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

陈墨编写的《口述历史杂谈》所收录的文章，是作者从事口述历史工作8年来的一些零星文章、笔记和访谈录整理文稿。都是与口述历史相关，因之较杂，故以《杂谈》名之。

陈墨编写的《口述历史杂谈》所收录的文章，是作者从事口述历史工作8年来的一些零星文章、笔记和访谈录整理文稿。都是与口述历史相关，因之较杂，故以《杂谈》名之。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杂谈部分，是对口述历史的一些思考，这些不是学术论文，是思考随笔。第二部分是序跋及编纂说明与后记部分。第三部分是采访札记和访谈录。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代序)

口述历史能为历史学贡献什么？

口述史学是什么“学”？

人类个体记忆库是什么东西？

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编纂的“口语形态”问题

艺术家与口述历史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序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序

《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后记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编辑条例(讨论稿)

《花季放映》编后记

《画外心声》编后记

《散镜传奇》编后记

《陈骏涛口述历史》采编后记

采访胡健先生手记

关于吴天明：未完成采访的手记

长安女子放映队员集体访谈纪要

西安电影资料库届员工集体

访谈纪要

陈燕嬉访谈录

李露玲访谈录

卢树坤访谈录

后记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第三个特点，是录音录像的资料搜集，这是我们与别的口述历史最大的不同点。我们是国家电影资料馆，我们的工作目标，首先是要搜集到任何有关中国电影史及中国电影人的资料信息。以供未来的历史研究者使用。在这里，我想要修订保尔·汤普生的一个说法，他说，口述历史是“过去的声音”，实际上，口述历史是现在(接受采访时)的声音，只是涉及过去的故事。也就是说，口述历史采访，实际上是过去的故事，通过现在的声音呈现。我的一个年轻同事与我讨论，主题是如何让口述历史发挥应有的效益。这涉及将来的历史学家如何使用我们的口述历史资料，所以，在口述历史的时间轴上，过去的故事、现在的声音之上，还要增加一个点，那就是未来的视点，即未来历史学家对我们馆藏的口述历史录像录音资料的观察、判断、思考与研究。

现在我想说第二个问题，即口述J力史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什么?对这个问题，几乎不用考虑，就可以得到答案，那就是我们的口述历史当然是能够为未来的历史研究提供资料、信息、历史素材。这一答案当然不错。只不过，这还并不是全部的答案。在我看来，口述历史工作，很可能会引起历史研究的革命一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甚至耸人听闻。我这样说，有下列几个理由：

首先，口述历史以人为本，如此能够找到历史的根本。传统历史学有两大特征，一是以纪实为目标，即以事件的真实性作为研究者的追求；二是以说理性为原则，即历史学的研究最终是要寻找某种历史哲学的真理，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即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的框架已经预设，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往预设好的框架格子里填充事实。但，这种做法，很容易成为历史学的一种异化力量，甚至有可能彻底扭曲历史学的本性。追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固然值得发扬，但若非以人为本，而只把人当作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附属物，那就有可能主次颠倒，最后走人误区。历史是人类活动，人是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的主体，孤立的历史事件会有多大的意义呢？离开人的主体，我们又如何解释历史事件呢？

其次，口述历史一如保尔·汤普生所说一通过人民的声音，把人民的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历史家不能贪功，说历史以人为本的观念是由口述历史工作所促成；实际上，人民的历史观，本身也并不是口述历史的直接产物，而是历史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也是人民的历史。这一点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普遍性的历史观念。问题是：人民的历史如何书写？在这方面，口述历史的优势与贡献，就十分突出了。口述历史的工作宗旨，就是要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让人民的声音成为历史学交响曲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通过口述历史采撷，能够将人民历史观落到实处。我想，这也是全世界口述历史工作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同时也是我们的共同理想。

最后，个体性的口述历史文献及其研究，将会给历史学带来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性变革。在口述历史采访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受访人这样说：你别采访我，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听得多了，我当然懂得，这些人这样说，显然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虽然参与了历史进程，但却算不上是历史人物。他们心中的历史人物，虽然不再是过去的帝王将相，但还是那些重量级的、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这样的想法，正是值得口述历史家深思的地方：这些经历过历史进程的普通小人物，算不算历史人物？按照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他们理所当然是；但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部分历史学家，却并不当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把所有的大小人物都当作历史人物进行口述历史采访，会有什么意义？P4-7

明眼人一看即知，这个标题是借来的。美国口述历史家唐纳德·里奇的名著被王芝芝、姚力二位将其第二版译成汉语，书名即《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这个翻译好。

借用这个题目，是想说这么几个话题：口述历史是什么？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是否靠谱、是否可行？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孩子：爸爸，你上学的时候，要是没考好，爷爷会不会打你?

爸爸：爸爸上学的时候啊……

孩子与爸爸对话，爸爸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这样的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而这，就是自然形态的口述历史。如果孩子或爸爸或旁边人将孩子和爸爸的对话用摄像机、录音笔甚或手机记录并保存下来，这就是“做”口述历史。

可能有人觉得：这样解释口述历史，未免太过简单随意。我就换一种比较正式的说法。口述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口述历史是人类知识和经验传承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求知的一种路径。按照这一界定，那个孩子与爸爸的对话中，涉及的问题包括：爸爸上学的时候是否有没考好的情况?假如没有考好的话，爷爷会不会打？对于这个孩子而言，这就是在求知，在学习人生的经验，寻求成长的知识。其中或许还暗含了对爸爸因为自己考不好就打人的不满。

