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新闻工作的老记者，庞炳庵至今仍非常关心我国的对外报道和国际报道，他认为做好驻外记者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世界；二、要善于吃透两头，即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实际工作情况，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三、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不仅要深入了解驻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更要对世界大局、发展趋势、新的理论与思维等有充分认知，争取成为某一领域、某一国家或地区研究方面的专家；四、至少要掌握一至两门外语，并有较好的中文功底，可以熟练运用语言工具与采访对象直接沟通和交流。《怎样当记者（一个国际新闻工作者走过的路）》是庞炳庵当记者以来所经历的事情。

《怎样当记者：一个国际新闻工作者走过的路》的作者庞炳庵一生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他曾长期担任驻外记者，在国外新闻王作岗位上当过翻译和记者，在各种情况和环境下采写新闻。他也在国家通讯社的编辑部门和领导岗位上，从事编辑业务和组织指挥报道工作。他在约60年前走上新闻工作道路后至今，始终没有放下记者手中那支笔。他当记者的经验，是在漫长的新闻工作实践中形成的。

前言

一 从家乡到北京

 寻找祖父

 青橄榄

 “磨刀背”

 《塘桥志》序言

 竹鞭、大海和两个我

二 走上新闻工作道路

 新中国怎样向西语世界敞开大门

 万徒夫妇

 创业时代

 《葡语世界风情》序言

 献给远方的友人

 一对国际主义者夫妇

 自己的母亲伤害了自己的儿女

三 报道岛国风云

 我在古巴怎样工作

 从哈瓦那发出的第一条新闻

 初访切·格瓦拉

 古巴百万人大会宣布与中国建交

 美国雇佣军的覆灭

 亲历“导弹危机

 在哈瓦那采访艾地

 心中的珊瑚胸针

四 漫长的十年

 “文革”小结

 中、智人民战斗情谊深

 三个历史人物与智利的一段往事

五 在印第安人的故乡

 高原古都——墨西哥城见闻

 墨西哥东南行

 智利政变后墨西哥国内斗争情况

 墨西哥民族石油工业在前进

 墨西哥培育小麦良种取得成绩

 墨西哥的滴水灌溉法

 剑麻的故乡

 在印第安人的故乡

 从金椅上站起来

六 记者重返巴西

 中国记者重返巴西

 巴西荒野上诞生的新首都

 巴西利亚——凝固的和流动的音乐

 巴西亚马孙地区发现高产的“奇迹橡胶树”

 在亚马孙林海里寻找“奇迹橡胶树”

 天堂与尘世

 让每一个人自己作出抉择——巴西作家菲格雷多谈他的剧作《伊索》

 巴西的一个智囊——瓦加斯基金会

 一个促进内地发展的经济特区——巴西的马瑙斯自由贸易区

 拉美散记：大豆在巴西落户

 综述：巴西的选举年

七 永不放下手中的笔

 烟台市经济战线部分干部谈组织路线问题

 听十二大开幕词后想起的

 驻外记者的一种责任

 漫谈美洲古代文化起源问题

 驱散“导弹危机”的阴影

 令人喜悦的叫卖声

 墨西哥壁画家的道路

 揭开印第安人起源的奥秘

 巴西农业部负责人谈发展农业的经验

 怎样认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

 菲德尔和中国友人叙旧

 无愧人生

 遥问安第斯山

 目睹切格瓦拉标准像诞生

 守护好这片青山绿水

 到老桥去

 《中国人与古巴独立》一书捐献有关情况（注）

八 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一段探索

 关于改革国际新闻报道的意见

 面向世界读者

 扑面而来的竞争之风

 国际新闻报道五年来的探索

 新闻应该滚动式报道

 新华社海湾事件报道为何能独树一帜

 当前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宣传

 身后的一串脚印

一、从家乡到北京

寻找祖父

我父亲是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去世的。此后约五年的岁月对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1949年4月盼来家乡解放。大概是1950年初，我在塘中上初三时，从太仓中学调来一位体育老师，叫陈壮吾，他的夫人是位音乐老师。他小个子，年过半百，但十分精神。记得第一天在操场上教我们做操，他突然先在地上做了一个前滚翻。在他影响下，同学们对体育课兴趣大增。他对我们有个要求：无论站、坐、走都要挺直腰板。有一天在课堂上讲体育，他忽然问道：“谁是庞醒跃的孙子？”我举了手，站起来回答：“老师，是我。”那天教室外正下着大雪，他看我穿得很单薄，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欲言又止。后来我离开塘中很久，才知道他也是我祖父的学生。1950年夏我考取不收学费的苏州农业专科学校，临走时母亲为我收拾行李。我只有几件单薄的衣衫，母亲都放在一只小箱里。这只旧箱子宽不到一尺，长约一尺半，铜皮包角。母亲用藏青土布为小箱缝制了外套。她说，这是我祖父用过的。后来我在1950年底参军时又把它带到了北京。生活无论有多少变化，我总是留着这只箱子，因为我知道这是祖父留下的唯一的实物了。

