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以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曾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的人生理想与学术追求。他参照西方学术方法写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建构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领域的重要成就与巨大贡献，使他成为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

田文军编著的《冯友兰》追溯冯友兰的人生之旅，探究冯友兰思想真实的缘由。

《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冯友兰，一个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他筚路蓝缕，前驱先路，第一个写成了完整的中国哲学史通史类著作，把中国哲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田文军编著的《冯友兰》介绍了冯友兰不平凡的一生。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一、“复盛馆”冯家

 二、清水河边

 三、武昌家塾

 四、崇阳的日子

 五、唐河高小

第二章 中学时代

 一、中州公学

 二、中国公学

 三、心仪北大

第三章 北大学子

 一、初临沙滩

 二、学问天地

 三、告别红楼

第四章 赫贞江畔

 一、初抵纽约

 二、神交柏格森

 三、拜访泰戈尔

 四、沉思赫贞江

第五章 水木清华

 一、重返开封

 二、燕京教坛

 三、清华园中

 四、抗战烽火

 五、游欧泛思

 六、保定监狱

第六章 南渡岁月

 一、长沙临时大学

 二、西南联大

 三、“贞元六书”

 四、联大校歌

 五、凤凰涅槃

第七章 晚年坎坷

 一、接而不管

 二、“弃妇”心态

 三、四级教授

 四、“家有万贯”

 五、学术良心

 六、“一面白旗”

 七、旧史新编

第八章 旧邦新命

 一、“文革”前夜

 二、“反动权威”

 三、解除劳教

 四、“批林批孔”

 五、重入炼狱

 六、“心怀四化”

后记

跋

一、初临沙滩

冯友兰是1915年秋季来到北京大学，开始在中国哲学门的学习生活的。

北京大学，这座近现代中国的最高学府，从创立到现在，已经风雨兼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北京大学的百多年，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风狂雨骤，看尽了近现代中国的云卷云舒；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养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这些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莘莘学子，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奋斗拼搏；也曾在不同的岁月中，以不同的视角回眸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生活，用无比美好的语言和文’字，描摹自己的母校，赞美自己的母校。冯友兰也是如此。冯友兰一生中，曾经几次以文字的形式，回顾自己当年进入北大以后的生活。

在这些赞美北大的学子中，还有一位朱海涛先生。朱先生曾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过一组《北大与北大人》的文字，连载于《东方杂志》。朱先生的这组文字中，有一节名为《沙滩》，写尽了北京大学校园环境的清幽与秀美：

沙滩往西就是北平最关最平的那条北池子北口。隔着满开着荷花，宽宽的护城河，耸立着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朱红的隔扇，黄碧的琉璃，在绿树丛中时露出一窗一角。平平的柏油路，覆着两旁交叉成盖的洋槐浓荫，延伸着向南，朱门大宅分列道旁。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烟树万人家”。

在这段优美文字的末尾，朱海涛先生还有一句结语：

“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

朱海涛先生不愧为北大学子。他不仅写尽了北京大学校园的秀美，而且道出了北大人生活环境的特殊。北京大学曾以她秀美的山水，陶冶过北大学子的心灵；也曾以她特殊的环境，锻炼过北大学子的聪明才智，思想品格，培养过北大学子的文化传统和精神。

北大学子生活环境的特殊，特殊在北京大学是一所设立在皇宫旁边的最高学府。这所毗邻皇宫的最高学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比任何一所学校都更直接地集中了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矛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来即是上戊戌新政的产儿。京师大学堂创立初期，即出现过新旧势力的矛盾和斗争。1898年，光绪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维新人物的变法主张，推行新政，并且决定在其新政中，设立各行省所“首倡”的京师大学堂。但是，这种新政计划，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延宕。

由于光绪皇帝的督促催办，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请梁启超草拟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后来光绪帝正式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才使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计划正式实施。但其后不久，慈禧太后即囚禁光绪帝，废除了新政。京师大学堂虽然未在被废止之列，但办学方针和学堂规模，相较于光绪时所拟定的计划，都有了不少变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后，京师大学堂不得不停办。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续办京师大学堂，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又以张百熙“喜用新进”为由，对张百熙办学多方掣肘。并将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参用“泰西学规”，“中西并用”的办学计划和方针，一变而为要求学生“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京师大学堂，中学与西学，守旧与维新的矛盾和冲突，仍然在继续之中。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即1912年2月，民国总统袁世凯任命严复代行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成了北京大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P58-60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领域中，如果说王国维、陈寅恪一类学者，是文学领域和史学领域里的大师级人物，那么，人们不会忘却，也不应忘却冯友兰在哲学园地中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心路历程。