什么是口述历史?这个问题并无标准答案。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访谈，将他们参与历史大事件的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当然是口述历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早期口述历史工作，就是以此为依据的。英国口述史家与社会学家、社会史家合作，对产业工人、城市女仆进行访谈，让历史上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也是口述历史。也就是说，产业工人、城市女仆这样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口述历史的对象。他们的人生经历、人生故事和人生见闻，也能够成为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做，就把口述历史的对象和范围大大扩展了。如此一来，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就有了依据。

作为一种求知路径，口述历史无非是就个人的人生经验和知识进行提问、对话、访谈和记录。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求知，了解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化的产物，都是社会与历史关系网络的一个结点，都会接受社会与历史的影响并对社会和历史有一定的作用，就不难进行推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历史对象，大家都可以做口述历史采访人，这事确实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我是说，口述历史，或“做口述历史”，这事一点也不神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条件及科技水平的提高，照相机、摄像机等记录音像的器具不再是奢侈品，能够记录音像的手机几乎已经普及，记录并收藏口述历史访谈，一点也不困难。因此说，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在理论上说，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

现实的情况是：大家并没有来做口述历史。这也是一个证明。最应该做口述历史的单位，如国家各级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行业志办公室、党史征集办公室，大学社会科学院系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做口述历史的单位似乎不多。这证明：我们仍然是习俗专制的产物，习惯于排排坐、等果果，没有上级通知甚或最高指示，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崔永元先生发现我们全国的口述历史馆藏数量还比不上国外的一所大学，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质问：我们不该感到这很可耻？没有人回答崔先生。他再生气，也还是白搭：我们习惯于忘却历史的灾难和伤痛，漠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冷冻历史的记忆和思考，麻木历史的大脑和心灵。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太多没有历史的人。如此人群，自然没有历史。

好的一面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有人在默默地或有声有色地从事口述历史工作。近些年来，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明显越来越多。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话还可以接着往下说：有人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跟着走这条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从这一角度说，我们不必生气，更不必悲观。现在的未来在现在，现在还在，口述历史还来得及做。现在去做，就不会向未来交出历史白卷，不至于无颜见先辈和子孙。

这个集子中所收的，是我从事口述历史工作8年来的一些零星文章、笔记和访谈录整理文稿。都与口述历史有关，比较杂，便以《杂谈》名之。

集子中的文章，可以采取不同的分类方式。原先是分为杂谈、采访手记、编纂手记、序与跋、访谈录等五个部分。责任编辑曹振中先生要求合并同类项，最好是编成四个部分或三个部分，我接受了曹先生的建议，编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杂谈部分，是对口述历史的一些思考，包括《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代序)》、《口述历史能为历史学贡献什么？》、《口述史学是什么“学”？》、《人类个体记忆库是什么东西？》、《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编纂的“口语形态”问题》及《艺术家口述历史》等。这些不是学术论文，是思考随笔。

第二部分序跋及编纂说明与后记部分，包括我为民族出版社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4卷本)所写《序言》，和为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30卷本)所写《序言》。这两个序言，是我参与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程第一期、第二期的总结报告，包括策划思路、实施方法、编纂方面的具体介绍。《‘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的《后记》，则是介绍我写那本书的相关情况，其中有“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感受和期望。进而，口述历史档案编纂，也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同一个访谈录音，由不同的人整理，会有不同的录音抄本；而同一个录音原始抄本由不同的人编纂，会有不同的口述历史编纂文本。编纂文本的不同，来自编纂者对口述历史的理解不同。我编纂过四本书，每一本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对编纂过程的把握及反思，有助于对口述历史工作的理解。

第三部分是采访札记和访谈录。做口述历史，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访谈。我参与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作团队有一条规范，要求采访人要为每一个采访写一篇《采访手记》。我采访过100多人，写过100多篇采访手记，主要是介绍受访人的身份、当时的身体、心理情况，个性特点，采访的具体日期、地点，以及采访的经验和教训小结。这里选择了两次集体采访纪要，以及《胡健先生采访手记》和《吴天明：未完成采访的手记》，前者具有实验性，后者是因为受访人突然逝世，《当代电影》杂志刊发了纪念专栏，这两篇《采访手记》写得更长且更细。书中收录的几篇《访谈录》，分别在《当代电影》和《人民艺术家》杂志发表，限于杂志栏目的篇幅，无论原始访谈文本有多长，都只能整理编纂出1万至1万5千字的文稿发表。访谈文稿的呈现形式，对文稿的选择与删减，不仅与杂志及其栏目的具体要求有关，也与整理编纂人的口述历史观念和方法有关。将这几篇访谈录收入集子，是想列举编纂整理实例，增加可读性。

这部《口述历史杂谈》能够结集出版，要感谢我的妻子朱侠。这些年，我从事口述历史采访、编纂和研究工作，她不仅是坚定的支持者，还是热心的推广人。上一本《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就是她帮我联系出版社、联系责任编辑，这一个集子又是由她主动帮我推荐给海豚出版社的社长俞晓群先生。

我早就听说过俞晓群先生。读过他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和海豚出版社主持出版的诸多好书，从“新世纪万有文库”和“海豚书馆”中获益良多。也读过他本人的著作，如《蓬蒿人书语》、《人书情未了》、《前辈》和《那一张旧书单》，深知这位抱负非凡的出版家，是个厚意痴心的爱书人，也是个视野宽广的爱知人。俞先生愿意出版此书，是这本书的幸运，也是我本人的幸运。感谢俞先生！

感谢责任编辑曹振中先生！感谢他敬业乐业，清晰的编辑思路，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感谢他和风细雨，有很好的建议而不强人所难。

感谢所有的受访人，感谢他们的坦诚和作；感谢所有曾和我一起工作的搭档及团队伙伴；感谢所有与这本书相关并付出过智慧和辛劳的人！