在“文革”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我母亲突然从家乡“逃难”来到北京。她告诉我，镇上造反派说我祖父生前留给她一笔财产，一定要她交出来。但她对他们说：“你们想，人家都叫他‘败家子’，怎么还有财产留给我呢？！”于是，造反派把她关了几天“牛棚”，放了出来。

“文革”结束，我步人中年，那时已理解祖父的人生价值。我坚信祖父不是“败家子”。可以说，我是从那时起开始认真寻找祖父的。

大概是1982年底起，我开始求助我的长辈和亲戚们。1983年，在上海的振远六叔给我寄来了重要材料：刊登在1982年《上海体育史话》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陈梦渔写的《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沿革》。另一篇是钱泽民写的《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鼎盛时期》。曾任东亚体专校长的陈梦渔的文章说：“私立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创办于1918年8月。起初，借用上海南市方斜路庆安里体育传习所旧址为校舍。创办人庞醒跃（字同孚）。傅球（朗斋）、史忍（济群）、宗鹗（肖鹏）、陈熊（梦渔）等四人参加筹备。聘请环球中国学新会会长朱少屏任校长。日常事务，则由庞氏负责，1924年朱辞职，庞自任校长。1927年端午节前夕，庞因经济拮据等故突然离校。庞氏任校长名义上为四年，实际上主持校务达九年。在此期间，学校于1921年规模初具后，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次年又得江苏省教育厅传令嘉奖，1924年附设高中体育师范科，培养初中、小学体育及音乐师资，惨淡经营，打下基础。”他写道：庞氏突然离去，校务无人负责，后由在安徽和湖北省政府任职的宗肖鹏任校长，1929年后陈梦渔正式继任校长，到1949年为止。1949年上海解放，体专聘请来逸民为校长，陈居校董地位。次年，东亚校友黄狮出任校长。至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东亚体专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他最后写道：“上海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有史三十余载，办术科46届，毕业生1500余人，连同体育师范及童子军教练员毕业生，共约3000余人，育才几遍全国。”钱泽民是东亚体专的毕业生。他在文章中说，1933年到1937年是东亚体专的鼎盛时期。他写道：东亚体专的教育“非仅在只是灌输，体格锻炼，尤其注意人格修养与思想训导”。“东亚体专造就的人才，突出的也很多”。振远叔寄我上述文章时附上一封信说，他本想去拜访（当时仍健在）的陈梦渔，以便了解更多情况，但他不愿见他，因年事已高，但振远叔认为，更可能因为据说他与我祖父有过经济纠葛。

这期间有一个插曲使我受到了鼓舞。1984年7月29日，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以566环的成绩赢得冠军。这是这届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也是中国运动员自193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夺得的第一枚金牌。不久，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由一位住在大连的东亚体专毕业生写的文章。他写道，中国人走上奥运会并夺冠，是东亚体专人当年的理想，现在终于实现了。可惜我没有把文章剪下来。

已退休在常熟的庞树家是我们贻安堂同族父辈最年长者，1985年已85岁。我叫他树家伯伯。我想他一定知道我祖父更多情况，就去信询问。他于当年4月18日亲笔复信说：“醒叔生平，我当然知道些。但说不来。如要说，可用：‘富家子弟派头，易被人欺’几个字。他留日时与弘一大师同学，来往颇多。”我想，树家伯伯是以亲闻目睹的事实为依据作出这样的评论的。我以后核查，祖父与李叔同不是同时期留日的同学，但他们应有密切的关系。P4－6