冯友兰，一个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他筚路蓝缕，前驱先路，第一个写成了完整的中国哲学史通史类著作，把中国哲学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冯友兰，一位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哲人。他志道精思，覃精竭虑，写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之际所著书”，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也可谓“语上极乎高明，语下涉乎形器，语大至于无间，语小入于无朕”，“本末上下贯乎一道”；以中西哲学互补的理念与形式，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尝试。“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表达了他毕生的学术追求，凝聚着他一生学术建树的生命与价值。

冯友兰，一个经历过“五四”风暴的知识分子。他一生中有过“独创己见”的辉煌，也经历过“随波逐流”的曲折。但不论在怎样的境遇中，他始终执着于“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使命；在人生的风雨中，曲折与坎坷，不曾使他一蹶不振，自弃消沉；反倒激励他弃伪求真，“修辞立其诚”，不断地鞭挞自己，解剖自己；以求为民族哲学与文化的更新，竭尽心力，添加营养。

冯友兰，一个不断悟解人生价值的中国人。他一生中，荣辱交织，毁誉参半。丰硕的学术成果，特殊的学术地位，使他得到了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荣誉，也使他经受了过般中国知识分子不曾经历的磨难。古人有言：“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冯友兰已臻此境。他生前曾经受左右两个方向的赞赏与非难，死后仍然受到海内外不同人士的褒扬与贬抑。但是，历经生活的磨难之后，晚年的他已经“断名缰，斩利索”；他不计较别人，也不“依傍别人”，他只能走自己的路，他只能是他自己。他以自己毕生心血凝聚成的思想理论——“冯友兰学说”，为自己的民族献上了一笔宝贵财富；他以自己一生的坎坷与求索构成的文化景观——“冯友兰现象”，给关心中国文化前途命运的人们，留下了一道历史课题。

公元一九九八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诞辰。这一年，“百年北大”是老北大人、新北大人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论及北大百年的文献中，有一位青年学子写成的《穿过北大的水》，文中写道：

未名湖的水漾着智慧的光，燕园的风夹着魏晋南北朝的雨。静园草坪上有人大声吟诵李白、海子（盛唐气象，当年北大）。书桌上流动着康德、尼采、冯友兰的思索，熄灯后切磋蓬莱文章建安风骨。北大就是文化的象征，没有文化的北大就是贫瘠无聊的荒土。

在北大青年学子的书桌上，仍然“流动着康德、尼采、冯友兰的思索”，这表明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康德不会死，尼采不会死，冯友兰也不会死！他们将永远活着。对于中国人而言，“冯友兰学说”与“冯友兰现象”，则会更直接、更现实地驱使人们去开启自己的思绪，引导自己对文化的沉思，对人生的遐想。

这些大概即是人们不断追溯冯友兰的人生之旅，探究冯友兰思想真实的缘由。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友兰是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哲学史家，也是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行过艰苦探索并建立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哲学家。但他生当新旧社会的交替之际，在曲折与艰难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人生与他的学术成就，都为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我在本书《引言》中曾说：“他以自己毕生心血凝聚成的思想理论——‘冯友兰学说’，为自己的民族献上了一笔宝贵财富；他以自己一生的坎坷与求索构成的文化景观——‘冯友兰现象’，给关心中国文化前途命运的人们，留下了一道历史课题。”我始终认为，自己关于“冯友兰学说”与“冯友兰现象”的这种观念是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因为，不论是“冯友兰学说”还是“冯友兰现象”，都是中国学术界不能不长期面对的研探对象；人们关注冯友兰的人生，关注冯友兰的学术思想，实际上是关注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关注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现代化。我自己也是因为对“冯友兰学说”与“冯友兰现象”的关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即开始冯友兰哲学研究的。回顾自己多年来的“冯学”研究，感受颇多，可言说者不少。首先，回顾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对于冯友兰其人其学的解析与评断仍然需要拓展。在国内同辈学者中，我是较早开始冯友兰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研究中曾形成多种认识成果：1990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冯友兰与新理学》，这部著作当是“文革”结束以后，港台地区较早出版的大陆学者有关冯友兰思想研究的专门著述。我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内容，写成的《冯友兰新理学研究》，则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其后，由我编撰的《冯友兰学案》与《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新儒学论著辑要》，纳入方克立先生主持的国家项目“现代新儒学研究”，以不同形式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由我撰写的《冯友兰传》、《大家精要——冯友兰》，则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认识成果的形成，表明自己数十年间从未弱化对冯友兰其人的关注，也从未中断对冯友兰其学的研究。同时，这些认识成果虽面对同一研究对象，但具体视角与追求实有所不同；视角与追求的差异，表明我在冯友兰研究中，所涉及的内容相对而言也是较为宽泛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工作的继续，我愈来愈意识到自己对冯友兰人生了解的有限，愈来愈意识到自己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理解需要升华。冯友兰研究对于我而言始终是一道需要继续的课题。这道课题所关涉的历史与现实都十分厚重。唯有不断地追问，不断地探寻，才有可能写出这道课题所需要的正确答案。

