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且圆著的《大学者》讲述了七位科学家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对于传统与西化也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一切不仅不妨碍他们对科学的热诚追求，而且通过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欣赏到这个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人生，也让我们更加理解这个多元的世界。

钱学森呼唤大师的世纪之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笞课题。

《大学者》主要内容是享誉中外的大科学家——胡先辅、盂昭英、陈省身、黄万里、彭桓武、王元、丘成桐等人的传记。与一般的科学家传记不同，作者不单叙述这些科学家的学术成就与贡献，而且更侧重于他们的人文关怀和文史哲修养，并探讨这些因素在他们成为大师、在专业领域里作出重大贡献时所发挥的作用。

作者黄且圆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培养的学者与1952年我国大学院系调整以后培养的人才对照比较，发现我国理工科人才的培养模式受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影响很大，专注于理工科的专业教育，忽视人文社科理念的熏陶。这样的人才，虽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在专业领域的工作中或有优秀的表现，但是缺乏文史哲修养，难以形成系统的学术思想，很难成为大学者。这也就深刻地回答了上述的世纪之问——真正的大学者，不仅要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卓有建树的理论创新，更要有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和献身真理的人格精神。

序 回忆黄且圆女士

自序

前言

植物学家和人文主义者

跟盂伯伯学英语

白云深处可耕田

江河无情人有情

但期国运蒸蒸上，发达文明胜列强

一位数学家的艺术之路

追求数学的真与美

附录一 一个伟大天才的悲剧

附录二 回忆父亲黄万里

附录三 祖父黄炎培的印象

后记

这是陈省身十五岁时，发表于天津扶轮中学校刊上的一首新诗。这首小诗在表达少年陈省身热烈向往自由的同时，更告诉人们，他在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知道，要自由就必须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这首小诗仿佛预示了为自由，人身的和思想的自由，陈省身独立奋斗的一生。陈先生曾不无自豪地说过：“我一生走过的道路，做过的事情都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这句话或许也是对他一生实践的最好注释和总结。

陈省身于1911年农历九月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现为嘉兴市秀洲区，编者注）。这一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中国千年的帝制覆亡了。嘉兴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那里有南湖胜景——烟雨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嘉兴南湖的画舫上召开的。陈省身生于动荡的年代，但他却选择了最需要安静、最需要缜密思考的数学。

陈省身的父亲陈宝桢生于1889年，15岁即中秀才，其后又就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任职司法界。1922年他把全家接到了任职的地方——天津。天津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发祥地，当时北方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又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得领中国现代化风气之先。陈省身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学生时代。幼年的陈省身生活上受到家庭特殊的呵护，很晚才进小学。到天津时他11岁，稍后插班人扶轮中学。扶轮是四年制的旧制中学，这使陈省身有机会在15岁时便进入大学学习。当时的扶轮为交通部所办，经费充裕，师资条件很好。陈省身称自己不是那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念书的学生，只要是有兴趣的事，就高兴去做，并不在乎分数的好坏。当然，他的数学总足很好，其他功课一般，并非考不好，只是懒得在分数上下工夫。他说，自己“书看得很多，喜欢去图书馆看杂书，什么书拿来就看。我喜欢看历史、文学、掌故，乱七八糟的书都看，时常跑到书库一待就几个钟头。这本看看，那本看看，数学书也看，但并不光看数学书，有些数学书，有些数学杂志，有些数学家，我都知道。我有个看书的习惯，是自己主动地去看书，不是老师指定要看什么参考书，而看什么书。这很有好处。你已经有了个初步了解，以后待你真止需要看内容时，就比较熟了。”

“在你小时候，你的父辈或其他亲人对你读书、学习有什么影响吗？”我们问陈老。

“我很幸运，小时候家里没人管我。父亲不管我，母亲也不管我。我小时候的同学也不能影响我，因为我比他们要小许多。”陈老这样回答。

看来，陈老从小就生长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里，他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方白由的天地。或许，这对他独立自主性格的形成也不无影响吧。

1926年，陈省身15岁时考入了天津的南开大学。他本来和当时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想学工，投考在唐山的交通大学，但因局势的动荡，铁路不能正式运营，无法去唐山，只有就近入学了。那时南开大学理学院有四个系：生物、物理、化学和数学。入学的第一年不分系，陈省身选修了化学，但他不善做试验，而数学总是学得很好，于是自然地进入了数学系。数学系由姜立夫先生主持。当时的巾国数学界还很贫弱，以数学为主科在国外取得博十学位的仅有胡明复、姜立夫二位（均在哈佛大学毕业）。姜立夫先生在人格上、道德上是近代的一个圣人（胡适语），他态度严正，循循善诱，使人感觉到学数学有无限的兴趣与前途。1927年陈省身升人二年级，在姜先生的教导下，他的学习和生活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陈省身和同学吴大任成了数学系最好的学生。姜先生为此十分高兴，他在南开讲授了许多当时认为高深的数学课程，如线性代数、复变函数论、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等。陈省身说，他的基本数学训练都是姜先生口授的。

