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3法国的沦陷)(精)》是英国前首相全景式历史巨著，也是最权威、最全面的二战历史回顾，同时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解密二战鲜为人知的内幕，洞彻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本卷讲述了1940年间,法国遭受德国侵略的这段历史。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3法国的沦陷)(精)》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叙了1940年间，在经历了一系列关键性战役的失利之后，法国遭受德国侵略的灾难性过程。法国的沦陷对战争形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一方面，沦陷后新成立的维希政府彻底沦为法西斯的傀儡，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法国人民惨遭蹂躏；另一方面，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使得英国面临德国渡过英吉利海峡直捣英伦三岛的威胁。作者温斯顿·丘吉尔在书中以决策者的身份对战争发展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内情进行了全方位描述，特别详述了这个时期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即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和英法海军奥兰事件。

第一章 全国联合

第二章 法兰西之战 第一周 甘默林

第三章 法兰西之战 第二周 魏刚

第四章 向海岸撤退

第五章 援救敦刻尔克

第六章 竞相抢夺

第七章 再谈法国

第八章 本土防御

第九章 法国的痛苦

第十章 波尔多停战

第十一章 达尔朗和奥兰事件

第十二章 反攻的利器

第十三章 绝 境

第十四章 入侵问题

第十五章 “海狮”作战计划

附 录

相对于和平时期来说，在战争激烈的时刻组建一个内阁(尤其是联合内阁)，似乎要更容易一些。个人的利益不算什么，集体的责任感才最重要。在经过其他各党、各组织的授权以后，我们跟这些领袖们确定了主要的安排。被我邀请过来的人，都表示会坚决遵从我们的派遣，就像服从指挥的士兵那样。正当的基础奠定好了，我马上要会见很多人，我感觉，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藏有私心。即便有摇摆不定的，也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在全国自由党和保守党派中，很多大臣身上都具备这种高尚的素质。在紧急关头，在这让人亢奋的时刻，很多人都必须离开，甚至是永远离开自己的职务，放弃自己的事业。

相对于其他各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保守党比他们全部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120多个席位。他们选举张伯伦先生为领袖。我必须要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严厉地批判、指责他们。所以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对我取代张伯伦这件事情是极为不满的。而且，我这一辈子，跟保守党的摩擦和争执就没有停止过，这一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都知道的。以前，在有关自由贸易的问题上，我跟他们就是各走各的路。后来，我回来跟他们一起工作，是以财政大臣的名义回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是在印度、外交还是战争物资的准备等各项问题上，我和他们始终是对手。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接受我担任首相这个事实，有很多值得尊敬的人，也觉得很苦恼。对于保守党人来说，向党推选出的领袖保持忠诚，是他们的特点。在开战以前的几年，就算在一些事情上，他们没有对国家尽到责任，也是因为他们向推选出来的领袖保持忠诚的原因。我并不担心这些。我明白，大炮声响起了，其他声音就都被盖住了。

开始，张伯伦先生接受了我的邀请，同意担任下院的领袖兼枢密院议长。这个任职没有宣布。艾德礼先生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党很难工作。能在联合政府中担任下院领袖的人，必须是被大家认可的人。我和张伯伦先生说了这点，而且由我亲自出任下院领袖，他答应得很痛快，我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待到了1942年2月。在这期间内，艾德礼先生帮我处理日常的事务，算是我的副职。在长期的反党过程中，他的经验是很有用的。除非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我是不到场的。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在某些保守党党员的眼中看来，别人瞧不起他们的党领袖。他得到了每一个人的尊敬。5月13日，当他第一次以新的职务出现在下院的时候，下院中的大多数人(他的党和全体党员)，都站了起来，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同情。刚开始的几个礼拜，我收到的大多是工党议员席的致意。但是，我得到了张伯伦先生最忠实、最持久的支持，这让我充满了信心。

有些有能力的、积极上进的非新政府成员，和很多工党成员执意要求清除“犯罪之人”，清除那些慕尼黑协定的负责人，还有应该对“备战不足”负责任的大臣，来自于他们的压力是极大的。大家攻击的矛头直指哈利法克斯勋爵、塞缪尔·霍尔爵士和西蒙勋爵。可是，现在去指责那些有能力的、长期就任要职的爱国人士，是不合时宜的。那些人就是喜欢指责，如果任着他们的想法去做，保守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臣要离开。我们很容易看出，以上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不利的，毕竟保守党的领袖是张伯伦先生。而且，要不要由某一方去承担罪责这样的问题，是不用去琢磨的。从道德上看，应该对此负责任的人有很多，但是当届的政府必须要承担正式的责任。从工党大臣，包括自由党大臣在内所说的很多言论和投票记录中不难看出，他们说的话和投出的票都是比较愚昧的，这一结论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中就能看出来，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还能都说出来。我可以不去管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一点我比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所以，我反对了这些破裂的趋势。几个礼拜之后，我是这样说的：“要是以现在作为评定过去的标准，那么你就丧失了以后。”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这一论点阻止了那些走极端迫害路线的人们。

5月11日早上，我在给张伯伦先生的信中说：“在一个月以内，任何人不要变动住的地方。”这让身处在紧张战局中的人们，减少了一些麻烦。海军部的大楼除了是我住的地方，楼下的几个房间包括地图室在内，都是我设的临时总部。我把新政府的组织情况和跟艾德礼先生的谈话都向他作了汇报。“但愿今天晚上，我能为英王组织好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战事紧张，我们必须要抓紧完成……我们之间必须要紧密地配合，所以，希望你能重新搬回你熟悉的地方——11号的旧居，希望不会因此给你带来不便。”我继续写道：

……

P6-8

我在这一卷描绘的这段时期中，背负着很大的责任。我出任了首相，兼任财政大臣、国防大臣，以及下院领导人。起初的40天过后，我们独自面对德国与意大利，前者接连获胜，后者向我们发起最关键的进攻，站在我们对立面的中立国苏联热情支援希特勒，另外，日本也在威胁我们，并且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威胁到底是什么。不过，英国国王的战时内阁在帮国王处理国家大事时，表现得既勤恳又忠心不二，最终在议会的支持下，在英联邦、大英帝国各地区政府与人民的拥戴下，完成了所有任务，击败了一切敌人。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

写在肯特郡威斯特汉

恰特威尔庄园

1949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