我在家乡，与我们的民族一起，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是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和我。1950年年底，我在苏州农专响应祖国“抗美援朝”的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通知我考取的是炮兵学校，后又转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我原来最怕学的英语，准备到朝鲜前线去做翻译工作。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和平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外培养我国第一批西班牙语干部。我与20多位同学转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种语言。我在北外度过了约五年准军事生活。我不仅学会了外语，而且初步确立了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的世界观和信仰。1955年中央决定由中央广电局开办西班牙语对外广播。1955年10月，我从北外调人中央广电局对外部西班牙语组。从此，我踏上了一生从事的国际新闻工作的征途。1958年8月起，我被借调到重庆杂技团当翻译，访问拉丁美洲四国。我首次踏上拉美大地，一直到1959年的4月。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富饶而又贫困的大陆。1959年4月13日，杂技团随团的新华社记者孔迈同志和我一起，进入古巴首都哈瓦那，去建立西半球第一个新华社分社，并报道古巴革命。我在古巴一直工作到1965年年底。这近七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使我学会了怎样当一个驻外记者。1966年初起，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做翻译和编辑工作。不久“文革”开始。在这漫长的十年中，从1967年起约有三年半时间我参加了“运动”。1969年夏天起，我被任命为国际部发稿助理，还是回到了新闻报道工作岗位上。最初，我被派到北京化工三厂去“调研”和劳动了半年。以后，到1973年的3月约有三年半时间，在国际部发稿组值班。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与周总理办公室联系，请示国际报道问题。周总理经常批改我们的国际新闻稿件、评论和请示报告。我看到了周总理处理国际和外交问题的智慧，以及他那种极端细心、严谨和认真的工作作风。这段时间不算长，但我受到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1973年春天，我被派到墨西哥去恢复新华社墨西哥分社，在那里工作了约近三年。1976年初，我又回到新华社国际部，在值班室做发稿助理工作。一回国，我又被派到北京房山新华社的“干校”劳动了半年。“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我感到欢心鼓舞。1978年春天我被任命为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接着，我曾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了拉美的秘鲁、委内瑞拉、圭亚那和墨西哥四国，为时50多天。1978年夏天到1979年初，我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在党校，我认真地阅读了几本马克斯主义理论的原著，并着重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党校学习结束后我即被派到烟台地区去做调研工作，直到1980年的春节。在那一年的地方工作中，我感到国际报道工作的方法也适用于国内报道。1980年夏，我被派到巴西去恢复新华社分社的工作，在那里工作了约两年多才又回到新华社国际部。我在巴西工作时感到，巴西几乎是拉丁美洲的“一半”，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没有巴西工作的经历，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可以说，1982年开始，新华社进入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阶段。1984年和1986年我先后被任命为新华社国际部主任和新华社副社长。我参予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的探索性工作，应该说有些工作是我社前人所未做过的。1995年初，我从新华社国际新闻工作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我手中的笔也从未放下。

近日，我从书架里取出许多年保存下来的大批稿件。我整理出了近百篇，第一篇是1959年写的，最后一篇是2013年10月发表的。我把这些稿件按时间顺序或分门别类编在一起，此时我仿佛看见了身后出现一条我一生从事国际新闻工作的漫长道路。我感悟到，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或更确切地说，是我身处那个时代的国家的需要，把我推上了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征途的。有部分稿件，是不同时期写成的，涉及同一事件，因此在内容上有些重复，但现在已不好删改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其中有些文章的内容说得不完全对，但这些文字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也正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于是，我产生了选出一批稿件编辑一本书的想法。我想，对我个人说来，我走过的路上留下的足迹是一笔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而对那些从事我同一事业的后来者来说，或许也有借鉴意义。

2011年“七一”前夕，有关新闻主管部门请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万京华同志来采访我，要我介绍我的新闻生涯。同年，《对外传播》杂志第七期在《外宣战线老党员》栏目中发表了她的采访记：《从哈瓦那开始——访新华社原副社长庞炳庵》。这篇文章在叙述了我一生的新闻工作后，有这样一段结束语：

“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新闻工作的老记者，庞炳庵至今仍非常关心我国的对外报道和国际报道，他认为做好驻外记者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世界；二、要善于吃透两头，即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实际工作情况，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三、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不仅要深入了解驻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更要对世界大局、发展趋势、新的理论与思维等有充分认知，争取成为某一领域、某一国家或地区研究方面的专家；四、至少要掌握一至两门外语，并有较好的中文功底，可以熟练运用语言工具与采访对象直接沟通和交流。”

应该说，在过去一生的国际新闻工作中，我是这样努力要求自己的。

我把这段话与我上面介绍我一生经历的文字结合起来，作为这本书的前言。

写于2014年5月29日新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