1930年陈省身从南开大学毕业。这时他已清楚地看到，要深造、在数学上想有所造诣，就必须出国留学，但家庭的经济境况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出国费用，必须争取公费才行。这时候机会来了。就在这几年里，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1928年又改为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清华决定建立研究院。研究院规定，毕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可派送出国。这一年，陈省身和他的好友吴大任都考取了清华研究院。1930年至1934年，陈省身在清华度过了四年，先做了一年助教，第二年才开始念研究生。这段时期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从大局上看，处于自辛亥革命（1911）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之问中国少有的一段和平发展时期。当时的清华，经费充裕、人才济济，教育水平突飞猛进，渐渐成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在研究院，陈省身师从孙光远先生。孙先生是芝加哥大学博十，专攻“投影微分几何学”。他是当时唯一在国外杂志发表过论文的中国数学家，也是在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发表论文的中国数学家。在孙先生的指导下，陈省身完成了三篇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在《清华理科报告》和日本的《东北数学杂志》上。但这时陈省身已觉察到，投影微分几何只是数学的一个旁支，它的研究已显肤浅，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他还需要了解数学研究的主流，寻觅新的研究方向。

P54－56

多年前曾见某报刊文章，讲到获诺贝尔奖的某华裔科学家与一位港台歌星同机到达国内机场的情形：众多粉丝执花前去热烈欢迎歌星，却无人理会科学家，言语问颇有为科学家鸣不平之意。笔者以为粉丝拥戴歌星合乎常情。对科学家的冷落，可能是因为我们向公众介绍科学和科学家做得不够的缘故，由此我萌生了写一些科学家故事的想法，这种想法的内涵可概括为“中国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但是有的朋友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什么人文思想。的确，我国还没有产生像爱因斯坦、萨哈罗夫那样既是大科学家又是大思想家的伟人。但是，一个选择了把科学作为毕生事业的人，必有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作为背景和动力，这就是我所谓的人文情怀。我写过一位数学家，他在年事已高时仍致力于书法艺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位朋友说：“练习书法算什么人文情怀?”但我以为，这位数学家不留恋名位，这就表明了他的价值取向。他所追求的是艺术，这恰与他毕生从事的纯粹数学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本书讲述了几位科学家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有的人平静顺遂，一路顺风；也有的人跌宕起伏，历经坎坷。有的人得到社会主流的高度褒奖，也有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被极度打压；有的人执意留在国内，也有人的远渡重洋。他们在各自的学科中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又各有千秋。对于传统与西化他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崇尚西方哲学，也有的强调传统。他们当中有人桀骜不驯，也有人安详平和。这一切不仅不妨碍他们对科学的热诚追求，而且通过他们，让我们欣赏到这个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人生，也让我们更加理解这个多元的世界。

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涵盖了七位科学家，其中有两位是笔者的长辈和老师，有四位经过笔者的多次探访，成文得到了他们的首肯或赞赏。只有植物学家胡先瑞，因过世较早，笔者未得亲见，但也阅读了相关文章，并请教了他的同事和后辈。

这本书是献给青年人的。笔者希望崇尚科学和科学精神、尊重和爱护科学家能够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

黄且圆

2011年4月

黄且圆于1996年体检，发现了肾癌，及时地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王建业主任医师手术十分高明，一直到2009年的10多年问，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这以后虽然有些问题，且圆是追求理想与完美的人，不大愿意与其他人谈起她的病情与痛苦，凭着坚强的毅力，配合医生与疾病作斗争。

2012年3月，且圆终因癌症不治，与世长辞。最后两周，她病情急剧恶化，没有留下遗言。她和我都是唯物主义者，完全不注重身后之事。

我们的亲友，且圆昔日的同学与同事，获知且圆去世的消息后，都感到十分震惊。其中，不少人在几个月前还曾和她见面、谈话，感到她并无异常，精神尚好，十分乐观。且圆辞世时，两个孩子杨炎和杨冰都在北京，我和她们都陷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并没有注意及时将此消息通知亲朋好友和有关的熟人。然而仅仅两三天时间，这个消息便已传遍海内外，他们与许多数学家打来电话，发来电邮、传真，表示慰问。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与沃尔夫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发来他撰写的悼词：