其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学术责任。海内外学术界解析冯友兰其人其学，歧异甚多。怎样解读冯友兰的人生，如何评断冯友兰的学术贡献，需我们不断地思考与探究；还原冯友兰其人其学的真实，仍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一份学术责任。这也是我现在的一种感受。基于这样的观念，我先后写成过《冯友兰与文化保守主义》《冯友兰论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走进真实的冯友兰》《冯友兰与中国现代哲学》《中国现代哲学主题刍议》等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或比较冯友兰与其他现代新儒家人物的文化观念，或从形上学层面比较现代新儒学内部的“新理学”与“新心学”，或具体论析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或针对海外学者对冯友兰为人为学的误传、误解，专论冯友兰研究的思想方法，或宏观地思考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课题及其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关联。这些论文的内容，体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也标志着我对冯友兰学术人生的思考进入了新的意境。但是，我深知要走近真实的冯友兰，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也许，在今后的冯友兰研究中，人们的视角与解析仍会长时间地存在差异。但是，追求对冯友兰学术人生解读的真实，应当成为人们相同的学术目标，也应当成为人们共同的学术责任。认同这种目标，承担这份责任，不仅会促进与深化冯友兰研究，也会有益于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建设。

回顾以往的工作，也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幸运之感与感恩之情。我在冯友兰研究中确实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幸运既体现在前辈学者对自己在学术方面的指教，也体现在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们在工作方面的支持。我作冯友兰研究，最初是因为学习的需要，由萧莛父教授、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帮助我确定的。此后，我在工作中虽也涉猎其他的学术问题，但始终不曾中断对于冯友兰哲学的思考。现在回想起来，三位师长当年的指导，使我在工作方面受益终身，确是自己的幸运。在冯友兰研究中，我也曾得到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朱伯崑先生、陈修斋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具体指点。当年我的毕业论文即是朱伯崑先生评阅的，至今我仍保留着这份珍贵的评阅书。冯先生、张先生、朱先生、陈先生、萧老师、李老师都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对于这些前辈学者曾经给予我的指教，我永远心存感激。

在冯友兰研究中，学术界的前辈与朋友们在工作方面的支持也是我的一种幸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年轻人出书之难，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1990年，在高宣扬先生的热情帮助下，我的《冯友兰与新理学》得以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回想当年，一份手抄的书稿，托人从武汉带到巴黎，再交给高先生安排出版。书稿出版之后，还获得了一份不菲的稿酬，其时复杂的心情，难以名状。高先生与我素昧平生，在工作上如此提携我，支持我，我却无以为报，只有心中的感激！其后，我的一些冯友兰研究成果分别在陈殿云先生、方克立教授、陈鹏鸣博士、郭齐勇教授的帮助下先后得以出版，出版社皆不曾收取任何费用。能专心地致力于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且不必操心研究成果的出版印行，这在今天的中国的学术界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对于前辈和朋友们在工作方面的这种支持，我同样心存感激！

现在《冯友兰》一书在刘占凤女士和群言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作为群言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丛书《民盟历史文献》之一，又要与读者见面了。作为撰稿人，除了耕耘之后收获的喜悦，我仍然心存感激。感谢刘占凤女士和群言出版社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冯友兰》一书，是在拙著《冯友兰传》的基础上成型的。根据《民盟历史文献》丛书体例的要求，我调整了书名，对书稿结构、内容也有所调整与改动。但作为生活传记类书稿，《冯友兰》与《冯友兰传》的前半部分的内容仍是一致的。

韩国总统朴谨惠在谈及自己的成长时，曾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视作自己的人生导师。认为冯友兰的这部著作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和战胜人生磨难的智慧，让她领悟到了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的活着。朴谨惠阅读冯友兰著作的感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关注冯友兰学说的价值。

我将继续自己对于冯友兰学术人生的关注与思考。我诚心地希望《冯友兰》的出版，对于读者了解冯友兰真实的人生，理解冯友兰对于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建设的杰出贡献能够有所帮助。我期待自己在新的冯友兰研究中，继续与读者朋友们交流学术，探讨人生；也期待自己能以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回报那些在学术上无私地指点过我的学术前辈，回报那些在工作中给我以热情支持的学术界友人。

田文军

2014年6月28日

识于武汉大学珞涵新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