传作家，她终于没能抵抗住死亡，也终将不能抵抗住时间的流逝。
也许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开始新的传奇了，带着新的激情和欲望对待这世界。杜拉斯说，每个人都是作家，重要的是，怎样才能不写。不知道在新的一个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不写？
书里有太多的人物，太多的书名，太多的背景，于是有太多的注释。作者唯恐讲不清似的。但是读者需要很大的耐心——历史学家不在乎的恰恰是故事，他不相信杜拉斯式的“真实”，真是矛盾。
关于文中杜拉斯作品的片断，多为译者自己所译，参考了王道乾先生的《情人》译本以及漓江出版社的杜拉斯小丛书，在这里表示感谢。
译者
1999年9月14日
我的遭遇是从一本书开始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我在租来的一幢房子里发现了它，和其他的书在一道，疲惫的。那甚至还算不上是个书架。它也没有逃脱其他火车站小说的命运，被海滩的阳光烤得焦黄，抑或是被夜晚的暴雨涤荡得水迹斑斑。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地选择了它。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它是在等我。那个夏天，我遭受了个人情感上的一次重创，以为自己永远恢复不过来了。我可以证明，是一本书帮我缓过劲来，让我鼓足勇气面对明天，它的时间替代了我的时间，它的叙事环境替代了我那一团乱麻的生活。《堤坝》里年轻姑娘那一份野性的执着，那一份满含着爱的智慧起到了很大作用。回到巴黎以后，我想要给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一封信。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把信放在圣伯努瓦街的邮箱里，两天后，玛格丽特给我来了电话。她想要见我。说说话，她说。我犹豫了，说实话，犹豫着要不要跨越这一步去见她。一本书能给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它的作者却未必能给……再说，那时的玛格丽特似乎属于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小圈子，虔诚地宣扬那种洋洋自得的圣徒传记式作品，宣扬作品的“真”不复存在，至少她自己是那么做的。
对于杜拉斯的世界，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我知之甚少。日渐腐朽的印度，混杂着印度支那小村庄黄昏日落时的场景。对我而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杜拉斯所意味着的：对一天将尽的这个时刻的追忆，世界的粗糙不平隐没在黄昏的阴沉里，恐惧和暴力似乎都缴械投降了，但是仍然在阴影中徘徊。在那样的时刻，在那样的黄昏时分，所有的袭击都可能发生。殖民地别墅的白炽灯光尚未点燃，而黑暗也尚未浓厚到令流浪者和灾祸预言家驻足的地步。
在那个时刻，小女孩应该留在家中。也是在那个时刻，有一次，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个从来没有违背过母亲命令的小女孩走出了家门，在她身后，黑暗中，一个乞丐大叫着突然跳了出来。小女孩跑啊，跑啊，她再也没能缓过劲来。一直到生命迟暮，这尖叫声仍然停留在她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
按响圣伯努瓦街的门铃时，我有点惴惴不安。不，我没有再去读杜拉斯，但是她一直让我感到害怕。她的声音，她的风格，她的光芒在我心中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杜拉斯传奇，我既有对传奇人物的一种不正常的好奇心，又有一种对作家的赞赏。我却发现全都搞错了。玛格丽特来开了门，把我领进厨房，为我准备咖啡。一双活泼的眼睛：这是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充沛的精力，笑容满面。后来我得以不断地接近她，而这印象也一直没有改变：她最亲近的，分列在她不同人生各个不同阶段的朋友（因为在她对待不同朋友时，在对比强烈的写作的选择中，在相去甚远、经由她精心区别的各种理念前，她的确会展示不同的人生），在追忆她时几乎都会说：玛格丽特留下的，是她的笑。调皮的，孩子般的笑，传达友情的笑，讽刺的笑，甚至是满怀恶意的笑。玛格丽特笑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男男女女，甚至她自己。那天，她也是一边说一边笑，一直在笑，谈话是从镜子旁钉的那些照片开始的，她的童年，谈论她的小哥哥。我记得，她还谈到了她的母亲，谈到了她和儿子的各种奇遇。
