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冯友兰(大字版)》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当代作家宗璞关于冯先生的回忆文章和散文集。它不仅是一部回忆录，一部传记式的文学作品，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帮助读者了解上个世纪的历史十分珍贵。宗璞，当代女作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

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已渐行渐远，他对中国哲学的非凡建树、谨严的治学精神、执着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却是后代学人常说常新的话题。他的女儿宗璞年逾八十，不辞劳累，蒐集旧作新章，编成《我的父亲冯友兰(大字版)》，以告诉读者一位真实的冯友兰先生。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梦回蒙自 

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 

三松堂断忆 

蜡炬成灰泪始干 

散失的墨迹 

他的“迹"和“所以迹

——为冯友兰先生一百一十年冥寿作 

《冯友兰集》序 

人和器

——第八届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旧邦新命：

冯友兰与西南联大"书面发言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安波依十日 

遭具

九十华诞会

心的嘱托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今日三松堂 

一九九三年岁末五日记 

书当快意 

人老燕园 

忆当年

——《新理学》七十岁 

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向历史诉说 

致丁果先生信 

给古人少许公平

花朝节的纪念 

哭小弟 

悼张跃 

忆朱伯昆 

附 录

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国学访谈：《新理学》七十年 

冯友兰在哲学上的地位 钟肇鹏 

冯友兰 郑朝宗 

论教育家冯友兰 蔡仲德 

冯友兰先生传 陈来

一九二八年十月，他到清华工作，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先在南院十七号居住，一九三。年四月迁到乙所。从此，我便在树林与溪水之间成长。抗战时，全家随学校去南方，复员后回来仍住在这里。我从成志小学、西南联大附中到清华大学，已不觉是树林有多么高大，溪水也逐渐干涸，这里已不再是儿时的快乐天地，而有着更丰富的内容。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父亲离开了清华，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乙所被拆掉了，只剩下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

清华取消了文科，不只是清华，也是整个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学们现在谈起还是非常痛心。那时清华的人文学科，精英荟萃。也许不必提出什么学派之说，也许每一位先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长期在一起难免互有熏陶，就会有一些特色。不要说一个学科，就是文、理、法、工各个方面也是互相滋养的。单一的训练只能培养匠气，这一点越来越得到共识。

父亲初到清华就参与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清华的归属问题，从隶属外交部改为隶属教育部。他曾作为教授会代表到南京，参加当时清华的董事会，进行力争，经过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和大家的努力，最后清华隶属教育部。我记得以前悬挂在西校门的牌子上就赫然写着“国立清华大学"。了解历史的人走过门前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清华大学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

在乙所的日子是父亲最有创造性的日子。除教书、著书以外，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哲学系主任，从一九三一年起任文学院院长。当时各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父亲任文学院院长长达十八年，直到解放才卸去一切职务。十八年的日子里，父亲为清华文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现在还少有研究。我只是相信学富五车的清华教授们是有眼光的，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选出一个无作为、不称职的人。

在清华校史中有两次危难时刻。一次是一九三。年，罗家伦校长离校，校务会议公推冯先生主持校务，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吴南轩奉派到校。又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底，临近解放，梅贻琦校长南去，校务会议又公推冯先生为校务会议代理主席，主持校务，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世界很大，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冯先生后来的日子是无比艰难的，但他在清华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历史的发展。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爱学生。他认为清华学生是最可宝贵的，应该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伤害。他居住的乙所曾使进步学生免遭逮捕。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当时的学生领袖黄诚和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平安度过了搜捕之夜，最近出版的《姚依林传》也记载了此事。据说当时黄诚还作了一首诗，可惜没有流传。l临解放时，又一次逮捕学生，女学生裴毓荪躲在我家天花板上。记得那一次军警深入内室，还盘问我是什么人。后来为安全计，裴毓荪转移到别处。七十年代中，毓荪学长还写过热情的来信。这样念旧的人，现在不多了。

学者们年事日高，总希望传授所学，父亲也不例外。解放后他的定位是批判对象，怎敢扩大影响，但在内心深处，他有一个感叹，一种悲哀，那就是他说过的八个字：“家藏万贯，膝下无儿”，形象地表现了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文化的断裂。可以庆幸的是这些年来，“三史”、“六书”俱在出版。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明知冯先生已去世，但他读了“贞元六书”，认为作者是不死的，所以信上的上款要写作者的名字。

父亲对我们很少训诲，而多在潜移默化。他虽然担负着许多工作，和孩子们的接触不很多，但我们却感到他总在看着我们，关心着我们。记得一次和弟弟，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玩。那时我们常把各种杂志放在地板上铺成一条路，在上面走来走去。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了，我们可能发出了什么响声。父亲忽然叫我到他的书房去，拿出一本唐诗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这些年我一直想写一个故事，题目是《铸镜人之死》。我想，铸镜人也会像铸剑人投身人火一样，为了镜的至极完美，纵身跳入江中(“江心波上舟中制，五月五日日午时”)，化为镜的精魂。不过又有多少人了解这铸镜人的精神呢。但这故事大概也会像我的很多想法一样，埋没在脑海中了。

此后，背诗就成了一个习惯。父母分工，父亲管选诗，母亲管背诵，短诗一天一首，《长恨歌》、《琵琶行》则分为几段，每天背一段。母亲那时的住房，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记得早上上学前，常背着书包，到玻璃房中，站在母亲的镜台前，背过了诗才去上学。

乙所中的父亲工作顺利，著述有成。母亲持家有方，孩子们的读书声笑语声常在房中飘荡。这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这个家还和社会联系着，和时代联系着。不只父亲在复杂动乱的局面前不退避，母亲也不只关心自己的小家。一九三三年，日军侵犯古北口，教授夫人们赶制寒衣，送给抗日将士。一九四八年冬，清华师生员工组织了护校团，日夜巡逻，母亲用大锅熬粥，给护校的人预备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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