天锡丽则世代书香父乃名世垂范上庠清泉在山隋珠幽光

夙昔结稿琴瑟在御相夫持家厚抚二女内和外睦亲朋称誉

方期共永遽赴泉下一朝远诀众皆不舍昊天含愁泪如铅泻

呜呼哀哉魂归来兮人非金石寿乃有期吾友节哀珍摄克悲

2012年3月16日，且圆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的竹厅举行。丘成桐院士以及数学、力学、信息科学方面的十几位院士，中科院数学院和软件所、北京工业大学的许多同事．国内数学界的同仁，都纷纷前来送别。我们的亲属，且圆在大学、中学时代的许多同学、好友，她和我以往的一些学生，也来给且圆送行。

吊唁的学者与亲友，许多已是耄耋之年，然而见了且圆遗容，十分悲痛，涕泪交流。她的中学同学王秉礼写下了诗句：

悼念同窗

黄泉路上坎坷多，且慢匆匆过阴河。

圆梦人间亲情热，安稳升居天堂客。

息事宁心繁杂事，仙途无限必成果。

境界阴阳虽相隔，好人总让思念多。

周国谨女士，从事科普电影编导已卓有成效。她近年十分关注且圆父亲的业绩，时而看望且圆母亲。得知且圆病逝的噩耗后，也写下诗句：

悼念黄且圆

黄花香蕊三月初，且与春风翩跹舞。

圆润温和芬芳语，安随慈父驾西鹤。

友叙旧话音容在，人祷挚情佳偶属。

感应数学研软件，念怀家典虔0谱。  在告别仪式上，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些老师与同学特地写下：

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追求真理而童心的人。

他们对且圆有着深切的了解，这是且圆的真实写照。

且圆逝世后，亲朋好友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东起江浙，西至云贵，发来唁电表示慰问。她的大学同窗钱定平教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怀且圆》，追忆大学时代轶事，对且圆给予高度赞誉。许多旅美学者从美国发来唁电，对失去且圆这样一位好友感到痛心，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悼。

所有这些，都使我十分感动。当时，我方寸已乱，情绪激荡，未能表达对众多亲朋好友的答谢之情。谨在此，补上我与两位女儿杨炎和杨冰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敬意。

正如我在前言中已经指出的，新世纪以来且圆十分认真地撰写了一组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并有结集出版的心愿。现在文集即将出版，这是且圆奉献给科技与教育界，尤其是广大青年学者与同学的珍贵礼品，也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这里，我要感谢丘成桐与王元两位院士，且圆刻画的七位大师中，他们两位精神健旺，继续对数学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当年配合且圆的访谈，使她能撰写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的文章，受到广泛的欢迎。且圆辞世，成桐发来感情深厚的悼词，经王元妙笔书写，连同王元的序言，置于卷首，为文集增色。

我也十分怀念大师陈省身和彭桓武两位先生。他们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在数学与理论物理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培养了一批出色的青年人才，然而他们都十分随和，平易近人，对且圆的访谈非常支持与给予鼓励，对且圆撰写的文稿认真予以审读与予以赞扬。应该说，且圆对这两位大师的刻画，得到他们本人的认同，并引为知音。

孟昭英院士不仅是一位物理学与电子学大师，而且对英语的发音、用词、造句、作文，甚至英美的习俗、交往、礼节、典故，都有认真的思考与深人的了解，且圆的《随孟伯伯学英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胡先骕先生逝世于20世纪60年代，是且圆刻画的大师中唯一一位她没有能直接接触的人物。于是，且圆花费了加倍的时间去熟悉胡先生的生平、论著、事迹、史料，更多地采访了胡先生的亲属、朋友与学生，终于能将胡先生的形象与坎坷经历很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张映碧女士力促我将且圆这一组文章结集出版，并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做了编校工作。没有她的敦促与帮助，这本文集是难以面世的。

这里，我衷心地感谢科学出版社，他们能够摒弃社会上，特别是商场上利字当头的做法，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从青年学子的成长与发展考虑，决定出版且圆的这本文集。

在此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和牟克雄先生，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和李红琴女士，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胡德琨先生与庐山植物园胡宗刚先生，清华大学图书馆桂立新先生，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李小凝先生与铁广强先生，以及且圆的诸弟妹在出版且圆这本文集的过程里所给予的热情与慷慨的帮助。

杨乐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