我们继续不定时地见面。但更多的是电话交谈。玛格丽特专门爱在夜半时分给人打电话。每出一本书，她都会像个小女孩那般焦灼不安，急切地问你的看法，拙态百出却又不容分说。她生病了，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往来。她把自己隔离起来，一个爱她的男人在照顾她，保护她。我从来不是她的朋友；可能算得上一个她“比较喜欢”的人，这是她的话，一个她喜欢随便谈谈什么的人，什么都能谈，又什么都不谈，从做菜到电影，文学，时装，杂闻，政治，就这样，事先也没什么意向，随意，谈到哪儿是哪儿的那种谈话。她喜欢孩子，喜欢到几近疯狂。我的女儿蕾阿就是在她那本《蓝眼睛黑头发》出版的第二天出生的，也是黑头发，蓝眼睛。她觉得这是某种生命的符号。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疏淡了来往，但是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联系。《情人》的成功让她陷入了荣誉的陷阱。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和我说话了；她有点拿腔拿调，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她不知道自己这样正是给诽谤者提供了绝好的证据。不过她也不在乎别人的冷笑，因为她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真正读懂她的作品。无所谓。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类似俄国知识分子的悲怆形象，古怪、颓败。声名之后，杜拉斯遭到的是当众被侮辱的命运。
病患又让她再一次远离他人，但她没有远离自己，没有远离自己的写作欲望。昏迷了九个月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把没完成的稿子继续改下去。她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学校里长大，教学用的是越南语和法语，到了晚年，她愈发地为自己当年学业证书上的优秀成绩而自豪起来。“我是整个印度支那的第一名。”后来她曾很郑重地对我说，像孩子一样，骄傲极了，双眼放光。“你知不知道，别人都在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个瘦弱而满身野性的小女孩当时是西贡孩子的榜样，她的拼写和语法都那么出众，大人不无艳羡地拿她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可是也正是这个小女孩，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我们的语言却越来越粗暴，她扰乱了规则，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词语和它们的位置以最快的速度，以世界上最简单的方式——至少看上去如此——导向意义的纯粹性。
……
然而秘密依旧存在。我只希望有一些能够得到澄清，即使仍有相当一部分阴影和神秘存在——尽管我们追寻了许久，找了许多证明，还发现了她没有拿去发表的很多东西。玛格丽特‘杜拉斯今天也仍然在回避我们。也许这样很好。有的时候，传记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假设。让读者自己去找真相吧。就像她本人的书，一向都要缺上几块拼板的，漏洞和空白仍然存在。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本传记？它早就来了：书中的一切远比作者本人的生活要真实。她还说：“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的确，很长时间以来，什么人也没有。最多也就是不成体统的一团乱麻中的一点，在这乱麻中，压力已经退化成暴力。是写作的欲望让她在这世界上扮演一定的角色，是写作给了她这个名字：杜拉斯。
死前，她终于把个人的档案全部移交给现代出版档案馆。她不想保留太多东西，但是就像她自己做的干花那样，玛格丽特’杜拉斯保留的个人痕迹也是毫无章法的。运到里尔街的现代出版档案馆，是十六个纸盒！有出版物，校稿，世界各地报纸上的文章；但是还有手稿，剧本，她的小说的不同版本，随便涂抹的素描，儿子的练习簿，从街区垃圾箱里翻出来的画书，抄下来或经她修改过的菜谱，没有发表的作品，在反面加过注的照片，扔掉的计划，《情人》的草稿，拿来写《痛苦》的蓝皮本子，私人日记，还有在夜半撕下来的活页纸。其中就有这样一段，没有标明日期，或许可以算做她的警句吧：“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些什么。关于我的一生，我的愤怒，还有疯狂奔向欢娱的这肉体，我什么也没有说，关于这个黑暗之中，被藏起来的词。我就是耻辱，最大的沉默。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什么也不表达。本质上什么也没有说。一切就在那里，尚无名称，未经损毁。”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是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女作家之一，其作品常带有自传性，如《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水手》等，她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位自我虚构的代表作家、职业忏悔师，她将自己隐藏于多张面具背后，并热衷于搅乱可追寻的踪迹，这令她的身世变为一个谜团。她经常说，书中的真实远比作者本人所经历的一切更加真实。通过劳拉·阿德莱尔编写《杜拉斯传》这本详尽又不失感性的传记，读者可以自己辨认出一个真实的杜拉斯。
爱、恨、传奇、写作、绝望、死亡，《杜拉斯传》这本五十余万字的传记都囊括在内，让人再也不想说，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
作者劳拉·阿德莱尔与杜拉斯私交十二年，掌握大量私密信件，私藏照片和手稿；详尽的采访，冷峻的叙述，严谨的解读，直面杜拉斯生命中的真实和谎言，展示了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本书之后，任何关于杜拉斯的话都是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